前言

　　难以想象出这样一个时代，经济与技术这一对孪生力量将会有着比当前时代更为深远的影响。自二战结束以来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同时代计算机的发展，已相当程度地改变了我们所发解的社会。一些人曾论说，这意味着一场与十九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相类似的变革大潮。的确，在最低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经济关系中的技术革新与变革会对习惯、民风、观念与认同等我们一般与文化这一观念相联系的所有东西产生影响，这是本文的首要、也是不存在多大争议的前提。这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变革可以影响人们相互间政治性地互动的方式，还因为许多国家已将文化变革视为一种威胁，并着手推进和维护他们所认为的自己的民族文化。本文就要分析技术的某些变化是如何影响这些政策的。

　　本文尤其关注两类变化：以全球化形式表现的经济变化与诸如运用于视听传媒的技术变化。首先请允许我讨论全球化的影响。我所使用的全球化一词指的是世界市场的日渐一体化及那些领域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和最明显的竞争优势间的日益结合。加强一体化的倡导者们强调效率带来的收益与对世界发展的日益加快的影响，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利用了这些发展以拓展其出口市场、吸引外部投资从而实现了收入增长的少数新兴工业国家。总体上，全球化的到来已为人们所积极地、在一些地区——尤其是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流行的地方——甚至是热情地接受了。

　　当然，也有许多人对全球化没有热情可言。自世界贸易组织（WTO）1999年12月西雅图会议后，每一次主要的经济峰会与国际贸易谈判都为抗议者们所欢迎。抗议者们包括诸如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样的边缘因素，还包括如同代表着环境保护主义者与工会等的渐进运动团体的代表者们。后者害怕，随着制造业等的就业机会迁入劳动力更为便宜、且对公司的环境与安全规范不那么繁重的国家，他们的生活将跌入谷底。

　　全球化与美国化

　　在抗议者们认为全球化剥削了第三世界的同时，劳工组织抗议者的逻辑却是，全球化导致了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代价正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可理解的是，不同国家及它们国内的不同团体的经济利益是各不相同的。然而，经济利益不那么分裂的区域是文化区域。在这里，恐惧是基于对娱乐产品市场可能会被美国公司控制。好莱坞的电影与电视产品可在全球任一角落找到。在电影领域内，大量的电影院都在放映美国影片，不管电影院是纽约的、巴黎的、开罗的还是汉城的。譬如，就在法国这样长期以注重文化问题出名的国家，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的市场份额仍占到了53.9%—63.2%。另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有90%的电影院都在放映美国片。法国与澳大利亚都曾拥有繁荣的国内电影工业。这睦国内工业是相当脆弱的。在电视领域，美国电视剧出口的收益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总和。

　　美国统治的原因

　　如同社会世界的绝大多数领域，视听娱乐的世界市场统治的原因是复杂的。美国并非一直是电影领域的统治力量。至少在最些年代里情况不是这样的，一战以前，美国从法国进口的电影远多于法国从美国进口的电影。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生产崩溃、而美国和产和平地持续发展，这可作为部分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因巨大的美国市场而成长起来的演播室的巨大财富，使得好莱坞电影可获得欧洲人梦想的生产价值。巨大的生产需求、多元文化的国内观众等各种因素也赋予好莱坞在竞争世界观众时的更大竞争力。

　　最重要的是国内市场规模。这在电影方面是重要的，而在电视方面则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电视剧可划分为三份：两份是国内市场，一份是国际市场。一部电视剧第一次是卖给有线电视网络，第二次由联合企业或财团卖给地方频道——以第二市场著称，第三次，电视剧卖给了其他国家的网络商。这大大降低了广播商的每部电视剧的购买费用与许可证费用。这样，一部美国电视剧的许可证费用经常为其他地方生产的电视剧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浪潮进一步促进了好莱坞的利益。二十世纪80年代，欧洲和亚洲开始禁止私人电缆、卫星和广播网络，但观众仍然保持相对稳定。那是因为，新网络数量倍增，但它们得竞争数目仍相同的观众。结果是大多数国家电视剧市场的碎片化。因为新网络是靠广告支撑其开支的，因而任何一部电视剧的观众人数减少及随之而来的广告费的减少，使网络商对设计费用尤其敏感。尽管人们宁愿观看国内生产的电视娱乐片——除开他们对美国片的近乎普遍的喜好之外，网络商仍有买美国片的动机。

　　这一经济统治的后果是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感到，他们正处于被美国文化淹没的危险之中。现在，不管这些观念是否确切，我将先把这一问题搁置一下。有足够的理由说，对许多国家的文化部长而言，全球化在这里就是美国化，他们不喜欢它、而且正就它做着某些事情。

　　国家所做的，最多的是给予国内电影与电视工业补贴，并对在黄金时间播放的外国节目实行配额限制。正是这后一政策被技术变革置于危险之地。

　　配额

　　从法国、澳大利亚、韩国到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全都执行旨在为他们自已的节目保留相当大的公众空间的政策。在一些国家增加电影的配额时，所有的国家都在讨论黄金时段的电视配额问题。最著名的是欧盟指导原则所确立的电视无界规则。这一指导原则要求，成员国必须为欧洲的节目保留60%以上的黄金时段，其中10%的必须给予独立的欧洲公司生产的节目。尽管各国都认为欧盟指导原则的措辞不过是种外交辞令而己，但就连高度新自由主义的英国也倾向于保留这些配额。欧盟的其他成员国态度就更为坚决了。巴黎为法国产小说电视剧保留了50%的时间，而新闻、运动及游戏等还不包含在这一配额内。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很明白地阐述了文化保护政策。澳大利亚人甚至比法国人更有选择性。他们为澳大利亚节目从早上6点至午夜保留了55%的时间，其中对戏剧、记录片及儿童节目给予不同的配额。加拿大要求，晚间节目的60%、全年节目的60%以及任6个月时段内节目的60%都必须留给加拿大电视剧。韩国也保持着一个精细的配额体系，以保护国内的电视生产商，并最终地保护韩国文化。韩国电视广播产必须限制外国电影不能超过所有节目的15%。有线电视网必须有70%的节目是韩国国产的，其中科学、技术、文化以及运动频道应占50%。

　　的确，发展程度与经济哲学都不会成为文化保护主义的障碍。诸如法国与韩国等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运用了这些保护措施，但英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也是这样做的。党派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允许一个人简单地预言一国的文化政策取向：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保护规则为保守联盟所扩充，而在法国杰克—朗社会主义者与保守的雅克—杜蓬都推荐实施掏美国化的政策。

　　在电影领域，法国为放映法国影片的电影院提供津贴，而韩国却宁愿使用大棒政策而不用胡萝卜政策。韩国电影院一年内播放的韩国片不得少于120天，例如，韩国影片的放映在韩国电影院里必须保证一年至少占到五分之二。

　　新技术

　　大量新技术为这些文化保护主义政策带来了威胁。它们包括，为了便利消费者而产生的直接卫星广播、数据传输近距录像播放、数字压缩录像播放以及因特网的网络传输。也存在可能强化文化保护主义的技术革新，我将在下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广播配额所面临的最古老的技术问题是通过卫星直播（DBS）。广泛应用了十几年后，这项技术可以使消费者建起比餐盘大不了多少的卫星接受器，可接收很多私人公司的节目。向其欧亚订户提供这些选择的公司常常驻在与订户不同的国度里。它们提供混合节目，由于价格的原因，其中大部分来自好莱坞。欧盟委员会允许国家执行配额，这已由《无边界直接电视》合法化了，欧洲法院已将国家配额的立法范畴延及卫星，但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对那些幅员广阔的国家来说，卫星轨迹的性质使得卫星天然就是国际的，且被公司使用卫星的实践所加强。象TNT、漫画网络之类的公司利用卫星的广阔范围，用多声道运营节目，可用多种语言广播。国家对禁止无视配额的通过卫星直播传输所能做的太少。技术上讲，这可能要求堵的办法，运用一种即刻能将之堵塞的技术，但这技术将和仅与非民主政府相关的实践相连。正是如此，对堵的国际谴责是不够的，欧洲法院规定欧盟国家至少不能采取过度措施封锁跨国接收。

　　更新的技术也同样威胁着配额体制。有利于好莱坞、颠覆国家配额的另一项技术是数字压缩技术。后者，同文件相似，是建立在工程技术的洞察力基础上的：所有的电视画面因素并不都是在运动。如果只播需要变化的象素信息，这将会极大的减少需要传导的信息量，并将会成百倍的扩大这一范围的能力。成象技术使这得以成为可能。许多国家地区已有成象的试点节目，如葡萄牙、香港。在美国和英国有卫星传送的更小的节目。成象技术使观众可库选影视节目，并可随时收看。当权衡他们当下的娱乐兴致时，观众不愿对国家配额立法变得太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配额将会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