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全国106万人报名应考2010年公务员，应考人数比上年增加29万。平均每69名应考者中录用1名。13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15,000人，不少单位报考比超过1比100，科技部欧洲处主任科员竞聘者有156人；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是海关，考录比竟达4080:1!

上述消息，与当今社会上大学生中流行的“到机关去”的行动口号正相吻合。如果把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60年来指导人们行动方向的口号加以汇集，那么可以归纳题为《到哪里去》的一组资料，从中发现人们社会价值判断发生了很大变化。兹将半个多世纪来指导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行动方向的口号辑录如下：

50年代，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60年代，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0年代，到农村去，到贫下中农掌权的地方去；

80年代，到深圳去，到特区去；

90年代，到外国去，到三资企业去，到最能挣钱的地方去；

新世纪的今天，到机关去，到能够运用权力的地方去。

这样的一个描述虽然并不全面，但我们仍可以看出，指导人们行动方向的口号几乎每隔10年就有一个渐变。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选择目标，多与政治相关联，年轻人满腔热血地把到农村、边疆等最艰苦的地方，作为为祖国作出奉献的首选；80年代以来则与经济相关联，把到特区、三资企业、发达国家作为首选，进而把金钱驱动作为指挥棒；近年又出现了“公务员热”，把党政机关作为职业首选目标，其动因多为公务员收入既高又稳有关。结果是“官本位”得以滋长，“有权就有学问”、“官大学问也大”，足以和“有钱能使鬼推磨”并列起来，成为讽刺性的不争事实。金钱扭曲社会道德，以致一些官员热衷于权钱交易，打造权力期股、“权煤交易”、“权房交易”、“权色交易”之类行为早已为百姓所深恶痛绝。

有一首反映社会心态变化现状的讽刺性打油诗，把一些人追求功名利禄的丑陋风气描写得淋漓尽致。这首打油诗表明，似乎什么都是处于理想状态的，什么权力、地位、金钱、美女、旅游、玩乐等等，所追求的真正是神仙过的日子!诗中特别有这样两句：“每日睡到自然醒，薪水领到手抽筋。”民谣往往是民意的反映。打油诗更多的则是通过讥讽社会现象，反映民情民意。在物欲至上的氛围下，权力和知识二者的地位正在相背而驰。伴随“官本位”上升而来的是知识贬值复归。“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教师法》遭到践踏，第25条有关“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略高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法律条款无法在全国执行，迄今只有个别省份坚持依法尊师重教，大多地方恰在如何界定“工资”、如何计算“平均工资”、“绩效工资”上玩弄花样；某大都市将十多年前制定并颁布的有关对该条文解释量化为“高出10%”的地方法规束之高阁；如今大学教授、研究员的薪水只能与科长相当，成为“科级教授”、“科级研究员”，竟比“教授职级高于副厅（局）级”的法定标准接连倒退三级。大学退休老讲师养老金低于退休技工！

知识持续贬值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诸如，有三分之二的博士集中到了党政机关，似乎大批博士是专为机关培养的。某市招聘十多名科级公务员却有二百多名博士应聘，表明科级公务员比博士要“值钱”得多，因此提出了“博士最适宜干什么工作”、“培养博士的目的是什么”等理论上值得玩味的问题。在实行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两制并存”的单位出现了事业编制人员人心向往公务员编制的情形。另有新闻称：《就业难收入低导致不少农村学生放弃高考》，这表明城乡差距正在拉大，农家子弟上大学变白领让“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更加难走了。

官员权力上升和知识贬值复归，是同一问题的正反面。由此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权钱交易频繁发生，以权谋私现象增加，以至出现了“两个流失”：人才因知识贬值而流向发达国家，留学人员毕业后大多滞留国外；财富随贪官外逃流向发达国家。

学者的一篇高质量论文往往是呕心沥血的结果，其所得稿酬即使买方便面充饥也不足以弥补撰写期间的餐饮支出，却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50年前马寅初先生所倡导的计划生育人口理论若付诸实施足以减少2亿~3亿人口，需要几个袁隆平式大科学家的高科技付诸实践才能养活。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他们所创造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而科学家的造就只有依靠兢兢业业皓首穷经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才行，任何抄袭、剽窃、交易、购买、行贿、代笔、暴力干预等不端行为都无济于事。

种种迹象表明，一旦社会价值判断发生变化，接踵而来的是荣辱观、权力观、知识观、名利观等都会跟着发生变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当前亟须防止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即权贵掌控资源，利益集团操纵民生，缺少法制约束，贫富差距悬殊的“坏的市场经济”，这当然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从乐于奉献社会到追求金钱权力，价值判断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其原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遭到忽视有直接关系。因此，今天更加需要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阻止价值判断标准剧变。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