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利的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海地震后骚乱频发，闹事者劫掠商店、袭击物资运送人员、危及救援人员安全，灾民处境堪忧。
由于缺水少粮，分发食品时也常发生哄抢情况。
一些住在临时帐篷里的灾民说，窃贼洗劫商店，还盯上了他们的财物。
一些人不顾余震危险，钻入尚未完全坍塌的商店、民宅、政府建筑，寻找食物和饮用水等。他们拿走一切看到的商品，不管有用没用。
“许多人有武器，街上好多罪犯。”一名警员告诉法新社记者，“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们朝一支巴西救援队开枪。”16日白天，两名多米尼加籍救援人员在太子港分发救援物资时中弹受伤。
联合国15日晚考虑到不远处发生骚乱要求其医疗队队员撤离一家临时医院，为防止失窃或遭哄抢，带走了大部分医疗物品。
太子港倒塌的总统府外，戴着蓝色头盔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向约4000名饥饿的民众派发食品。但很快，灾民们完全不顾全副武装的维和人员，开始哄抢食品，场面顿时失控。无论维和人员怎样警告，人群依然汹涌而来，维和人员被迫后退，大量豆类、大米被一抢而空。混乱中，一些体力不支的民众被踩在地下；一位孕妇由于孕期反应严重，不停地呕吐，但她仍然大张着嘴向维和人员示意，她饥饿难耐，却抢不到食品。
想一想，如果没有维和部队的介入，海地的情况将会怎样？毫无疑问，集体的理性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掠夺。掠夺的发生与扩展，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掠夺会发生？权力的丧失。政府功能的丧失，民众无法从一个权力巨大的组织通过传递获得权力。随着民众权力的丧失，社会迅速退化到自然界的状态——弱肉强食。匪患横行、强盗猖獗，暴力丛生，掠夺就会肆无忌惮的迅速扩展。
所以奥尔森说，“事情的逻辑——以及历史上的信息和最近的观察——表明，固定匪帮持续的剥夺行为要比无政府状态更好。”
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掠夺外还有很多。权力由于自身的逻辑，他的运用尽管并不能一劳永逸的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一一的来解释。
市场的扩展与深化，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持久的繁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繁荣”，“他通常并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市场正是在通过利他而利己的逻辑的指引下，给人类带来了繁荣。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市场渐渐地暴露出他的局限甚至弊端。
出现了一个问题：市场失灵。
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解决的办法也不同。
马克思认为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呢，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建立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陷阱，从而既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使得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这是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西方学者评论道:“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
而后与凯恩斯理论逻辑相似的罗斯福新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 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以至于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最终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
科斯（1937）认为，市场当事人无法有效地订立合约可能是由于谈判、监督和实施合约要支付要素投入的成本。只要存在某些条件使得这种交易有成本，市场就可能无法达至再无摩擦的情形下所能达到的有效均衡。而以下情形都会产生交易成本。
第一、 信息的不对称。乔治阿克洛夫指出，当买方在面对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就可能产生低效率。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溃，或者市场萎缩，以至于只有劣等产品充斥于其中。
第二、 垄断力量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第三、 生产的外部性。
怎么办？
在经济学家阿尔钦教授与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看来，科层是一种增进效率的秩序形式。科层改变了激励制度，通过为下属与上级创造激励来重新协调好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之间的关系。
实际这是与科斯的逻辑是一致的。市场交易产本太高，通过交易内部化来化解这一难题。于是，企业出现了。
市场的低效就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典型的例子。
经济学家对市场低效的原因分析不尽相同，但是最终提出的解决办法都一致的用到一个东西，那就是权力。
无产阶级专政，是权力。
政府的干预，是权力。
成立企业，一样是利用权力。
实际市场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低效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另外的跟经济稍有一点距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悬殊。在市场竞争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贫富差距有自发扩大的趋势。
第二个问题道德的滑坡。市场在人类社会扩展的过程中，有一种力量在促使道德体系的崩溃。历史与现实都可以明确的看到这一点。假冒伪劣、制假贩假、滥用违禁物品、欺诈、商业贿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等。逻辑也很简单。市场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彼此相互依赖，而这，给威廉姆森教授认为的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损人利己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在老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在利益的面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道德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一种结果：掠夺无处不在。
第三个问题就是享乐主义盛行。一方面，市场让财富集中，另一方面也让享受财富变得轻而易举。只有有钱，什么都可以通过市场获得，而这毫无疑问会助长享乐主义的发展。环顾我们的世界，奢侈的行为随处可见。昂贵的奢侈品例如过亿的豪宅、超过千万的车子，近万元一瓶的红酒总是可以找到他的买主。
上面的问题，最终一样可以导致集体的无理性。中国的历史一次次的证明了这一点。
而要化解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权力的介入必不可少。法律的制定、政府政策的推行、教育的普及就是权力介入的结果。自由媒体的介入、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民主制度的实行，人权的发展改变了社会权力的分布与运行。
除了市场的角度，人类社会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观察。下面看看另外的经济学家从市场以外的角度来观察、解释这个问题。
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公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实际很简单：搭便车。公共利益存在外部性，不具备排他性，而个人的成本则由个体全部承担，自利的个体，只有在个人成本低于最终收益的时候，才有可能去促进公共的利益。何况即使这样，也可以有更优的决策，让别人去做，自己不用付出成本，但是可以享受全部的收益。现实中往往是个人的成本远远大于公共利益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于是，每个人的策略就是不去促进公共利益或者损害公共利益。最终的结果就是集体的无理性，“三那个和尚没有水喝”。
这和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吻合的。
贪官，大家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可是就是没人去举报、去揭发。很多贪官下台之前，民间就已经有很多的议论，甚至民谣。
村里的对外马路年久失修，到处是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就是泥泞不堪，给村民的行动带来不便，也给物资例如煤、粮食等的出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村民办的企业给村里的环境带来了污染，企业主、村民都是受害者。关停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奥尔森还用这种逻辑解释了国家的兴衰。回答了“为什么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能够创造出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为什么像美国、英国这些受战争影响比较小的国家反而经济呆滞？”
奥尔森指出，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
“不对称”确实存在。例如房地产政策的调整对地产商、银行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他们会积极的影响政府的行为。但是，也有很多不对称的情况，例如环境污染、高企的房价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民众。
“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而这个就必然要涉及到“权力”。
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指出经济吃呢个共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一个是没有掠夺行为。而要实现这两点，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必不可少。所谓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指的是“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
显而易见，奥尔森的答案是通过强大的权力来化解集体行为的困惑。
然而，奥尔森的这种逻辑有两个漏洞，第一个是如何界定掠夺行为。第二个就是如何约束政府自身的掠夺行为。民主政府，尽管权力受倒了极大的约束，然而掠夺行为一样并不鲜见。专制政府就更不用说了。政府权力的加大，有可能促进这种掠夺。
而掠夺行为的界定更是复杂。而防止，更是成本巨大，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够条件的购房者，通过伪造个人数据，从银行贷款，这就是一种掠夺的行为。最终导致美国的次贷危机。
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由于涉嫌制造美国历史上最大金融诈骗案，被美国检察官以11项罪名起诉。其旗下客户账户的基金总额高达648亿美元，这远远高于麦道夫自己早先承认的500亿美元。如果不是金融危机，这种行为会受到惩罚吗？
政府如何防止这种掠夺呢？
波兰尼早就说过，“除非终极权威为无所不知的观察家操纵，并且所有的下属又都会乖乖地听命于上属的安排，否则，如果个人都只是血肉之躯，只掌握着有限的知识与技能，最高决策者便会负荷超量，力不从心，下级便会扭曲信息，取悦上级，而信息歪曲乃至信息丧失以及与此相关的绩效与期望的反差又会引发协调与指挥的失灵。”
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实际也是描述类似的问题。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女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从博弈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揭示了公共领域“另一只无形的手”的运行逻辑，奠定了“多中心理论”体系的基础。整个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够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通过自主性的努力并非由政府作指挥，去克服搭便车、回避责任或机会主义诱惑等的问题，以实现持久性共同利益。也就是波兰尼认为的相对于“由上而下的指挥秩序”的“多中心的秩序”。
何谓多中心秩序？奥斯特罗姆借用了波兰尼的“多中心”一词。在波兰尼看来，在多中心秩序这种秩序中，许多行为单位既相互独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又能相互调适，受特定规则的制约，并在社会的一般规则体系中找到各自的定位以实现相互关系的整合。
在笔者看来，实际这是让权力的适度集中，但同时又让社会的权力保持一种均衡的办法。
私有化，导致权力过分的分散，政府管制又会导致权力的过度聚集，这两种方法在短期内都可以取得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暴露出它的弊端。
实际在私人事务领域，人类的进化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在前进。现在市场中，参与的并不都是一个个个体，而是一个个企业。这就是一个个的“权力中心”。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虽然我们可以看做是一个私人事务，但是换一个视角，也是一个最大的公共事务。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一样可以搭便车，一样可以导致集体的无理性——经济衰退。
一个个权力中心——企业的产生、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化解集体行为的困惑。
再看看增加就业岗位与增加自身的福利，对于劳工而言，就是一个公共的事务，而各种工会的成立，改变了劳动者整体的处境与待遇。
但是，在公共事务领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权力中心”的产生是受到限制的。就像在有些国家集会、组织社团、非政府组织、游行、组织政党等等是被法律限制的。因此，在公共领域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多中心”。唯一的选择就是政府来分配。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刊登于齐鲁晚报上的一篇文章。
“黄石公园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以保持自然风光而著称于世，景区内可供游客行走的只有几条弯曲的小道。那天我们几个同学在泉区照相，为了更好地取景，大家一不留神站到小道之内生着野草的区域。刚刚照完一位，就见一位年轻的白人妈妈牵着女儿走过来提醒说：“不可以站到道路以内，你们应该出来照相。"边说边用脚点一点硬化的路面，我们点头连称“yes"，一边加快了速度。因为有两三位同学轮流站位，等第二位同学刚刚站上，年轻妈妈再次过来制止，大声说：“你们触犯了法律知道吗？请不要到道路以内照相！"我们看看脚下，不过跨进一步，最多越轨一尺，心想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最后一位同学想赶紧照完这张相走人。这时年轻妈妈白皙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通红，严厉地更大声说：“你们再不听，我要叫警察了！"她认真的样子可不像是开玩笑，我们只得迈出草地作罢。”
公园的设施的保护，是个公共事务。从我们身边的情况来看，私有化与政府管制显然效果不佳。而这种公民”管闲事”的做法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实际这就是“多中心”理论的逻辑——公民自主治理。每一个公民就是一个“权力中心”。
关键是，公民有权力吗？《参考消息》上新华社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美国人爱管闲事说起》，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学者在国内某商场购物，排队等候付款，正好轮到他时，突然一个彪形大汉插在了他前面。学者质问，“就那么两个人，你还不排队”。那个大汉回过身，两手揪着他的衣领，“排你个鸟，我揍你丫”。学者说，当时就有个商场保安站在旁边，看见了却装着没看见。”
再环顾我们国内，许多公共问题危机的泛滥，像随手扔垃圾、破坏公共设施、闯红灯，占用行人车道，排队加塞，噪声扰民甚至环境、教育、医疗等等，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的明哲保身，之所以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公民没有权力而已。
而这又和奥尔森理论的逻辑联系起来了。
更多的学者后来进一步探讨了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
研究发现，40％到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即“条件合作者”和“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助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惩罚搭便车者。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著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从而防止陷入集体行为的陷阱。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著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从而防止陷入集体行为的陷阱。
“志愿惩罚者”就是一个相对于政府这个“权力中心”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然而，它的存在是需要条件的，并不稳定。当条件慢慢的恶化，很有可能会渐趋消失，变成“理性利己主义者”。“权力中心”消失，公共事务就会慢慢的陷入集体行为的困境。
这正是中国现在的现实。
博弈论，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把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的逻辑看的清清楚楚。
先看看著名的囚徒困境。
1950年，由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
用表格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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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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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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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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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服刑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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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服刑10年，甲即时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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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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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服刑10年，乙即时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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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服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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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就是都会认罪。
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团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
典型的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如果孤立的看，也就是不考虑外部环境影响、单次的博弈，这种结果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好在孤立的这个条件往往并不能成立。
现实博弈的双方之间的关系要比简单的博弈矩阵中的要复杂得多，而这正是破解囚徒困境的关键。
如果存在第三方对博弈双方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避免博弈困境。
如果博弈的一方对另一方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一样可以避免博弈困境。
重复博弈，任何一方有权力对另一方的“自利”行为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可以防止困境的出现。
然而他需要的两个条件现实中可能都不存在。博弈不是无限次的，一方很有可能没有惩罚另一方的权力。就像专制者与臣民的博弈，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陷入这种困境。最终集体因为无理性而崩溃。
就像征税，过高的征税显然最终会让征税者与被征税者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从而陷入集体无理性的陷阱。然而，历史上“杀鸡取卵”的专制者比比皆是。最终王朝覆灭，百姓罹难。
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有一句名言:“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这就是悲剧的直接原因。
问题是，一个人凭什么要去考虑他死后的“洪水”呢？个人的自觉终究不可靠。对于许多人来讲，生前的享受比身后的洪水要有吸引力得多。
另一方——民众的权力才是防止这种悲剧发生的最可靠的保证。皇帝可以不管死后的“洪水”，但是民众不能不管。
但问题是，民众有权力吗？
多人的博弈，不管是单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从理论上来说，合作的崩溃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不可避免的会掉进集体行为的陷阱。
“在涉及十个行为主体的试验中，略微超过半数的行为主体一开始采取合作的策略，接下来合作的人数骤减。每一个人都知道用自己的不合作去惩罚他人是理性的，于是这种不合作就不可避免的像滚雪球一样愈演愈烈。” 这是研究者实验观察的结果。
更多的人呢？
俗定理（the Folk Theorem）证明，任何重复囚犯困境博弈都有无穷多种由理性自利行为人作出的长期均衡结果是可持续的。
但是，这些结果中，很多就陷入了集体行为的陷阱，最终导致集体行为的无理性，甚至崩溃。
帝国的灭亡。
民族、国家的兴衰循环。
王朝的覆灭、更替。
贪污腐败行为扩散与深化。
道德沦丧，世风日下。
人民公社带来的严重后果。
企业的低效、破产。
一次次的经济危机。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组织摆脱了一些集体行为的陷阱，避免了无理性。
很多企业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在发展壮大。
很多国家，由专制走向了民主。
很多国家，道德滑坡并没有出现。
导致集体无理性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人类始终面临这种风险。但是权力的运用是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的。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报道，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碰到，在公共汽车上面，小偷或者劫匪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如入无人之境。每个人竟然乖乖就范交出钱物，无一人挺身反抗。
实际，从理论上来讲，这是很正常的。自利的个体很有可能会导致这种结果。破解这种困境的方法很多。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
有一年，我原来上班的公司春节放假，由于是集体买的票，几节车厢都是公司的员工。有一伙小偷，溜进员工所在的车厢行窃，结果当然大家都想得到。一个员工把门一关，关门打狗。
这种结果避免了集体行为的陷阱，原因可以做多方面的解读。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里权力的作用。
如果小偷在偷你上司的钱包，你会不会不做声，当做视而不见？
如果小偷与你的上司开始拳脚相加，你会不会出手帮助？
如果你的上司叫你扑上去，你会不会拒绝？
同样，是你的同事呢？
由此可见，正是公司的员工之间的权力关系与公交车上乘客的权力关系明显不同，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权力在防止人类掉进集体行为的陷阱，从而导致无理性这一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企业、军队、政府、工会、协会、非政府等组织的出现。
法律、制度的制定。
民主制度的出现。
领袖的出现。
公民个人权力的保护与强化。
这些都是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
但是，我们要清楚，导致集体无理性的原因，也就是说左右重复博弈最终均衡结果的因素非常多，至今人类尚无法完全解释。权力并不能完全防止这种无理性的出现。
同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他同时也可能直接导致无理性结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