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郎咸平的敬仰与担忧（2月7日）

关键词：

郎咸平是个德高望重的经济学者，这不仅在于他敏锐的思维角度，独到的表达方式，更在于其特立独行的性格，本人跟郎先生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到目前为之，想来仅仅有三点：

2007年2月底，本人参加搜房主办的论坛，其间聆听了他持续两个小时的演讲；其后，本人在其“二元经济理论”推动下，并冒昧地提出了中国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2008年，价值中国网进行持续半年之久的“影响力百强”评选，最终本人与郎咸平教授同列百强之内，他排名第54位，我排名第55位。周其仁、陈志武等著名教授也名列百强名单之中。

当然，本人很是理智清醒，本人与郎教授是难以相提并论的，不管是经验、声望还是水准，本人都难以望郎教授之项背。而其他专家学者由于事务缠身，并没有在整理自己的博客方面投入相应的时间与精力，才使得本人得以取得如此成绩。

能与如此众多知名人士为伍也是本人的荣幸。

前几日得到群里朋友的分享，聆听郎教授于2008年夏天在宝钢持续两个小时的演讲。其间对郎教授的理论有了深层感悟，并深切交杂着对其敬仰与担忧的情感。

一、先说敬仰！

郎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谓见解独到，一针见血。

1、比如血淋淋的外汇：

砍了20%的树去做了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一次性筷子，卖给日本人换取低廉的外汇。其中，在制造业中，美国把设计、采购、运输、订单、批发、终端零售等六个环节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只把其中10%留给了加工厂与制造环节，而为了那仅有的10%，还要让中国付出资源遭到破坏、环境遭到污染，劳工受到压榨与剥削等巨大成本；其中劳动力成本，仅仅占到中国制造产品总体零售售价的2.5%，即使如此，还要忍受抛家舍业，丧失人伦纲常之苦。中国貌似庞大的制造业，仅仅居于价值链的最低端。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化分工”。

——难道不是血淋淋的外汇吗？

而这2万亿外汇储备就意味着给美国创造了18万亿美元的价值，相当于80万亿人民币的产值，即使在中国的制造业都没有利润甚至赔钱的情况下，美国的产业依然取得了毛利率40%，净利率20%多的骄人战绩。

从经济结构角度看，以制造业为主的，而且为中国经济税收与就业压力分担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正在面临全方位衰退。但钢铁业达到每年30%的增长，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随着经济结构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逐渐恶化，民营制造业做不下去之后会干什么？

郎咸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抨击是通俗而透彻的。每次残酷的预言都最终被不行言中，但在对中国同行们、领导人们的嘲笑之余，他却没有从中得到丝毫快感，感受到的却是悲凉。

比如《新劳动合同法》在立法的时候用支持者来论证，而且没有经过试点就迅速推出，这很导致中国民营企业在2008年如骨牌般倒闭的元凶之一。甚至造成了企业和劳工的双输局面。即使中央领导去实地考察，所看到的都是被包装过了，粉饰太平的假象。

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看，劳动合同法的精神意义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不管是否执行，却是企业家头上的一把剑。不考虑的话不成熟，考虑的话就不做了。

在本人看来，《新劳动合同法》很容易取得为了保护一个弱者而打压另一个弱者的效果，因为这不单纯是“一而二，二而一”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包括（A）民营企业和他们的员工（B）国营企业和他们的员工（C）政府机关以及里面的公务员（D）外资企业及其员工。每个阶层相对于一些人是弱者，但相对于其他阶层就是强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造成了《新劳动合同法》导致30%以上的企业扛不住。

这个因素与其他各种因素一样，对中国民营经济构成了围剿追杀，但在D类因素看来，刚好可以实现“坐山观虎斗”，并趁机实现其战略图谋。

郎教授认为，人民币迅速增值，民营企业集体倒闭潮，并不是最可怕的，冬天刚刚开始。

再看号称拥有8大原则57条款的《反垄断法》。因为立法者与执法者在法律常识方面的欠缺，不晓得民间呼吁的是什么？而最终只能让《反垄断法》成为微软之类的巨无霸企业堂皇地在中国市场横行霸道的法律武器与合法帮凶，而不会给中国自己的企业任何帮助。

——郎教授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差别。

“反垄断法”1890年来自美国，而在执法之中，是依靠民意来断案的，做出裁决的根据不是靠英明而睿智的法官，而是靠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与陪审团。中国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反，制订并执行了反垄断法，只会助长代表列强的国际资本在中国更加肆无忌惮。

根本原因在于，英美法系是普通法系，是以公序良俗（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为依据的，比如第一太平洋与银广夏这些官商勾结的案子，在应用大陆法系的国家是无法判案的。因为没有法条可以判案。

而在英美法系，评审团会认为“伪造出口单据与伪造成绩单本质是一样的”，是一定要被罚到穿不起裤子的程度的。英美法系不需要条文，不靠法官判案，而靠评审团判案。而在评审团看来，违背社会原则的就是有罪的，让老百姓看着不顺眼的就是有罪的。

相反，在中国，立法者与执法者都是精英群体。而任何精英都是偏执狂，都希望把自己所能够想到的任何一种违法的可能性都想到，并制订成法典，在此规定之外，“法无禁止则为可行”。

郎教授认为，法无规定一律合法，既然如此，假如你成立一个机构，不是社团法人，也不是公司法人，就没有法律可以规范它，那么你所以做什么都是合法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都是精英主义的可怜虫。英美法系在中国没有人懂。真正有水平的是评审团里的那些农民。

不仅反垄断法条文不够，不懂的人来执行反垄断法，甚至是《新劳动合同法》之外加在企业头上的另一把剑。

在以英美法系为基础的国家，聘请职业经理人做企业领导人，做好是应该的；但在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恰恰相反，做不好是应该的，因为激励措施不到位。但做好了就会起贪念，就会通过MBO把企业变成自己的，而且聪明的人在中饱私囊之后，法律还拿不出任何惩罚方法。

大陆法系的环境下，所有人都在到处寻找法律漏洞，并合法地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

再来看都有哪些国家在执行大陆法系。

法国属于大陆法系。加拿大只有魁北克属于大陆法系，其他都属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在欧洲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有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在英国，苏格兰受罗马法影响较大。

在美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的前殖民地地区推行大陆法系传统；有些曾是欧洲大陆国家的殖民地，后来转为英、美管辖的地区，如波多黎各、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等，在私法领域仍保持大陆法系的传统。

在亚洲，近代日本的法律制度和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也属于大陆法系。在非洲，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等国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北非、南非的一些国家也受到大陆法系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法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国家的法律也属于大陆法系传统。

——因此，大约可以说大陆法系的国家中的绝大部分，或者是以前的殖民地或者是现在的欠发达地区。

正是那种陈旧过时的立法与执法系统，导致了中国即使法治再完善，都未必会给普通百姓带来更多的福音。

郎咸平认为，领导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只有傻子才说自己聪明。

在宏观调控方面：国家一直在治理流动性过剩的状况，广义货币增长率持续在16%~18%之间，资金从过冷的方面输送给过热的方面；民营机构从制造业中抽出来，拿去投资已经过热并出现严重泡沫的房地产与股市方面；而像海尔、中粮之类的制造业的翘楚，甚至立白之类的快速消费企业都争相去拿地做开发商。

银行的资金运作，企业的资金运作，企业转型做开发商，这些都是导致房地产行业过热，泡沫难以被挤破的核心原因。

看民营制造业的利润率，06年5%，07年2%，08年为负，在这种情况下，扶植制造业融资减税，简直就是给已经熄灭了的火上添加柴禾。而郎咸平认为，央行2000亿资金给民营机构也未必是好事，而仅仅是往伤口上撒盐的行为。除了那些补贴给中小企业的资金成为坏账之外，也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郎教授例举，大清赔款也不过是向列强支付16亿两白银，但中投公司在投资两房所赔钱的规模为那些白银的11倍。投了黑石之后险些血本无归，在金融开放方面，建行上市付出了美国银行1300亿人民币。而且拥有了建行20%的股份，因此，由于上市定价权的旁落，不仅建行上市直接给美国的金融企业贡献了1300亿人民币的高额利润，其在全国16000个支行的网店。而在这些资本运营幕后操纵的机构，那些国际财务顾问都是美国联储的股东。

郎教授认为，大米+石油+铁矿石等等都是供大于求，但价格节节攀升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一场惊天大阴谋。

根本原因就是国际金融炒家料定中国肯定会买，并抢在中国买之前买，宣扬中国肯定会跟进购买，同时引起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恐慌性禁止出口，并进而抬高脱手价格，正是这些国际金融炒家把自己的盈利建立在穷国弱国的生计苦不堪言甚至很多饿死的基础之上，并导演了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的事实。

如此不仅使得中国在国际采购方面的成本大大提高，而且让中国成为那些承受涨价之苦的国家与地区的众矢之的的结果。虽然郎教授没有说出这种行为甚至瓦解中国费力建造起来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同盟的结论，但也仅仅为中国领导人留下一些颜面而已。

国际进口通货膨胀与国内经济的通货膨胀结合，使得企业运营成本以及个人生活成本迅速提高。而导致这一切的源泉就是中国所谓的精英政治与法治环境。

郎教授认为，市场在形成国际化的产业链之后，产业链的失控，定价权旁落，就意味着产业被垄断。产业链战争的时代，不是市场行为，是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因为他们坚信未来有更大的需求把价格拉上去，并静心设下圈套等待中国这样的国家往里钻。

结果导致了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必然过热，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必然过冷，二元经济理论下的中国表现出高压很高，同时低压很低的状况，因而无法医治，这就是以腐败带动发展的后果。

二、再说担忧！

开始谈到，本人与郎教授虽然相距甚远，但却对其游走于舆论非主流派的状况产生诸多隐忧。限于篇幅，仅仅说三点：

1、郎教授的受众感触难以支撑其长久受到追捧：

通常听众希望从你的演讲中得到什么呢？

肯定不是罗列问题，听问题感觉到的无非是你分析得多透彻，看得有多深入，描述得有多通俗，预见得有多前瞻性，如此充其量你不过是个高级愤青，是个难以阻挡厄运降临的偏执狂，是个拥有透视功能，把别人的隐私扒光并让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专门搞恶作剧的人。

听众们更希望你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如何去应对。在他们看来，任何停留在宏观层面的分析与论述，都仅仅是在隔靴搔痒，并不会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启发，当然，具体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问题是需要咨询公司的团队做的事情。甚至需要客户与咨询公司去协作才能够有积极的效果。

所以这种演讲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们感觉自己缺什么，并达到如饥似渴的迫切程度，让他们对你有所崇拜，你成为他们的偶像，但从神坛下来却感觉很失落。这个过程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

但时间长了，重复的次数多了，激情也被消耗殆尽，听众也厌烦了之后，被请下神坛也是必然的是迟早的事情，郎教授何以应对这样的反差？

2、高层不会听任有人一直如此“肆无忌惮”地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

既然中国自古有“文字狱”的传统，对言论封锁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甚至不排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及断章取义的方式，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论注定是会授人以柄的。

3、郎教授自己的立场、智慧与言论也很容易被那些国际资本所利用，这对郎教授是最可怕的。

在企业，Private 与public是相对的，当中间夹杂了国有企业，就会变得很复杂，三者呈鼎足之势的时候，原本简单的商业规则就会变得复杂，当这些东西与国家体制、政治制度、制约机制以及从历史上所延续下来的人性、权利等等因素相结合，就容易被人利用。

郎教授抨击的是精英而被奴役的决策，畸形而被扭曲的产业。甚至认为国际金融战需要两大条件，充沛的国际性流动资本，一流的最卓越的人才。当他对中国民营与国营企业都极度唱衰，并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国际化的卓越的人才，而仅有的非常充沛的国际流动性资本面对列强的国际资本与金融战的夹击下，简直是不堪一击的数字，所以按照这种逻辑来推导，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企业，最明智的决策就是待价而沽。

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呈现病态的高增长状态，这种病态增长让绝大部分理性的人士都难以相信。出现畸形性增长代表什么意思？这种增长是一种屈辱，是真正的殖民状态。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在这殖民化的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与所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在中国经济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下，又能卖给谁呢？怕是除了国际上的那些资本家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以出让的对象了；而一旦这个逻辑成立，导致那么多企业拱手卖给外资了，怕就已经沦落成为外人的奴才了！

如此，郎教授真的是被列强利用，一失足成千古恨，怕是连宗祠都进不去了！

贾春宝

2010年2月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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