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北大荒.知青岁月---
兴安岭上
（十一）喜荣归
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大约到了十月下旬，已经是冰天雪地、大雪封山了。我们也圆满地完成了筑路任务，接到下山的命令。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大家很早就起床，打好行李，列队下山。回头望一眼宿营地，那片寂静的、白雪覆盖的松林，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地方，今后可能很难有机会再来看你了。
这时，走在白雪覆盖的公路上，我们内心充满喜悦和荣光。之所以喜悦，当然是因为，很快就能回到嫩江平原、回到我们熟悉、温暖的兵团连队，见到我们挚爱的兵团战友了。至于光荣感，脚下的公路就是明证。当初上山时，艰苦跋涉的沼泽路基，现在已是平整、通畅的简易公路。尽管能力有限，我们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一份微薄的贡献。
虽然汽车已经能够开到山上，但是，下山开始的路程，靠的还是我们的两条腿。顺着蜿蜒而下的公路，我们背着枪支和行李，缓缓地行进着。大家口中呼出的水气，在棉帽子前沿以及棉衣的胸前，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走在下山路上，我的心情平静而坦然，再没有上山时那种焦虑、茫然的感觉了。望着公路两侧的巍巍群山、茫茫林海，漫山遍野披上了厚厚的银装。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不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走着走着，在光秃秃的落叶松林间，就会发现一棵樟子松，橘黄色的树干，深绿色的、郁郁葱葱的华美树冠，傲然挺立在冰雪覆盖的山岭上，透着一种高贵、脱俗、不凡的气质。这时，我感到自己整个心灵都被它净化了，情感也得到了升华。我想，这也是走上大兴安岭的一份意外收获吧！
大约走了三个小时，上午十点多，从山下迎面开来几辆解放牌卡车。可能是火车不等人，特意来接我们的。就这样，我们乘坐汽车走完了后一半山路。
中午时分，在偏僻的、冰雪覆盖的达赖沟车站，我们再次登上了闷子车。在当时，上山筑路的知青也只能坐闷子车，像现在那种最陈旧的绿皮列车也只是一种奢望。
此时，对于闷子车，我已经没有了进山时的好奇与新鲜感。不过，倒是又多了一种难忘的体验，那就是冷！
十月下旬，初冬时节将至，大兴安岭地区早已提前进入冬季了。尽管车上铺了一些小麦秸秆，但是，钢板焊就的闷子车通体就是一个铁皮箱子，人坐在里面，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一会儿就被它吸走了。
随着一声低沉的汽笛声，满载着原木和我们筑路知青的列车缓缓地驶离了达赖沟车站。我们站在闷子车门口，眺望着千里冰封的群山和茫茫的林海，逐次从视线中向后退去。根河、伊图里河…这些似曾相识的山区车站，依次从我们眼前掠过。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在高纬度地区，冬天的夜幕降临得很早，下午五点左右，天就黑了，车厢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
前半夜，战友们坐在车板上，棉帽子、棉手套捂得严严的，互相依偎着，感觉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熬着。过一会儿，就有人站起来，跺跺脚、搓搓冻僵了的双手，搓了半天还是又木又疼。不多时，有人要解小便，战友们帮着把车门拉开些，后边两个人拽着他，免得掉下车去，还没等解完，人就要冻僵了。那个滋味儿，只有过来人才会知道。
后半夜，出了一件事，让我们虚惊一场。因为太冷了，再这样坐下去，可能会冻死人的，战友们纷纷站了起来，有些冻迷糊了的战友也被大家拉了起来。记不清是谁了，想了一个险招儿。大家把行李物品集中在车厢的一头儿，随手把垫在身下的麦秸攒成一堆儿，在车厢另一头儿，点起火来，想烤一烤取暖。当时真是冻得受不了了，谁也没有多想，就点起火来。
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由于火车在快速行进中，闷子车箱不严实，特别是门缝漏风，火借着风势，一下子就窜起来了，半人高的火苗子。当时，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大家真有点儿傻眼了。刚才又冷又睏、迷迷糊糊的感觉立即抛到了九霄云外。情急之中，有人还喊了几声“停车！”。停车？可能吗？微弱的喊声，行车中的司机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这里着火了。只能自己救自己！于是，我们大家用棉袄、被子一起上，连扑带打，连滚带爬，折腾了好大一会儿，总算把火扑灭了。
这一夜，火车走走停停，我们在黑暗、冰冷的闷子车中坚持了十多个小时。
天终于亮了，火车在冰雪覆盖的山谷中缓缓穿行。大家拉开车门，借着晨曦和积雪的反光，互相一看，禁不住露出了一脸的苦笑。原来，经过昨夜的扑火大战，战友们个个熏成了黑脸包公，仅有一嘴白牙和两个白眼珠特别醒目。再看看身上，棉袄、棉裤上也沾满了黑烟。
在我的记忆里，这可能是我们上山下乡以来、也是有生以来个人卫生最差的一刻了。上山之后，三个多月时间用溪水擦身、洗衣服，内衣上、头发上长满了虱子和虮子，浑身发痒；茅草一样的长头发下，消瘦的脸颊上，胡子拉碴，加上一脸的黑烟，眼睛显得格外的大；被树枝挂破的棉衣露着棉花，头上是脏兮兮的棉帽子，脚下是冻得硬梆梆的、黑乎乎的棉胶鞋。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副埋汰、邋遢的样子。
这时，一位年纪较小的战友，调侃地冲着车门外的冰天雪地喊了一声，土匪下山啦！大家看了他一眼，立刻想起了电影《林海雪原》，禁不住都笑出声来。此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总之，苦涩和酸楚一起涌上了心头。
上午七、八点钟，火车在甘河车站临时停车。我们拿着洗脸盆，跳下车，接点儿水，迅速返回闷子车上，用毛巾沾着凉水，擦了擦脸上的黑烟子。心里想，我们是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现在的样子是环境造成的，身不由己呀！
中午时分，火车停靠加格达奇车站。上面传来指示，在这里有两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可以到街里走走，注意准时上车。
前文说过，这是我们第二次经过加格达奇。不知为什么，我从心里喜欢加格达奇这个清新、悦耳的名字。趁着这个机会，应该下车去走走。
我们下了闷子车，来到铁路北边的站台上。当时，简陋的加格达奇车站也没有什么围墙或是出站口。向前走出十几步，就来到了正对着车站的大街上。这条大街由北向南，从迎面的一座巍峨的大山脚下，一直延伸到车站前。说是大街，其实不过八、九米宽，沥青铺就的路面上，没有几个行人，显得十分冷清。
记得就在街头右手拐角处，孤零零地有一家饭馆。由于正值中午，饥肠辘辘的我们，推门进去想吃点儿东西。看看菜单标价，不觉吓了一跳，够贵的！一碟西红柿炒鸡蛋好像是一元五角钱。
请别见笑！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我们兵团战士，每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元，在连队每月的伙食费不过十二元。另外，记得转年我到讷河县城买京胡，中午饿急了，在一家小饭馆里买了一碟子炒肝尖，也不过五角钱。
现在，既然进来了，又挺饿的，我们三个大小伙子咬咬牙，要了两碟西红柿炒鸡蛋，好像还有馒头。不多时，菜上来了，碟子倒是不小，但是特别浅，碟心与碟子边几乎一边高，里边放着几块儿西红柿和三、五块儿鸡蛋。由于天冷，刚端上来，菜就凉了。别愣着啦，吃吧！于是，一人吃了一个馒头、几口菜，午饭很快就结束了。
回过头来想一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东北边疆高寒地区，又是初冬季节，西红柿和鸡蛋都要从南方运过来，这顿饭也不能算贵。就算改善伙食了，也值得！
走出小饭馆，时间有富裕，我们沿着大街向北走去。不过五分钟，来到了街北头，也就是大山脚下。原来，这里是一个丁字形路口。一条东西方向的沥青马路横在眼前。记得很清楚的是，路边有一座交警岗楼，里边没有警察。有趣的是，正在这时，只见一位交通警察骑着自行车从不远处过来，车后架上还坐着一个小伙子。由于路上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自行车在马路上画着龙，曲折前行。我当时看着挺新奇。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乃至之前，在大城市，骑车带人属于违反交通法规，别说是交通警察，就是老百姓也不敢轻易违犯。我想，这可能就应了那句“天高皇帝远”的老话了。
眼前的大山至少有一二百米高，沿着山坡上错落有致地建着一些红砖房，既有平房，也有不高的楼房。至于树木，高处还有松林，临近街道的，已经所剩不多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再往前走。好在，当时的加格达奇，也没有多大地方。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这样的简洁、朴实、清静，一座大兴安岭深处、铁路沿线的小城市。
在离开达赖沟的第三天下午，我们终于回到了离别三个多月的连队。喜悦之情，难于言表。
回到连队才发觉，由于较长时间吃不到蔬菜，我们武装排集体患上了夜盲症，一到晚上出去上厕所，就找不着北。为此，连队领导非常重视，特意宰了几只羊，连着给我们吃了几顿羊肝。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的视力才慢慢地恢复过来。几十年来，每当想到这一幕，我的心里都感到暖融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