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某些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个说法显然有所指。一般来说，搬出这个说法的场合，大都或明或暗地指向中国人的道德。“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缺乏信仰”这一类说法，基本上是用来解释当今中国人为何没有道德自律，因而在追求财富方面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或者在使用财富方面没有慈善精神等等。按照这一观点的简单归纳，当今中国人很多不良习性都可简单归之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当今西方人所谓超越中国人的优点，也可以归之为西方的信仰。这一观点在很多年前一个民运分子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写了一本书、拍了一部电视片，大声疾呼说，中国人只有母亲，没有父亲。这里的父亲是指精神上的父亲。为了给中国人找一个精神父亲，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全体信奉基督教。
    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把这一现象以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归之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轻者说，是过于简单化；重者说，是另有图谋。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并不缺乏信仰。远古的自然信仰不必多说，从汉朝起，道教在中国就已经出现，此后出现了外来的佛教。在此以后，外来宗教纷纷进入中国，包括拜火教、伊斯兰教、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等等。大概除了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当今世界的主要宗教派别，都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而且能够和睦相处。即便按照当今世界最严苛的“信仰自由”的标准，中国都完全合格，而且毫无疑问是全世界奉行“信仰自由”最彻底、最成功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信仰自由”这一当代政治原则的基础，就来自于中国古人的认识和实践，当今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向中国古人学习而已，学得还不像，还不彻底。与古代中国多种信仰和平共处相对应的是，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最强大、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而处在同一时期的西方社会，虽然被宗教统治了一千年，却要比中国落后很多，很多。因此，如果纯粹从是否有宗教信仰上来解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程度，那么我们只能说中国是做的最成功的。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不同宗教的宽容就是文明的体现，这一点，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毫无疑问是做得最好的，理应成为全世界的榜样。
    “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个说法，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在明朝，西方人找到通往中国的海路后，便“发现”中国人没有信仰，于是，一批批西方传教士争相来到中国，向中国传播他们的宗教。清朝康熙时期，中国下令取缔洋教，原因是梵蒂冈领导的传教士不允许中国人崇拜祖先。康熙认为西方宗教的这个要求太过分，中国人可以允许各种宗教共存，结果西方宗教来了，却要求只能信它，其他信仰都不能存在。这种对异教的专制蛮横态度，的确是西方宗教的一贯传统。现在有人说康熙取缔洋教是拒绝外来文明，这个说法实际上非常错误。与康熙取缔洋教的同时，欧洲正在发起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所谓“启蒙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蒙昧的宗教统治下获得人性解放和思想启蒙。因此，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宗教。欧洲的这一运动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到启蒙运动时期还没有结束，由此引发了欧洲一系列的战争。因此，康熙当年取缔洋教，完全符合启蒙运动的精神，是中国先进文明的一次轻松展现。西方宗教之所以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无非是排斥与他们不同的一切信仰，凡是不符合西方宗教原则的，在他们看来都不是信仰，因此，它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一切“异教”，只有他们的信仰才是唯一正确的。直到今天，所谓“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说法，背后都是这个意图，都是为了传播西方宗教。
    如果说西方因为有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宗教信仰才使他们发达并且文明，那么，我们是否该问一下：为什么西方宗教统治了一千年，西方社会依然比中国落后、野蛮？如果中国只有接受了西方宗教才能走向文明，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问一下：鉴于西方宗教一千年的统治依然是落后的历史事实，中国如果只能把西方宗教当成唯一的信仰，我们是否也要先落后一千年，等到一千年以后，我们再像西方一样来一次启蒙运动，然后才能变得文明？
    当今谈论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的确与社会道德水平有关。对此，我们不能忘了，多少人批判中国历史、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矛头之一就是说中国传统以道德至上，所以才变得落后。把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不觉得自相矛盾吗？在西方社会，道德规范的确主要由宗教来建立。启蒙运动时，西方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面临一个难题：西方宗教的蒙昧的确应该抛弃，但是，抛弃宗教之后，社会道德如何建立？于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健将们发现了伟大的中国——传统中国的道德体系并不完全靠宗教来建立，而是由儒家学说建立了一个非宗教的世俗道德体系。说实话，那时候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个伟大成就羡慕不已，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既要抛弃宗教而启蒙，又能够建立世俗社会的道德系统。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只有中国做得最成功。与宗教信仰相对应的叫做理性，中国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世俗道德，就是理性的充分体现。因此，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抛弃了宗教之后，建立了一个“理性教”。法国的这个做法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西方人的头脑太机械化，他们认为世俗理性的道德系统，如果没有宗教的形式，就不能成为道德权威。因此，他们采取了将世俗理性也宗教化的做法，等于是用另一个宗教取代旧的宗教。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实在很笨。
    也正是上述这个原因，中国的儒家思想被西方称为“儒教”。实际上，儒家学说从来不是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儒家思想成为宗教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越南，二是印尼，影响都不大。儒家思想在中国没有成为真正的宗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绝不是落后或遗憾，而是一种真正的文明。它的文明意义在于：如果变成宗教，信奉它的人就要放弃自己的思想，接受教条，从而成为某种固定思想的忠实信徒；如果它不是宗教，任何人都能自由思想，同时也允许其他人自由思想。把中国古代社会描述为思想禁锢的国土，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结果。只要看一个事实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的荒谬：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各种宗教和平共存的国家。这一现象的本质就在于儒家思想的宽容。当今世界宗教多样化的美国，充其量也只做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水平。
    说到当今中国的现实，道德缺失局面的出现，并不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是因为近一百多年来，我们错误对待中国传统的结果。当我们在今天高喊中国人缺乏道德的时候，当初我们为何又要猛烈地批判道德至上的中国传统？为何又要把中国传统抛到九霄云外？为何那么极端地认为，只有抛弃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才能变得文明？为何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还要踩上一只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错误地对待自己的传统，中国社会还会出现今天道德严重缺失的局面吗？当然，近百年来，中国人断然抛弃传统道德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西方物质文明面前认输了，便无条件地肯定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并且，一些中国人相信，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最先进的精神文明作为我们的信仰，以替代我们过去的信仰。这个道德替代物，就是共产主义。事实上，这种洗心革面的做法，也是欧洲中心论的结果。这一做法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是：来自于西方的新的道德体系，本质上就像康熙当年面对的西方宗教一样，它只要求中国把它当成唯一的信仰，除此之外，一切都不是信仰。于是，康熙当年力图防范的事情，终于在几百年后变成了现实——中国人真正有效的世俗道德体系，被外来信仰彻底取代。这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再现。
    我们更没有充分预见的是，西方新的道德体系并不完美，它过于生硬，远不如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传统道德体系那么人性化、那么自然。因此，西方新的道德体系在实践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取得真正成功，而是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连我们自己也开始对此产生怀疑。这一怀疑日益增长，最终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带头抛弃了它。然而，在此之后呢？中国人突然发现，在我们的道德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旧的道德体系要么被彻底打碎了，要么被绝决地抛弃了，中国顿时落入一个道德真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确需要重建道德，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化地全盘接受西方宗教成为我们道德的又一个替代物？康熙当年没有允许这么做，五四以后我们终于这么做了，但是不成功，由此证明康熙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用另一个西方信仰系统替换我们曾经接受的那个西方信仰系统，结果会两样吗？历史和事实告诉我们，没用。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彻底斩断了自己的历史，全盘接受了西方宗教，例如印第安人，拉丁美洲民族，部分非洲人，部分亚洲人，他们如今都如何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比中国人更加文明、更加发达。相反，时常被中国人拿来作对比的日本，却没有把西方宗教当成他们唯一的信仰，而不过是像中国古代一样，“以传统道德为本”，让多种信仰共存。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宗教的地位非常高，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例如伊斯兰国家、印度等，他们与中国相比，又如何呢？答案不言而喻。我们的确可以找到在西方单一宗教下实现发达的国家，但是，我们还应该非常理性地说：信奉西方宗教与经济发达和文明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中国人要重建道德，只有回到中国传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看到，在“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一似是而非的结论背后，西方宗教正在大举入侵。我毫不怀疑地相信，等到他们意图实现的那一天，中国社会也不会是道德美好的社会，反而可能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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