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3条线路以3种方式偷渡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传奇渐行渐远……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此前的战乱等因素，有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张爱玲是其中之一。

　　在广东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有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有东线、中线、西线。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由于海面风急浪大，偷渡时溺亡的情况经常发生，但这没能吓住偷渡者的步伐。

　　到了3年“自然灾害”期间，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再次喷发。

　　这年的四、五月份，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

　　从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逃港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动。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短短两个月，超过10万人次涌入宝安。

　　当年的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

　　大批知青成为偷渡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批下乡知青以孤注一掷的心态，开始偷渡香港。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

　　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当泅渡的“救生衣”，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

　　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邓小平指出偷渡原因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来。

　　此次“逃港”人员之广泛、势头之迅猛前所未有，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10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其中。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要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偷渡催生经济特区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3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兵分3路，把反偷渡外逃当成一个大战役来打。

　　6月18日，黄荣海带队到了深圳，19日，部队开到了指定位置。当时，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还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一起动员学习。习仲勋明确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摘编自《文史参考》

　　因为贫困、饥饿以及政治等因素，在深圳的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有学者近日著文指出，此起彼伏的逃港风潮，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打开改革开放的窗口——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强行泅渡

　　有的偷渡者一边泅渡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邓小平指出，办经济特区缩小两地生活差距，是解决偷渡问题的根本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