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新”）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亿人民币，首期资本金45亿。宝钢集团原董事长谢企华出任董事长，总经理则由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刘东生担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表示，国新公司不是投资公司，“中投2号”称呼是不合适的。国新是一个国企经营和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它的任务是持有划入国新公司的央企国有产权并履行出资人职责、配合央企整合存续企业资产和非主业资产、优化央企布局结构。

　　坦率地说，市面上关注国新是否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完成国资委所设定的国企数量重组的指标是没有意义的，日程表随时可以改动。另外，讨论划入国新的央企是否都是国资经营效率排名靠后的实力弱小的央企也是没有意义的（国新现在已经是五矿集团的股东）。这些都是对官方定义的咬文嚼字的学究式分析。

　　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国新是否将成为一个单一的、主流的资产整合平台，这涉及到它和原有的小规模央企资产运作平台中国诚通和国家开发投资的最终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国新通过整合、运作资产的方式不仅实现央企布局优化，同时也要实现国资保值增值，那么它有什么能力和途径达到这个目的？

　　由于中国是一个行政级别主导型社会，从人事上看，国新的级别比中国诚通和国家开发投资要高，但并没有预期想象的那么高。其主管领导同大型国企的负责人相若，这意味着国新有资格整合大型国企下属二级企业。诚通和国家开发投资也曾经做过一些资产业务，由于级别限制，它们主要是托管央企非主业资产的剥离，例如国家开发投资托管中国包装总公司(整体托管)、中国诚通集团托管中国普天的部分非主业资产(部分托管)。而国新则可以对所直接划入的央企不良资产、辅业资产、低效资产进行深度改造，改革公司治理、撤换经营队伍、推动财务重组，甚至直接沽售。

　　很自然地，就需要思考未来诚通、国开发与国新的关系。一种看法是，将诚通和国开发做大，同国新形成均势的竞争关系，就像过去坏账资产处理方面的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结构一样。实际上，四大资管公司只是简单地处理坏账资产的“折售”，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倒卖者”，而不是资产的整合者，资产整合者的最大价值是通过对划入资产的重新配置、股权改造、经营撤换，最终形成重估资产价值的功能，“让原本应当甩卖可以溢价卖”。“倒卖者”是不需要级别的，但作为整合者的国新需要，因为被划入国新版图内等待资产整合的那些国企高管是抵触的，国新资产运作的同时也可能意味着这些人作为“失败者”被撤换。所以，恰恰相反，诚通和国开发有可能会“并入”国新，而不是成为国新的竞争者。现在国新的注册资本200亿，低于很多人对国新“盘子”的预期，但这个看法忽略了国新未来的可扩展性，国新极有可能成为国企整合的重要主流平台。

　　更令人关心的是，国新会有什么能力在配合央企主辅分离、优化央企结构同时，还能保值增值？按照国资委的说法，“企业划入国新公司后，对具有潜在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或者优质业务、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业务、以及具有创新前景的业务，国新公司应在资本金注入、重组上市等方面予以支持，促进企业发展，通过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联想，国新极有可能具有“类PE”功能，“类PE”除了提升企业的效率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等事务外，最关心的就是寻找“退出和抛售”的途径。

　　可以说，无论是央企资产还是地方国企，近年来跨越式发展同政府的“资源倾斜”有很大关系。最赚钱的央企，很多都是有资源的垄断权或者行业“进入管制”的帮忙，而地方政府“国资新思维”主要依靠土地和金融，以土地作为财源来担保和支持国资整合，以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打造金融平台，为国资“造血”，上海和重庆都是典型的案例。所以，我们认为，国新的“退出和抛售”也将同金融资源的垄断权有关。目前，中国PE的火爆和中小板、创业板的行情可能给国新以思路，民营的盛宴完全也可以变成国营的盛宴：如果将那些划入国新的弱势央企资产通过整合，利用这些资产的概念，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将这些资产高位抛售形成“民营化”，国新作为股东不仅能从中“分得”丰厚的利润，也可以补偿那些被撤换的企业人员。由于国新是国资委的平台，必然拥有大量的政策资源，使得国新所整合的企业能够优先获得上市机会，简单地说，国新作为“类PE”，它将是个比其他“PE”更快速套现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