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理交通拥堵的政策赶在年底前出台。其中限制发放车牌的措施几无悬念，因为自北京奥运会以来按日限制汽车出行的政策，其减轻拥堵的效果已经到头了。这样，那些从明年每月的今天（26日）开始，通过公开摇号获得，不知谁能中彩的车牌，就成了一种有限分配的资源，它们比以往别的措施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道路资源的有限。
就在本周治堵政策出台前后，汽油价格破了纪录的时候，北京市场上汽车的销量也破了纪录。而在北京 “鸿业兴园二期”，业主们为能租到有限的停车位彻夜排队。“我们既然买了这儿的房子，就应该有车位！”尽管那是一个“两限房”小区，2000多户，只有700多个车位。
“两限房”就是限制房价和居住面积的普通商品住房，中低收入家庭优先。根据北京市规划委2007年在常营地块的一次现场答疑，两限房的车位基本按照每10户3辆来配建。
因此，上面那个小区在治堵政策出台之际发生的“抢车位”事件，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政府根据居民的住房水平而对其汽车需求的预期与民众对于汽车的实际需求是不相符的。尤其是在限牌政策下，拥有汽车的权利已成为一种在身份平等的居民之间随机无偿分配的资源，这样的需求可能还会更加旺盛。这种矛盾彰显出什么才是真正有限的，而最有限的东西应当怎样分配。
现在，重要的已经不是能否买得起汽车了，而是能否拥有一部汽车所对应的权利与资源。汽车的品质和价格相差悬殊，但它们占用的社会资源则差不了太多。因此，政府一旦选择了限制车牌的政策，一个人拥有汽车的权利，就只能是在一个强弱异势的社会格局中公平分配的结果，这样的分配也像许多稀缺性资源的分配一样，必将受到金钱和权力的严峻考验，近日媒体言论已对此设想了各种各样的黑幕。这种忧心其实反映了社会信任资源的有限性，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有限性。
因为有限，即使通过公平的分配与合法的交易，这种权利所对应的无偿分配但实际上“有价”的资源，仍然可能最终流向社会的强势者。
车牌的“摇号”分配使我更深地感触到，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虽然早已告别了生活资料的短缺时代，但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公共资源的短缺。如果说前一种短缺是个体生活的限度，那么后一种短缺则是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限度。它是最本质的限度，只有发展了，才能看到。
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也会使本来存在的社会矛盾更为突出。比如，公车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挞伐的目标，而这次北京治堵政策所规定的公车“零增长”尽管前所未有，却反而在本周引发了舆论对公车到底有多少的追问。结果，人们从有关部门得到的答案却是：“不便”或“无法单方披露”，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
其实这种对公车的尴尬的态度，反映的不过是另一种公共资源——权力——的有限性。任何政策都是要靠权力推动的。而在大部林立、大官如云的首都，地方交通管理部门推动公车改革的权力的有限性，也是不难理解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即使从限行改成了限牌，每年只发24万个，汽车的总量还是会一年年不断增加的。但是，现实的社会治理只能以追求有限的效果作为目标，而不可能追求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现实的社会既需要保持现有的效率，也需要尊重人们现实的需求和权利。
那么，“最终”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汽车，总有一天是开不起，开不出家门的时候。而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汽车，尤其是个体的、家用的小汽车，甭管它已经发展到多么完美，也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所适应的交通工具，并不具有永恒的价值。
只有看到我们已经过多地依赖于那些有限的、没法生长的资源，才会意识到，我们人类自身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其中包括协调生产、生活的制度和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信任。
我昨天在《新京报》上看到，一位在自开大奔的“顺风车”主王永，13年里坚持免费搭载乘客上万人。他还将自己关于顺风车的制度性思考提交给市交通委和全国人大代表。顺风车，作为一种节省道路资源的方法，它所求于政府的是制度，所求于人的是信任。
而本周五的《北京日报》则报道了明年本市将出台一系列社区卫生改革举措，其中包括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普及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这样，当更多的医护人员走近病人，就会使更少的病上乘车上路。
当我们的制度，当我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服务的方式足够合理了，再来看，我们还有多少理由拥挤在路上？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75717681
http://bjyouth.ynet.com/attachment.db?75719233
少华按：
这是我在北青报写的最后一篇每周新闻述评了。当上个月我经过短暂的犹豫告诉北青报评论部主任张天蔚我明年不再继续这个专栏的决定之后，我就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这种感觉产生之后，实际上就已难再继续写了。但在上周因家事停了一期之后，本周我还是勉力完成了最后一篇。
最后一篇和这一年中的许多篇一样，都有“过不去了”的感觉。正是这种周而复始的绝望感，使我最终决定放弃了这个专栏。另一个原因是，它也的确太占用时间了。实际上，它至少在每一个周四就占有了我，直到周六中午交稿。
这个专栏是我在2007年结束了北青报的专栏之后，于去年年末在张天蔚的热情邀请下重新拾起笔来的结果。它给我每周有一次在大众传媒表达观点的机会，这是值得珍惜的。但我自己的判断力和精力都比以前下降了不少。能够勉力支撑下来，只是为了不辜负天蔚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今年因长假减版停写大约三期，因我自己出差、旅游和家事停写大约三期，总共写下来大约有四十五六篇的样子。
这种把一周间许多新闻串连起来评论的文体，早在十多年前在我在《中国青年报》的时候就曾为报社的一个周刊写过，它是戴着镣铐跳舞的，限制较大，至少三分之一的靠文字的经验；另外三分之一要靠集中苦读材料之后偶然产生的灵感；最后三分之一，可以总结为规律的，则是在不同的事件之间寻找共同的认识因素。在今年，我对后者有更深的体验，往往附于每一篇专栏的博文之后，终于形成一篇总结这类文章写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新闻与写作》今年第10期，叫作《一周新闻述评的相关性结构》http://msh01.blog.sohu.com/161705081.html
也算是我今年写作这个专栏的一点收获。
但是，任何事情，在时间上都是有机会成本的。这个专栏耽误了我做专业的许多事。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做了，就谈不到值与不值了，只能看收获。人生中许多时候，是放弃了那些更值得做的事情，但因为它们没有到手，所以计算收获的时候，只能计算那些价值较小的、已经到手的收获。尽管可能“得不偿失”。人生，并不是精心计算的。怎么着都是一个没法再来的过程。只要在每件事情上尽心、无悔，就行了。总比什么事都不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