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的朋友曹林给我寄来一本他新出的评论集《拒绝伪正义》，书中以“权力批判”、“腐败批判”、“舆论批判”、“伪正义批判”、“制度批判”、“偏见批判”和“文明批判”作为分类，收集了他近年来写作的85篇作品。其中，“舆论批判”中的一些文章，是我在平时读他的作品时印象较深的，这大概是因为，其批判的对象与我过去的职业和现在的专业相关。而且，我对于参与舆论活动的评论员能够有自觉的舆论批判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反思、自审意识——格外赞赏。因为具有较强的传播、表达能力，因此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人和机构，也应当具有与前者相称的反思和自审能力。

　　　在曹林“舆论批判”的作品中，平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对网络舆论的批判，比如《不节制自身魔性，网民无异于暴民》《网络的道德极端主义》。但也有对网络舆论影响之下的传统媒体的批判，比如《“网友曝”是一种很恶劣的新闻文风》，就是批评传统媒体记者不加核实，以“网友曝”作为报道来源的作风。而《那道带血的有奖兑猜让我颤栗》，批评的则是非功过004年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动播出的有奖竞猜：“一共有多少人丧生……”，后者还引起了中宣部的高度重视，据说央视一些当值人员因此丢官去职。总之，在这个分类中有基于专业主义标准的批判，也有新闻伦理的批判。它们来自一位供职于媒体的评论者，是值得赞赏的。

　　然而，我今天随手翻阅此书，发现即使在“舆论批判”的分类之外的一些文章，也是“舆论批判”的。比如，在“伪正义批判”的篇目下，《网络批判的矛头为什么就不能指向自己》，就是网络舆论的批判；而《从造谣到黑客：批判的价值次序》，则指向评论人。

　　这一篇发表在2009 年6月8日的《四川日报》，我读后心有戚戚焉。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评论选题价值权衡问题，也涉及到评论选题的伦理权衡问题，即评论选题的社会责任问题。

　　所谓“批判的价值次序”，说白了，就是：什么才是最应当批判的？这当然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论题，而是情境化的伦理问题。比如，曹林在这篇文章中列举的这样一个事例：

　　坊间疯传一则新闻，称江苏某医院一名医生婚前体检时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牵出一名女医药代表，然后又牵出包括科室主任在内的一串医生，且都与这名医药代表有染，医院潜规则瞬间毁掉该医院4把主刀手——然而记者追根溯源的调查则显示，这纯粹是一则谣言，发帖者已承认这纯粹是自己所编造，造谣者已被警方拘留。

　　那么，在针对这样一件事情中，“什么才是最应当批判的”呢？

　　在曹林看来，“这是一个有着多重阐释空间和丰富问题含量的复杂案例，有着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之处。但复杂归复杂，但值得批判之处的价值次序却是很清楚的。首先最值得批判的是始作俑者的网络造谣者，无中生有地编造新闻中伤别人是绝对违法且极不道德的。然后值得批判的是传播者，为什么不问真假就轻易相信了这个传言并四处传播，从而对医院造成伤害。接下来该批判的是作为受害者医院的信息透明度，封闭的信息给谣言的散播提供了土壤。然后是医疗潜规则和体制弊病，人们为什么轻易相信了这一谣言，因为这个谣言反映了真实的医疗镜像，加上人们对医院失去信任，谣言于是发酵并疯传。”

　　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批判对象“平摊”开来，它们就是可供评选者任意选择的多个角度，即一般的选题问题。但是，在曹林看来，其选择的次序绝对有伦理标准，因为——

　　“在我们舆论的批判文本中，这种价值次序被颠倒过来了，很少有人去批判造谣者、传播者这个在具体案例中最近的、最强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最先应受批判的人，大多数人都对造谣之恶视而不见，而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了医疗体制和医疗潜规则，执着地追问“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谣言”，而刻意回避“因为首先有人制造了谣言”这个原初性的问题。”

　　这样的思考是超越选题问题的，或者说，它不把选题看作是一个评论作者随机的选择问题，而是应当受评论者内心价值判断和伦理标准决定的。因为，一个在价值次序上错位的评论选题，如果在传播中相对集中，则可能导致社会的价值错位。正如曹林在那篇评论中所说：

　　“为什么要强调批判的价值次序？因为这样的次序与一个社会的首先生态秩序密切相关。直接的恶比间接的恶，关系强的恶比关系弱的恶，大的恶比小的恶受到更多、更先在的批判，不放过真正的恶人，给恶人与其恶行相适应的批判这是一个社会道德秩序必须有的基础。”

　　我一直是倾向于以事实和价值这两个层面来区分纷繁多样的新闻评论的。一般来说，批判性的评论，集中于价值判断。而判断不同事物的价值次序，则是这一类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价值判断的思考，本来就包含着在不同价值之间确认轻重次序的问题。所以，我很赞同曹林在评论的选题问题上提出“批判的价值次序”命题。

　　而且，我猜想，曹林的这方面思考，是在一名评论编辑的选稿体验和思考中产生的。因为，评论编辑看到的稿子更多，他们对评论稿件的目光更是审视的目光。他们可能超越单篇作品的选题问题，思考整体上形成的评论倾向。

　　但是，余下的问题仍然有：对于在观点市场中的传播价值来说，与众不同的选题可能获得更多的传播机会。就也是说，追求与众不同的角度的写作应当会使选题在价值的阶梯上更为均匀分布。而相反，如果分散的评论者在分布在价值阶梯上的多个选题角度（批判对象）中总是选择位于顶端的那一个，那么，舆论市场中的观点会不会呈出出单一化？而在曹林所言“价值次序被颠倒过来”——这样一种集中选择了价值阶梯末端的情况下，大多数评论者（这只是一个主食编辑的感受或印象）对批判对象的选择到底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或者说：分散的、单个的评论者除了内心的价值标准之外，是否应当根据传播的规律确立选题？是否应当了解或探测已经获得传播的观点，并且相应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的问题可能偏题了，我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评论选题中的影响因素，即传播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否应当影响选题和写作？这可能是一个评论作者的伦理问题。但它现实地是评论编辑的选稿标准。

　　不管怎样，尽管人们对具体事件中的价值次序其实并不一定有着曹林所断定的那种共识，但是探讨价值次序的问题总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它会推动社会的共识，尤其是推动批评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