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两则与童话有关的新闻引发公众对童话成人化倾向的普遍担忧。一则是，日本女作家桐生操《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因为“很黄很暴力”，在遭遇读者举报、媒体批评之后，被新闻出版总署责令下架销毁；另一则则与郑渊洁有关，打假人士方舟子在微博里批评郑渊洁童话“恶趣味”、“成人童话”，“童话大王很黄很暴力很无知”，这起公案因为郑渊洁“不敢理他”的避让，暂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

      一谈到童话，人们首先会想到的，不外乎“纯洁”、“天真”、“浪漫”这类印象。美丽的白雪公主、放鹅姑娘，可爱的小红帽、小精灵，充满危险的黑森林，风光绮丽的城堡……那奇思妙想的意境，为孩子们开启一扇扇新鲜的天窗。上海世博会上俄国馆即设计成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硕大的绕梁枝蔓，放大数十倍的牵牛花、向日葵、蘑菇和草莓……呈献给公众一个儿童眼里的新新城市。好的童话，是一个懵懂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束目光，也是滋养一个民族童年记忆的最佳介质。

      然而，如何界定“好的童话”，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成人世界里的那些事情，告诉孩子多少，如何讲述，分寸或者说底线到底在哪里……一直困扰着人们。经典如《安徒生童话》，也并不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纯净、那样惹人爱怜，一样有不少暴力、斗狠的内容；《格林童话》也不乏血腥和残酷的故事，比如，继母把孩子杀死，拿来煮汤，不知情的父亲竟还边喝边说“好喝”（《杜松树》）；再比如，一伙强盗把掳来的女人脱光衣服放在餐桌上，一面拿刀割肉，一面在伤口上洒盐（《强盗和女婿》）。现在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里呈现出来的色情和暴力，不过是变本加厉罢了。

      事实上，有责任感的批评家对《格林童话》的指责甚至删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部《格林童话》的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以理性约束暴力和色情的文化史。当然，这种理性的力量并不总是有效，所以才总是有许多“少儿不宜”的内容冒出头来。

      某种意义上讲，童话和成人世界确实存在某种消长关系。童话其实就是成人世界在儿童视野里的一种观照，成人世界里边的一些思想意识、文化观念、行为举止，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传导到童话里。这种传导既是文化的，也是教育的。不同的文化观念，可能会形成不同的选择标准、容忍尺度。

      目前，方舟子对于郑渊洁的批评尽管尚无结论，但是，其批评至少也代表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那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过早接触那些色情和暴力的内容。这种观念既是对一个个幼小生命个体的呵护，更是对一个社会普遍的文化观念的守护。这里边，对待暴力和色情可能也有所区别。色情读物一旦以“童话”形式进入儿童世界，必将伤害到一个个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孩子，最终使社会承受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社会公众以及公权力对色情的泛滥，总是能够保持足够的警惕。而对暴力则不然。

      对于暴力的批评，其实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建国以后，我们的教育一度很是宣扬斗争哲学，强调青少年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的暴力美学。当然，后来的社会现实也证明了暴力至上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然而，这些年来，暴力的血液其实一直在“潜滋暗长”，并未遭到彻底清算。从《三国演义》的权谋杀戮，《水浒传》的流氓哲学，到“狼性”的呼唤，“兵法”的盛行，都或多或少流露出社会在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上的迷乱。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歌颂暴力、推崇权力、高扬狼性的成人伦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儿童世界。

      那么，越来越成人化的童话到底应该如何自我救赎？首先，与公权力的审查、监管比起来，社会的监督在促使出版、创作回归理性方面可能更为有效。一方面，产品需求者总归是对产品的质量更为细心；另一方面，在一个出版尚不丰富的语境中，过度强调审查必然会妨害出版业的繁荣。从此番《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被下架销毁的事件看，正是在公众举报、媒体关注、管理部门迅速行动的合力作用之下，呈现出一种对市场的有效约束和引导。

      其次，童话之越来越成人化，也与创作者想象力的衰减有关。童话的世界不能太过寂寞，有关方面应该下大力气扶持、培育儿童文学创作，这关乎孩子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一个在童年就失去了想象力的民族，很难在现实世界中立足。

      当然，童话的救赎，根本上还在于建设一个正派的、美好的成人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地方暴力横行，强拆拆出人命；阶级分明，官二代、富二代欺凌平民；色情泛滥，“天上人间”遍地开花，那么，即便是专供孩子们阅读的童话书上一派纯净、无限美好，也很难完全禁绝孩子们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此类内容、受到此种影响。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都让孩子们不接触社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童话或许是纯净的，而童话世界从来都不会波平浪静。我们固然应该呼吁还童话书一个纯净、浪漫的天空，将《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之类色情暴力读物清除、销毁，请童话大王郑渊洁的笔下再清新一些、单纯一些、干净一些，但是，我们更应该下大力气廓清成人世界里的暴力和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