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葛优在年底的三部电影里，“死”了两次：一次是在悲剧《赵氏孤儿》，一次是在喜剧《让子弹飞》。
有些尴尬的是，悲剧里“葛优之死”观众在笑，而喜剧里“葛优之死”，观众反而哭了。“笑是一定有原因，但电影不可能让所有观众都满意，不可能。”葛优回应南方周末记者。
2010年的贺岁档里，葛优前所未有地一人独占三部。
三部电影里，最早找葛优的是冯小刚，葛优开始有点犹豫，但《非诚勿扰2》本子是王朔、冯小刚写的，秦奋是为葛优度身写的，这是冯、葛的品牌，弃之可惜，演起来也不累。
第二个来找的是姜文，《让子弹飞》的导演是姜文，里面演对手戏的是周润发、姜文，三个人这样凑到一块儿不容易，葛优没有拒绝的理由。
最后来找他的是陈凯歌。《赵氏孤儿》，世界名著，程婴是名人，剧本好、角色不同，这样的机会很少。“葛优是太爱《赵氏孤儿》了。”一位电影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有点贪心了，接了三部戏，明年不能这么干了。”葛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这并不是葛优的最高纪录：葛优曾经在1991年创下包括《过年》在内的“一年七部戏”的纪录；1992年又拍了《大撒把》等6部电影。但在近十年里，即使是贺岁片最红火的日子里，葛优一年里没超过3部戏。
光头和喜剧的心病
打《甲方乙方》开始，光头和喜剧就成了葛优的心病。
从和冯小刚合作以来，他在全国老百姓心目当中，就变成了那个幽默、口吐莲花让人发笑的喜剧明星。但影评人、学者、导演和记者们不满足，“他们都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瞅我。”葛优说。
拍了《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戏轻松，票房好，人红了。但葛优觉得压力来了。他身边的朋友都劝他，不能总是演好人，容易定型。有段时间，北京街头都是葛优的大广告，电视机里也是他的广告，这让葛优很着急。“电影、电视机、路边大广告牌你都在笑，光头太频繁了，看着腻得慌。我这样的中年男演员，岁数限制，不可能演年轻人，爱情剧偶像戏演不了，所以我突破很难，只能够把握剧本、导演、故事。”葛优摸着光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葛优第一次拒绝冯小刚是《一声叹息》，冯小刚给葛优留的是主角作家梁亚洲，一个婚外出轨、总戴着帽子的男人，电影里有很多冯小刚和徐帆的故事。葛优左思右想，最后还是推掉了《一声叹息》。他觉得塑造婚外恋的男人压力大。
葛优退出，以极低的片酬，接了当时还是地下导演何建军的《蝴蝶的微笑》，演了一个在电影公司工作的摄影爱好者康平。此前，何建军刚毕业不久，拍了两部小成本的《邮差》和《悬念》，在国际上拿过一些小电影节的奖项。
在《蝴蝶的微笑》里，葛优的台词很少，基本上靠表情和肢体语言，以人格的魅力感染了交通逃逸的肇事者，最终自首。但他没想到的是，这部低成本的电影，根本就没有放映，最终无声无息。
冯小刚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拍完《大腕》后，他和我聊过，想试试别的戏，和别的导演合作。”
后来路学长为《卡拉是条狗》找冯小刚做监制，他想请葛优拍戏，因为经费有限，怕葛优不演，特别请了冯小刚当说客。后来葛优看了剧本，觉得不错，也就象征性收点钱，戴着头套演了这部电影。
老二这个车间工人的角色让葛优回到了胡同和大街。为了演好这个人物，葛优没少吃苦，他戴上假发，坐公共汽车到二七机车厂上班，怕自己皮肤白，还特意加强室外运动，在太阳下晒了几天。为了让票房好点，葛优甚至拉冯小刚演了一个角色。
拍《天下无贼》时，葛优扮演贼老大，他不想再以光头出现在电影里，在外形上费了不少心，以多种人物造型出现，不断改变造型，后来他最满意的是最后变身老头逃跑的形象。“那个形象比较出乎意料，实在是有得看。”
没有冯小刚
葛优始终不接受“一个好喜剧演员”的定性。
在和冯小刚合作的同时，葛优和其他导演合作，拍了恐怖片《窒息》、推理片《上海红美丽》、喜剧《命运呼叫转移》、爱情戏《桃花运》、喜剧《气喘吁吁》等电影。
他爸爸妈妈也帮助他挑剧本。葛存壮从演员的角度把关，编剧出身的妈妈施文心给他提建议。“一是我没拍过恐怖片，二是《窒息》制片人跟我爸特熟，我父亲建议我看看，然后跟导演聊了聊，我妈也把剧本看了，说你没演过这样的人物，可以接。”葛优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结果拍的时候，葛优才发现“表演感觉使不上劲儿，发挥空间不大，剧本分量也不够”。在拍摄过程中，他和导演在一些表现手法上也出现分歧，原因是：导演有很多想法他“不太明白”。
在《桃花运》里，葛优演的是骗子。和《让子弹飞》里骗钱的老汤不同，那是一个艺术家式的感情骗子，在5个女人之间玩情感游戏。
葛优看过马俪文的《我们俩》和《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去了》，喜欢得不行：“她表现人物的角度和细节很好。”他甚至主动对马俪文说找合作机会，“想借她的状态往上走”。
结果到了拍摄现场，戏拍了四分之一葛优才发现：马俪文拍戏进度太慢，前期准备不充分，匆忙上阵，“大家磨合也存在问题”。最后葛优选择了退出。结果他没想到，两年后另起炉灶的《桃花运》还是把他当卖点做宣传。
葛优对此很生气，他怕对导演不好，让经纪人出面批评：“影片拼拼凑凑是对观众不负责任的表现。”如今《桃花运》已经过去，葛优不用掩盖自己的不满了：“这片子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片方就是打着我的招牌骗观众，我当时为什么站出来发表声明，就是不愿看着他们欺骗观众。”
《气喘吁吁》里葛优演的也是一个骗子。一个在生意、健康、家庭等困境里挣扎的北京老板，头发灰白，和约翰·萨维奇演的洋骗子对戏。当时郑重“特别执著”，请了刘小淀、贺鹏、高军来请葛优，葛优拉不下面子，加上郑重案头准备得也特别细，“写得跟小人书似的，把我给感动了，接了这部戏。”
合同签了，电影快开机的时候，葛优还是觉得对剧本没底，想辞演但已经根本不可能了。结果电影拍完，剪完第一版让他看，葛优说“看不懂”，郑重当时就急了。
《气喘吁吁》放媒体场的时候，媒体反映“难看”；葛优表演失控，一点不自然，不入戏，台词生硬。葛优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认同这是喜剧，还说对票房不抱期望。结果郑重和制片方急了，问他“站在哪一头”。
“我当初接这个戏是当喜剧拍的，但是拍着拍着就走正剧的路子上去了。后期配音时，导演把我们原来演戏时的台词全改了，说原来的台词故事接不上。总之，这电影咱得认账。”葛优打着哈欠说。
不过，再怎么客气、平和，葛优还是忍不住说，“我不拍贺岁片，拍别的电影却没人看，人辛苦，钱也没挣着。这些个导演都是新人，可我刚开始跟冯小刚导演合作，他也是年轻新导演啊，就这样一部部成了，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你对工作要认真，演员再努力，只能锦上添花，救不了电影。”
葛优很怀念与冯小刚的合作：“拍《大腕》的时候，我们俩意见不一，谁也说服不了谁，一度拍不下去了，戏都停了。但小刚认真、讲理，你有理他会听你的。”
来了，全来了
直到2009年，运气来了，陈凯歌、葛优、姜文全来了。
在《霸王别姬》之后，葛优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陈凯歌了。接到陈凯歌的电话，葛优第二天就去了三元桥陈凯歌的工作室。“当时就在这个房间，他坐在椭圆形沙发上，听我讲故事，听得认真、仔细，有时候会提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完了他就答应接这个戏了，让我很意外。”陈凯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葛优平静的外表下，他内心其实经过了抉择：“当时凯爷没给我剧本，他这个故事一讲就是两个小时，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我当时情不自禁就被他感染了，又想这是个名传千古的名著，演的又是一名人程婴，家喻户晓，又是凯爷导，这个电影集中了这三点，遇到这样的题材，肯定得演。”《让子弹飞》里，葛优其实想演周润发演的“黄四郎”。葛优看了故事大纲，“觉得故事有一些东西比较绕，但故事不错。”后来他发短信给姜文，同意参演《让子弹飞》，但他不想演“马县长”，要演原定给周润发的“黄四郎”：“这个人物不是那种外表凶狠的恶霸，他还有个替身，等于有两面性，戏份也更重，是我一直想演的角色。”
姜文马上约葛优面谈。他给葛优出题：“这电影里就三个主角，你当然能演‘黄四郎’，但周润发演不了你这个角色。怎么办？”葛优琢磨来琢磨去，后来还是接了话：“老姜，那还是我演‘马县长’吧。”
同样的话，当年冯小刚也对葛优说过。拍《没完没了》的时候，葛优想演原定傅彪的那个旅行社老板阮大伟。冯小刚很为难：“你能演傅彪那个老板，但傅彪演不了你那个角色。怎么办？”后来的葛优还是演了韩冬，一个老实厚道的出租车司机。结果傅彪演骗他的旅行社老板阮大伟，一炮走红，还拿了第八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
这次葛优还是被姜文说服了：“马县长是配角，绿叶配红花。老姜说我们都是主演，戏份上来说我也是配角。”葛优接这个戏，一是觉得把姜文、周润发凑到一起不容易；二是姜文拍戏认真，这个电影戏不多，广东台山温泉和开平碉楼他没去过，干脆就带着老婆住在剧组里了。
冯小刚电话找他演《非诚勿扰2》，葛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理由有两个：一是贺岁片是他和小刚弄起来的，好不容易形成的品牌，观众叫好，票房有保证，电影质量都很稳定；二是和小刚合作多年，每年磨一部电影，从角色的外貌、剧本台词都是度身打造，演起来舒服，驾轻就熟。
在《非诚勿扰2》里，葛优演的秦奋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了，他和舒淇演的笑笑在海南三亚同居，住的是别墅，但在同居和试婚过程中，发现了两人的年龄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葛优最后发现，舒淇对他的感情并非是爱，而是因为感激和同情。
在这部戏里，葛优和舒淇不再是惟一的主角。作为他们的朋友，孙红雷、姚晨在《非诚勿扰2》中也开始了另外一场爱情，他们的爱情和葛优、舒淇的爱情平行、交集。
和《赵氏孤儿》、《让子弹飞》相比，《非诚勿扰2》是葛优拍得最轻松的电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导演、演员都是熟人，看完剧本就直接拍了，特别默契。”
电影惟一的挑战反而是葛优和舒淇赤脚走在吊桥上谈情说爱。吊桥两岸风景如画，草木繁盛，青翠欲滴。舒淇在前面走，葛优在她身后跟随——难得的是葛优有恐高症，葛优没想到的是舒淇也有恐高症：“她那么害怕，我反而没那么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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