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天津记忆·瞻望穿月斋——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纪念集》（第67期）。 2010年12月5日印行。
落笔多创意 有文辄拓荒
——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杜 鱼
2010年5月31日，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天津市语言学会联合主办的“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方法论及其在实践上的重大意义和学术价值。李世瑜先生亲自到会，回顾了其创建社会历史学并从事相关研究的曲折历程。会议同时还印行了《天津记忆•穿月斋社会历史学辑稿》和“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纪念藏书票”等。本次会议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今晚报》等平面媒体和“新浪”等门户网站都进行了报道。
本次学术讨论会之缘起
李世瑜先生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2年生于天津，北平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院人类学部毕业。1982年获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及终身路斯学者称号。从1940年起，他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并旁及人类学范畴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方志学、文献学等，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2009年3月13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的穆森和王振良二人，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谭汝为教授的引见下，到佟楼新闻里拜访李世瑜先生，并聘请先生担任团队的常年顾问。鉴于李世瑜先生在社会历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团队提出在2010年先生米寿之年（李世瑜1922年生，2010年适逢88周岁）举办“李世瑜先生学术讨论会”的设想。该设想受到李世瑜先生首肯的同时，也得到身为天津市语言学会顾问的谭汝为先生之响应。此后，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和天津市语言学会围绕会议的主题设置和重点议题等，与李世瑜先生多次沟通协商，进行了初步的筹备。
2010年4月，鉴于李世瑜先生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团队和语言学会积极与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联系，得到陈雍、崔锦两位副馆长和文史处钱钢处长的支持，最终敲定由市文史研究馆领衔主办这次会议，并将会议的正式名称定为“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主办的三方很快就明确了分工，会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会议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崔锦先生主持。天津市地方史研究者、李世瑜先生亲属和在津友好，以及主办方代表等3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者针对李世瑜先生在“城市考古”、“天津方言”、“民间宗教”等三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著名学者陈雍、谭汝为和李正中，分别以《距今一万到二百年天津地区人地关系——从李世瑜先生渤海湾西岸调查说开来》、《李世瑜天津方言研究及方法论问题》、《李世瑜先生对民间宗教文化的贡献及其宝卷学的建立》为题，作了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贝壳堤的发现和研究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著名考古学家陈雍，在题为《距今一万到二百年天津地区人地关系——从李世瑜先生渤海湾西岸调查说开来》的报告中，对李世瑜先生在“城市考古”领域的贡献作了全面系统的专题阐述，指出其调查发现贝壳堤的重大意义和研究价值。
1957—1962年间，李世瑜先生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贝壳堤的存在及其与古海岸的密切关系：
第一道：东郊白沙岭—军粮城—泥沽，年代为战国至唐代；第二道：宁河赵学庄—白塘口—黄骅苗庄子，年代应晚于商殷时期；第三道：市区育婴堂—静海四小屯，年代不晚于商殷时期。
此后，学者们在李世瑜先生的基础上，对贝壳堤的研究逐渐深入：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全新世海进与海退的时间和范围，贝壳堤的数量、分布和年代，提出贝壳堤形成的机理；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古遗址和古墓葬分布情况，探讨了考古遗存的时间、空间分布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总结了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规律；确定和公布了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加强并推动了自然遗产的保护。
陈雍先生在报告中还进一步提出：渤海湾西岸起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指状海岸线和小海湾；大约隋唐以后，小海湾开始逐渐消失，最后变成陆地和泻湖，形成与现代海岸线大致相同的海岸线。
针对李世瑜先生关于渤海湾西岸贝壳堤的调查方法，陈雍先生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深刻认识：一是从事研究活动必备的识、学、才，识即敏锐的学术眼光，学即深厚的学术素养，才即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二是坚持田野调查，强调实证研究，一切结论都立足实地勘察，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法，不演绎，也不假说；三是注意研究对象的相关性，能够联系地看问题，发现并准确把握现象与现象、时间与空间、陆与海、人与环境、学科与学科、专业调查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为现实服务。
关于方言岛学说及其推广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在题为《李世瑜天津方言研究及方法论问题》的报告中，着重探讨了李世瑜先生在天津方言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他认为，李世瑜先生对天津方言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深入而独到的开创性研究，四方面的贡献令人瞩目——首创“天津方言岛”学说，确定“天津方言岛”成因，寻觅到“天津方言”的根，推出天津方言研究的力作。
谭汝为先生特别指出，根据天津方言在语调上的特点，李世瑜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骑着自行车跑遍天津近郊的约200个村庄，找到近100位发音人，记录下他们的语音，查清了天津方言的“等语线”，最后绘制出《天津方言区域图》，使“天津方言岛”学说得以确立。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世瑜先生两次南下，历经数月调查研究，使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最终浮出水面——天津话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代表的广大江淮平原。
谭汝为先生还探讨了李世瑜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其社会历史学研究“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主要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擅长“打通”的综合性。在以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把西方的社会学、考古学、方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学交叉起来，综合运用。二是求真务实的实证性。在注重历史文本（典籍、档案、文献）的同时，更重视田野调查、社会考察和民间采风，强调以实地调查为主，从而获取丰富、鲜活、典型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三是重视强调方法论。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列在最前的就是阐述方法论的七篇重头论文。他撰写的文史资料强调“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他主张研究者要走出书斋，走近“下层社会”，对散落民间的资料、记忆，要善于挖掘、寻找、访问，就是善于“挖宝”。四是求真务实不盲从。1945到1948年，在北平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李世瑜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比国神父贺登崧教授开展研究工作，两次随贺登崧赴万全、宣化开展方言田野调查。经过反复思考，李世瑜认为：贺登崧的那套办法是外国人研究别国方言的办法，但中国人研究中国方言时用不上。为此师生二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分道扬镳。
关于宝卷及秘密宗教研究
天津理工大学教授李正中，在题为《李世瑜先生对民间宗教文化的贡献及其宝卷学的建立》的报告中，以宝卷的收藏研究为例，探讨了李世瑜先生在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他认为，李世瑜先生是我国民间宗教研究最早的奠基者之一，从1940年开始持续了近七十年。他将李世瑜先生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概括如下：
一是建立了民间宗教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以佛、道、儒三教为正统的宗教信仰。但不可回避的是，在中国下层民间社会，出于信仰和期盼的需要，不断地创造着自己信仰的宗教，与正统的信仰有着很大分野。对于民间宗教的研究，学术界都以各自宗教或会道门的名称来进行阐述，而把这些民间宗教综合称为“民间秘密宗教”，则始于李世瑜先生的奠基。他1988年主编“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时，就提出了这一课题的论证。
二是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宗教。李世瑜先生1978年首次提出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宗教。李世瑜先生认为，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就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对某些人物进行调查访问，对某些社会现象，社会变化，社会的结构以致自然环境进行观察了解，对一些文物资料进行搜集，然后如实地、准确地、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加以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然可以使用文献资料加以印证、补充，使所得结论更为完美”。李世瑜先生以身作则，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进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为后学树立了成功典范，提供了科学方法。
三是推进了民间宗教宝卷学的建立。“宝卷”是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将宝卷归属于“民间文学”体系。对此，李世瑜先生根据自藏四百余种宝卷及有关馆藏宝卷，经历十几年的研究认为：从宝卷的体制，特别是内容方面分析，宝卷在形式上虽然与变文有关，但内容与变文全然不同，宝卷不仅有宗教的形式，还有各教派各自崇拜的“佛祖”、“佛堂”及“坛训”等。由此李世瑜先生第一次提出宝卷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的观点。此后，李世瑜先生又出版了《宝卷宗录》（1961年），在国内外学界引起震动。
李世瑜的学术和人生侧面
在本次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庆株代表主办单位致词。他简要回顾了李世瑜先生的学术经历，认为其从1940年开始，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和结社，又旁及人类学范畴内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方志学、文献学等学科，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召开会议总结其学术成就，探研其治学方法及特点，对于推动天津地域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在会议发言阶段，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澍伟认为，李世瑜先生对天津话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方言岛”概念的提出。经过李世瑜等人的调查，现在的天津话，大约源自以安徽宿县为中心的皖北一带，而且在天津市区形成三角形的“方言岛”；“岛”内的天津方言，几百年来保持得相当稳定。罗澍伟先生由此提出，由于“岛”内方言的稳定，天津话里的一些语汇，至今还保存着现代汉语已经不用的历史语文，并具体列举了“大冰”、“瓯”、“下街”、“囫囵”、“袷帙”、“鬊”、“飥”等实例加以说明。
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宋金来认为，李世瑜先生的天津方言岛学说，为研究天津地域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历史和文化坐标。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绝不能忽视天津方言岛的存在，这一学术成果是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重要基点。如果基点问题不解决，天津地域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便难以形成共识。
参加会议的民俗学者王和平与郭文杰两先生，会后分别写下《大儒大雅李世瑜》和《悲天悯人的李老爷子》两篇文章。王和平认为，李世瑜先生七十年的学术生涯，有三点值得后学身体力行：一是注重实践，以实际考察为支点，汲取民间历史，比如对会道门随时随地进行观察研究，即便在国外也不放过实地考察的机会；二是注重科学，客观地看待文献，尽量找到资料背后的真实，比如针对“贫农宋文成”由来进行的调查研究。三是注重方法，如利用地图作为社会学的考证工具，又如对天津理教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对娘娘宫、泰山娘娘和王三奶奶关系溯源的研究等，这些都为考证历史提供了借鉴。郭文杰认为，李世瑜之所以从事民间宗教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与其一生“重情”性格有关。因为家里很多人受各种会道门邪说的伤害，李世瑜先生遂抱着挽救家人乃至拯救国人的志愿，开始研究民间秘密宗教，他认为对这些东西只有充分了解才能彻底破除。由于对家乡和人生的挚爱，使得李世瑜先生的天津地域文化研究深刻而独特。
关于社会历史学开创历程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李世瑜先生就其社会历史学的创建历程作了长篇演讲，让我们对其艰辛曲折能够有个大概的了解。
1922年2月8日，李世瑜生于天津梁家嘴一个富有的封建家庭里。祖辈、父辈都经营商业，唯有其父李彩轩读过教会学堂——新学书院，又到日本留过学，在早稻田大学工科肆业。他接受了文明思想的熏陶，对于封建家庭的种种弊端，尤其是五花八门的迷信活动深恶痛绝。李彩轩谆谆教导李世瑜说：“这些东西一定要取缔，不然可能导致亡国灭种。但是取缔一件事情，必须彻底了解它，看它使人那么迷信的原因是什么。”这几句话对李世瑜先生的影响很大。
李世瑜先生自幼受到良好学校教育，先后在南开中学、汇文中学、辅仁大学就读，直至硕士毕业。1940年，他还在高中时就对当时流行的多种民间秘密宗教进行了调查。在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期间，他遇到著名的比国学者贺登崧教授，两次随贺到察哈尔省的万全、宣化两县进行庙宇、宗教、民俗、方言等方面的调查。李世瑜先生学到了贺的全部方法论，为此后的学术道路打下坚实基础。
贺登崧全面指导了李世瑜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秘密宗教研究》。1948年完成后，学校以优秀论文给予其出版奖励，当年即在成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影响了许多国内外学者。
平津相继解放后，李世瑜先生失业回津，先在天津教育学院（后并入天津师范大学）教历史，又到天津史编纂室编天津史。后来，天津史编纂室并入天津历史研究所，又调到该所《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几经辗转，最后附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直至李世瑜先生退休。在单位供职的40年中，除在天津史编纂室有10个月时间奉公进行过一项田野调查工作（渤海湾古代海岸遗迹贝壳堤）外，李世瑜先生其他全部学术成果都是在八小时之外完成的。
关于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成果，以下文章值得重点关注：一是《顺天保明寺考》（《北京史苑》1985年第3期），此文把西大乘教的来龙去脉理清，弥补了民间秘密宗教史上的缺环。完成此文是李世瑜先生从事田野工作的巅峰，为此他九次从天津到保明寺旧址，动员当地八位解放军参加其学术研究工作——翻转巨大的己被用为物料的石碑。二是《民间秘密宗教史发凡》（《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该文代表了李世瑜先生研究民间宗教几十年的重要成果，可看作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的纲领。三是《义和团源流试探》（《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和《义和团源流答问》（《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这是第一次从民间秘密宗教角度追溯义和团源流的文章，此后不少学者循此思路写出佳篇，被日本学者小林一美誉为义和团研究中的“源流派”。四是《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1957年第4辑）和《江浙诸省的宣卷》（1959年《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提出宝卷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的观点，使宝卷从“民间文学”体系回归到民间秘密宗教行列。
简短的结语
200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世瑜先生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天津学界的三位老人为该书撰写了贺联。傅学玉先生联曰：“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侯振鹏先生联曰：“民间教门，独辟蹊径；社会历史，别出新裁。”任秉鉴先生联：曰“天津卫六百载，粮鹾懋迁，乃成都市，谁当拓荒者？端看一片方言岛；渤海湾五千年，沧桑演变，终是良田，全归造化工，赖有三条贝壳堤。”这些联语，无疑可以看作是对李世瑜先生在诸多学术领域所作贡献的一种定评。
2010年11月30日于广雅之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