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１８８３－１９４６），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也为地名，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港城市。位于大陆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濒特里尼蒂湾。在布里斯班西北1，380公里。

　　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了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剑桥，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主修数学，曾获托姆林奖金（Tomline Prize）。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从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1906年以第二名成绩通过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为其第一部经济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31）作了大量研究准备工作。1908年辞去印度事务部职务，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其间1909年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亚当斯密奖。概率论论文后稍经补充，于1921年以《概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为书名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因对赔偿委员会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不久表明其对德国赔偿问题所持看法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1919）一书出版，引起欧洲、英国及美国各界人士的大争论，使其一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在任教同时，不仅撰写了大量经济学院总务长。1921~1938年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除公司"（National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董事长期间，其对股东的年度报告一直为金融界人士必读而且是 抢先收听的新闻。1940年出任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并在他倡仪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国民收入统计，使国家经济政策拟订有了必要的工具。1944年7月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英国理事，在1946年3月召开的这两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 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返回英国不久，因心脏病突发于1946年4月21日在索塞克斯（Sussex）家中逝世。因其深厚学术造诣，曾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晋封为勋爵，1946年剑桥大学授予其科学博士学位。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他的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 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上的时候，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他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了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存款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投资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这样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总之，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从而既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使得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这是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他进一步否定了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必然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理论，认为利率并不是取决于储蓄与投资，而是取决于流动偏好(货币的需求)和货币数量(货币的供给)，储蓄与投资只能通过总收入的变化来达到平衡。不仅如此，他还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认为可以保证充分就业的工资理论，认为传统理论忽视了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区别，货币工资具有刚性，仅靠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是不可能维持充分就业的。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这样，凯恩斯在背叛传统经济理论的同时，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

　　因此，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金融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他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上。

　　凯恩斯三大基本理论：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3流动性偏好陷阱

　　凯恩斯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低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由于这些规律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使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企业停产乃至破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造成工人失业。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舞台的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也是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应付内外危机、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策和思想传统的根本转换的枢纽型人物。在30年代,凯恩斯发起了一场导致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根本转变的革命(即著名的“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上时代周刊革命”):在40年代的“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凯恩斯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之前身)等机构(它们构成了所谓的“华盛顿体系”)的组建工作,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在150名经济学家的投票中,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

　　1936年2月4日,凯恩斯的代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是“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文献)的出版,立即在大危机后惊魂未定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西方学者对此评论道:“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有的学者把凯恩斯的理论比做“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

　　凯恩斯的成就,与他的背景与个性有关。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是剑桥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佛萝伦丝)也是剑桥毕业生,曾任剑桥市长。因此,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机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接触,并结识一些有文艺才能和创新精神的朋友。后进入剑桥大学专攻数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到剑桥国王学院任经济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征召进财政部工作,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因对德国赔款问题的意见未被接受而忿然辞职回到剑桥。凯恩斯长期担任权威刊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先后出版过几本名著,从事证券投资获利数十万英镑,兼任不少公司的顾问或董事,开办过艺术剧院,担任过皇家学院总务长。“二战”期间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财政部顾问,是英国战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战争结束前后,又忙于英美贷款谈判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等一系列活动。1946年4月21日辞世。

　　凯恩斯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

　　  

　　凯恩斯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优势部门的和平，则必然是失业更趋严重。故凯恩斯断抗议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 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就业的影响。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 ，"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含有入学真下成分。"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限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在《通论》中，凯恩斯由投资乘数原理出发，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投资的乘数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追加新投资获得新收入，致使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而一国的总投资既包括国内投资（它决定于国内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也包括国外投资（它决定于贸易顺差额），"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除此之外，凯恩斯还强调贸易顺差本身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亦犹如投资。认为出口是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如同投资，是一种"注入"（Injection），能使国民收入增长；而进口则是对舶来品消费的增加，如同储蓄，是一种泄露,会减弱投资乘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减少。因此，凯恩斯极力鼓吹贸易顺差，并提出应尽力扩大出口，同时藉助保护关税和鼓励"购买英国货物"以限制进口的政策主张。上述凯恩斯关于乘数理论及贸易顺差的分析，后经英国学者哈罗德和美国学者马赫洛普等人的论证而发展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脱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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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之上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漫画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凯恩斯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天才，而且还是位大胆的实践者。虽然说来容易做来难，但他仍然不顾风险，亏了再赚，毕竟技高一筹，果然名利双收。

　　在伦敦的一个早晨，一个男子已经醒了，但他仍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他在和他的经纪人通话，为他自己、一所大学、一个辛迪加的巨大投机业务作决定。

　　这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男爵，他不但开辟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阵地（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且历久不衰的声誉），还担任过大学司库和剑桥大学学监、政府官员和顾问等。凯恩斯男爵还是一位富有的投资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未来若干年的经济思想。

　　像许多伟大的金融家一样，凯恩斯在大事上十分大胆，敢于冒险使用大量资金以支持一个论点。但小事上，他非常保守。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边际效率，指的是预期增加一个单位投资可以得到的利润率。凯恩斯把资本资产的未来收入看作是预期的这项投资的未来一系列年收入，把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看作是预期的资产的重置成本。而且，他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投资引诱。投资引诱理论是他的就业通论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凯恩斯的看法，只有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超过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过重置成本，继续投资才是有利可图的，才能对资本家产生投资引诱。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总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等货物，从而刺激了对这些货物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

　　多年以来,关于凯恩斯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的争论一直没有偃旗息鼓,关于他的赚钱技巧和艺术修为如何高妙的传言可谓神乎其神,就是关于他与芭蕾舞演员莉迪娅的爱情甚至他早年的同性恋问题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斯基德尔斯基著的《凯恩斯传》中文版(三联书店2006年4月)的出版,将为所有关注上述问题的读者提供关于凯恩斯的权威读本。今年正逢凯恩斯逝世60周年,也是其代表著出版70周年,是一个回顾和总结其思想遗产的好时机。

　　全球危机催生了反危机政策的出台，而这些政策的效应又引起人们的激烈辩论。辩论的重点之一是凯恩斯主义，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欧美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上升，围绕财政刺激应该退出、维持还是加码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各国财经要员、学界精英纷纷演讲撰文直陈已见，辩者明显分为两大阵营，或尊凯恩斯为精神导师，或斥凯恩斯主义为误国误民的毒药。

　　在国内，相关的政策争论也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不过不同的是，国内很少有论者公开宣称自已是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的信徒，相反，否定政府干预的一方，却明确地把凯恩斯主义作为自己的靶子，对其进行猛烈炮击，甚至喊出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口号。

　　反凯恩斯主义者，痛斥政府干预种种弊端，激发人们对现行政策的反思，这种积极意义不可抹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批判者根本未理解凯恩斯主义的确切概念，将既不属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也不属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一古脑儿地推到凯恩斯主义身上。

　　凯恩斯本人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前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时代的变化促成了其思想的转变，他从大萧条中观察到的若干人类心理规律出发，断定单凭市场自身力量走向均衡耗时太长，因而主张政府适当干预，而货币政策为流动性陷阱所困无能为力，唯有财政政策可以依仗。要理解凯恩斯思想，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干预应该是短期的、有限度的，在长期内自由市场运作机制仍然有效；二是强调财政政策反危机效果优于货币政策。

　　然而，各国政府在对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凯恩斯的主张扩大化和长期化了，并导致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负面效果。二战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争论沿着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对立而展开，最终发展成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对立。但不幸的是，随着讨论的扩大，凯恩斯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大箩筐，一些不严谨的论者，把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财政收支、累进税制、价格干预、产业管制，甚至环保政策）统统贴上凯恩斯主义的标签，将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栽赃于凯恩斯主义。国内有学者甚至把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调控也归到凯恩斯主义的名下，让他们一同受审，判其为此轮金融危机负责。在某些意识形态浓重的论者手中，要批评不当干预，似乎只要将炮火对准“凯恩斯主义”五个字进行一番猛轰就可凯歌高奏。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凯恩斯主义彻底打倒，世界就会永浴光明。

　　在笔者看来，这种粗浅的批判完全找错了靶子，不仅冤枉了好人，而且放走了真正的敌人。

　　首先，将凯恩斯主义与自由市场对立起来属于无中生有。真正了解凯恩斯的思想和生活的人都知道，凯恩斯无比珍视自由市场。凯恩斯虽然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旧说，站到了它的对立面，但凯恩斯始终未曾脱离自由主义的阵营。和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对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市场经济无比珍视，对当时苏联兴起的计划经济高度警惕。

　　其次，有限度的功能性财政政策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在危机时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繁荣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不再绝对追求年度财政平衡，这一思路已成为各国操作的准则。因为现代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要求对其实行有限度的调节，调节的目的是让市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连货币主义的宗师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就拿眼前这场欧美各国围绕财政政策的争论来说，人们争论的关键点是财政扩张的时间、力度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对未来长期增长的影响，而对危机时财政扩张的必要性，是没有人质疑的。

　　当然，对于渴望建立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来说，最好还是回到斯密那样的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每年都搞搞财政平衡，过过小国寡民的生活。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纯自由市场如此完美，凯恩斯主义又如何能够产生呢？

　　最后，将污水全部泼给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形形色色的计划经济残余、国家主义、经济民粹主义、新重商主义，他们没有旗号，但他们的幽灵却时时刻刻盘旋在我们上空，他们不受限制地扩张权力边界，扭曲市场机制，危害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看到有人将所有干预的污水全部泼给凯恩斯主义，代其受过，他们定会暗自窃笑。而终生信仰市场、以维护自由为使命的凯恩斯，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忿忿不平地跳起来申辩道：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你的中伤让我很难过。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采用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激化，企业开工不足和大量失业成为经常现象。特别是1929年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更趋严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于1929年提出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伊始便实施“新政”(New Deal)，推行了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由政府向社会注入购买力的反危机政策来应付严重的失业问题。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急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正是出于医治失业和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迫切需要。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就业、利急和货币通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其就业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有效需求理论、乘数理论和利息、工资理论。在凯恩斯看来，一国经济的兴哀完全取决少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三大基本心理因素，经济机制既与之无关也无能为力。因此，国民经济的调节自然需要由政府来进行。凯恩斯还运用乘数原理，即增加投资可以引起成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凯恩斯认为，只有实行政府干预经济才能使现行的经济形态免于全面毁灭，才能使个人的动力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干预的中心在于有效需求管理，实行逆经济风向而行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办法是具体通过提高私人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公共投资和赤字财政以及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的“相机抉择行动”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在一战后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接受并奉为国策。凯恩斯也因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者，他的影响遍及西方经济理论界并致西方一些经济政策和思想的形成，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现代劳动关系系统理论的创立者邓洛普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经济思想就深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Bruce E.Kaufman，2002年)。

　　凯恩斯诞生于一八八三年，这一年马克思辞世。《通论》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凯恩斯谢世于一九四六年，享年六十三岁。在谶纬学家眼中，上面的“三”与“六”，“三”与“六”的不同组合，意蕴殊巧。除去迷信，无论如何，凯恩斯生前身后的辉煌和坎坷，给这个世界烙上了不同凡响的印迹，足堪一九九九──《通论》问世六十三年时的后学思考。

　　    学人总能从先贤的论述中找到灵感，并由此生发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方福前《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研究》一书（以下简称“方书”），追踪凯恩斯思想从新古典向新经济学演变的轨迹，为我们由今视昔，也为我们由今视今、由今视后，提供了一个可读可鉴的文本。

　　    凯恩斯是在马歇尔及其大弟子皮古的关爱和指导下学习经济学的，而《通论》却成了张贴在剑桥传统经济学殿堂内的一篇致命的造反檄文。促成凯恩斯思想转向的动因是什么？以往学术界流行两种解说，其一，《通论》是凯恩斯《货币论》思想发展的结果，这以经济学大家熊彼特为代表。其二，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推动了凯恩斯思想由《货币论》向《通论》的转变，这在苏联和我国学术界有代表性。方福前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前人的解说，他根据读得的史料和自己的研究，以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为枢纽，将凯恩斯思想转向的动因，在实际经济方面向前溯源，添加一个现实性动因：一九二零年代英国经济的长期慢性萧条；在思想学术方面横向拓展，添加一个思想性动因：这一时期凯恩斯处身的剑桥大学特殊的学术氛围。进而将解说的动因视域扩大为：英国的一九二零年代慢性萧条、大萧条和剑桥学术氛围，是这三个动因共同促成了凯恩斯的思想转向。

　　    仅仅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就能将深受马歇尔学说熏陶、曾热衷于传布新古典教义的凯恩斯的思想彻底扭转么？从哈罗德所著《凯恩斯传》和传主的一系列论著来看，凯恩斯不是一个肯轻易放弃自己思想见解的学者。非有理论上推翻旧说的有力证明，非有长期深入彻骨的思考，凯恩斯是不会改弦易辙的。何况他在《通论》第24章第5节明示：现实中的既得权益或既得利益之势力，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为大。因此，大萧条单因说过于简单，至少是不够厚实。实际经济方面的另一动因，一九二零年代英国的经济慢性萧条，渐进而深入地滋发了凯恩斯怀疑旧说的萌芽，启动了凯恩斯批判旧说的行程。这一时期，凯恩斯评论时局，频频策论，在《失业需要猛剂吗？》、《英国政府和失业》等报刊文章中，支持英国自由党领袖劳埃德?乔治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的主张，论证其作为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救治当时失业的根本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政策思想的形成，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关键性转变，是通向《通论》的转捩点。但这也还不够。对于理论家来说，实际局势可以构成思想和理论变动的间接外部环境，思想和理论变动更依赖于思想和理论的直接濡染和相激相励。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三一学院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卡恩、琼?罗宾逊、米德等“马戏团”成员的学术切磋乃至激烈论争，激励起凯恩斯革旧布新的思想火花，坚定他爱老师、更爱追求真理的勇气（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艾尔弗雷德?马歇尔逝世，凯恩斯为《经济学杂志》撰写长达六十二页的讣闻，景仰先师，从实追记，不文过饰非。马歇尔遗孀致函凯恩斯母亲说：梅纳德为亡夫撰写讣闻，一定能出色完成任务，艾尔弗雷德生前为把他算作自己的学生之一而自豪。[哈罗德：《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第383页] 其时，凯恩斯已经背离新古典教义，发出多篇孕含新思想、与自由放任主义者论战的论著。由此可见凯恩斯人品学品的一斑。），加速他完成从《货币论》向《通论》转向的进程。方书在细细阐说三个动因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论》的最初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端于一九二零年代英国经济的慢性萧条；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大萧条和剑桥的学术环境，加速了凯恩斯革命的进程。这一解说是自洽的。

　　    凯恩斯及其思想在我国的命运悲喜交集，悲在其或上天堂或入地狱，喜在其也能碰到以求实心相待的学人。在一面倒“大批判”的年代里，对《通论》的抨击性评析与对马克思的崇拜式评析形成了鲜明对照。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的见解是深刻的；凯恩斯的宏观理论虽然解释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纾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危机，却是肤浅的。国外学者对凯恩斯的研究，也有随经济思想潮流和经济风向变动的趋势。这中间不可能没有疑点和牵连。人们至少可以质疑：马克思与凯恩斯各自得出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论，仅仅用“前者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后者停留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表层”这样的说法，就可以一言以蔽之了么？方书利用凯恩斯论著和学生记录他讲课的笔记等资料，对比勾勒出凯恩斯研读马克思论著，部分受到马克思观点影响，放弃古典学派的中性经济理论，形成有效需求波动理论的思想发展轨迹。例如，凯恩斯在讨论货币工资经济（企业经济）时暗示，马克思讨论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就是他所说的货币工资经济。经济学家考虑的是C－M－C’，而商人实际感兴趣的是M－C－M’。后一公式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流通公式G－W－G’，M’与M之差M’－M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认为，M’－M>0时，社会商品不能全部被购买而有过剩，会出现经济危机，使M’－M趋向<0，资本家亏损严重。凯恩斯认为，“在马克思理论中存在有真理的内核”。他批判地综合了马克思、马尔萨斯、道格拉斯少校和古典学派的相关观点，得出了经济中可能存在M’－M>0、=0和<0三种情况，而在一九二零至一九三零年代可能是M’－M<0，即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他要研究的是有效需求波动的原因（方书，第148－150页）。

　　    从方书的引证看，作者对于英文原版三十卷《凯恩斯全集》，下了相当实在或许“死”的功夫。这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中青年学人中间，已属稀缺。正因为此，方书能够梳理出被人们淡忘的头绪，生发出醒人耳目的论析，给人以较大的阅读边际效用。例如，对于乘数理论，从卡恩的就业乘数，到凯恩斯的投资乘数，著者细说这中间的思想演变过程。在凯恩斯反击反对公共工程政策主张的观点时，步步为营地论证了他的支出－就业－再支出－再就业……的连锁反应；公共工程支出所增加的就业量，还可以节省失业救济金；增收的国民收入中，会有20％成为政府的税收。同时清醒地留有余地地估计了投资乘数的数值：由于每一收入增加阶段上有五种漏出情况，再考虑到其他因素，投资乘数为1.5。他据此断定，解决一九三三年英国100万人失业的政府公共开支，所需不是直观表面的5亿英镑，而仅仅是6千万英镑！两种观点，两种差异巨大的估计，凯恩斯的估计逻辑，留有余地，令人信服。“这完全不是变戏法，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个可靠的科学论断。”（方书，第128页）这些，都是我们从教科书中读不到的，却又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公众知识所必需的精神素养。

　　    在对凯恩斯思想转向的溯源方面，方书的钩沉稽要见出功力。作者根据一九二六年七月版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终结》，向我们展示出凯恩斯在一九二四年（在牛津大学讲座报告）前后，已经对盛行于经济学界的自由放任－完全竞争假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把简化的假说看作是正常的状况，而把这些复杂情况看作是病态。”（方书，第9页）这里的复杂情况，指的是凯恩斯面临的时局。这时的凯恩斯，不仅是在怀疑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万灵，简直就是在宣示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是在对风险、不确定性和愚昧无知作了初步考察后，萌生出个体投资人对于投资前景的预期的经济学研究理路。我不禁联想，一九二零年代，凯恩斯与大西洋彼岸的弗兰克?奈特的见解趋同，是各自独立的学术创见，还是声气相通的个性呼唤？那时的通信水平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他们俩又被今人判定为分属不同学术阵营的经济学家，那么导致他们见解在这一点趋同的，就只能是大西洋两岸现实经济状况的趋同，垄断性与自由放任性已经交织成为英美资本主义现实的制度性因素了。当时的他们，可能还有其他少数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个体理性为何、如何不必然集结为集体理性这样一个前瞻性课题了。虽然是初步的研究，我们仍然难于否认，他们为当今热闹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奠了思想的基。

　　    人类理性的正剧、悲剧、喜剧因素，交织共存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时代潮流之中，经济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各种理论的荣辱浮沉无数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哈耶克的理论命运是如此，与哈耶克理论指向殊异的凯恩斯的理论命运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尽管理论路向迥异，学术水平却难分轩轾。就象本世纪交响乐指挥大师卡拉扬、索尔第和伯恩斯坦等人一样，评者对他们可以也应该有各自的偏好，却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艺术和学术造诣皆为一流，硬要把他们分出个“科层”高下来的理路，都难免不会坠入大一统的集权层级思维模式的陷阱。难道我们在倡导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可以极力褒扬哈耶克，却不能够容忍和实在地看待凯恩斯么？如果这样，那和人们昨天一味奉行凯恩斯、贬斥哈耶克，在思想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研读经济思想史，研读《通论》，使我有一个看法愈益明朗，读方书强化了这一看法，但方书却未明确指出，略显遗憾。这就是：凯恩斯在经济学圣殿的“造反”行动，虽然具有“革命”的外衣，也深具革命的攻击力，但他所用的工具依然是新古典的，他的一系列分析无不浸透着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血脉。从工具一面看，他并没有革命。从突破新古典理论基本假设、结论和问题界域一面看，凯恩斯确实革命了，其精神体现在敏锐地抓住他所面对的现实经济问题，追问马歇尔和皮古等传统学者给出的理论和政策，为什么、如何与经济萧条的现实不相符合或行之无效；进而运用新古典工具，分析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严重等宏观经济波动的症结所在，传导机制如何；终而提出自己的新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框架和政策处方。简言之，凯恩斯以传统工具重构了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基本假设，初创了较为系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明确这一点，或许可以为我们厘清中外经济学界关于凯恩斯理论的争讼，提供一条思考线索。

　　    凯恩斯在《通论》中袒露心声：“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通论》中译本，“原序”第3页）斯言的是。凯恩斯没有、不可能、也不必彻底摆脱传统经济学。从《货币论》到《通论》，他历年面向现实、苦苦思索的演化，成就了旧说基础上的新说，新说在一定程度上兼容着旧说，革命兼容着革命的对象。就此而论，凯恩斯新经济学对于新古典理论的革命，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体系的革命，似乎有着某种似然之处。

　　    今天，凯恩斯的思想已成旧说，已成一些经济学者极力摆脱乃至批判的对象。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及其制度的演进的均衡，经济学自身也难于飞跃。发展学术，为创新说，批判和摆脱旧说都是必要的。问题依然是：今天或明天的新说，能彻底摆脱昨日的旧说么？旧说可以启迪新说么？如何启迪，关联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