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陈应松底层写作
苗秋艳 韩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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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秋艳（1982—），女，汉族，河北沧州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韩德信（1964—），男，汉族，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
[摘 要] 陈应松的底层写作以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极致化的苦难叙事反映了神农架边远山区底层的苦难生活，并向精神和人格心理层面推进，达到了人性挖掘的深度，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底层写作，作为新世纪底层写作代表的陈应松作品集中表现了城乡冲突、贫富对比中农村底层人民的苦难命运，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断深化。
[关 键 词] 现实主义 陈应松 底层写作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问题日益突出，一部分人由于其掌握的各种资源和资本迅速成为精英阶层，而大部分人则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成为与之相对的底层。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上基本无行政力；经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受教育机会少，文化水平低，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1]为社会最底层写作，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自觉行为。陈应松以神农架边远山区底层的生活为写作基础，以其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和深刻的批判力度，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使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
一、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
陈应松是新世纪最早书写底层的作家之一。陈应松说：“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2]为了使作品具有客观真实的生活基础，他曾到神农架林区办公室挂职。在神农架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他亲眼目睹到了边远山区物质的贫困程度，以及如此贫困下底层人的艰难生存状况，这些都是没有到过神农架的人无法想象的。真切的生活体验给作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灵感，使作家归来之后以不可按捺的热情写出了大量反映神农架山区底层生活的颇具影响力的小说，表达了对边远山区底层生活的深沉忧虑和思考。极致化苦难书写，源于作家客观真实的生活体验，《马嘶岭血案》中的九财叔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家徒四壁，三个女娃挤一床棉被，那棉被破鱼网似的”，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要赡养；长年种洋芋刨洋芋，只有一张板锄和一张挖锄，“第三张锄是没有的”；“牛栏破了没瓦盖，”只能在房里做牛栏；没有钱买药，让胸口的大洞每天流一碗脓水；连两块钱的特产税都交不起，把村长急得铲自己嘴巴。极度苦难的生活使九财叔过早地衰老了，连“我”的父亲见了他都恨不得喊他叔。这种贫困在与城里来的知识分子的对比中，显得更加鲜明和惨烈。
现实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时，必须渗透着对人的关怀，用社会发展的理性眼光反映客观现实，揭露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表达作家的人生和社会理想。陈应松在反映底层生存苦难时，表现出鲜明的批判锋芒，体现了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寄予了消除两极分化、缩小生存差距的社会理想，表现出鲜明的理性精神。在陈应松的底层写作中，贫困与死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死亡是陈应松底层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任何一部陈应松的小说中都描写到了死亡。陈应松说：“我觉得那些非常好的小说，那些杰出的小说家，最好的小说就是写死亡的。”[2] 《太平狗》中，程大种几次遗弃太平未遂，狠心想把它置于死地，最后狗活着回家报丧了，他却在城市里化作一缕青烟。《狂犬事件》通篇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大量人畜的死亡令人胆战心惊。最让人纠结的是张克贞和汤六福愚昧到对被疯狗咬了还抱侥幸心理，以致于小凤和汤六福不可避免地发疯死掉。《母亲》中，五个儿女因无力赡养病重的母亲而把母亲毒死。《马嘶岭血案》、《望粮山》、《火烧云》、《吼秋》等作品中，都是以死亡结尾的。在这些作品中，死亡不只是写实，更是一个寓言，是毁灭的寓言。底层的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如果不得以改善，那么必然造成底层的毁灭，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失衡以至崩溃，这才是作家真正所要揭示的。
陈应松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典型形象。恩格斯在给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曾经提到过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陈应松选择了神农架山区这个典型的贫困地区，那里的底层人物质、精神生活的贫困程度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而他塑造出来的程大种、金贵、九财叔、苏宝良等等神农架山区底层人，无疑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特征。典型历来有“熟悉的陌生人”、“独特的这一个”、“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诸多说法，“在特殊中显现一般”是现实主义对人物典型的基本要求。《马嘶岭血案》中的九财叔因贫困而仇富，因仇富而杀人；《太平狗》对主人不离不弃，数次想救主人，在主人死后不远千里回家报丧的太平狗的命名，更是蕴含着底层不过是太平世界的一只只贫贱的狗的寓意，小说通过极致化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底层人的苦难和不幸，这些人物形象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人全面真实的生活状况。
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陈应松底层写作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神农架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域特征为魔幻手法的使用提供了合适的背景。马嘶岭上的怪光和莫名其妙的枪声（《马嘶岭血案》），天边的麦子，天上掉下包着肉虫的冰雹（《望粮山》），“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牲口”的说法（《猎人峰》）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使用和象征物，如红发卡、红水晶的出现，都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增加了作品的凝重的气氛、神秘色彩和吸引力。陈应松认为，“题材和立场必须是以小说的、艺术的形式出现的。我认为确有一些比较差的小说，写得匆忙的小说，但总体上看，‘底层文学’是有相当艺术价值的。”[3]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二、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
现实主义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对当下社会不合理现象巨大的批判力量。社会生活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不同层面，因此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仅应该包括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的批判，更应该包括对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的批判，应该向人性的纵深挖掘，继而引发读者对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根源的进一步思考。陈应松小说不但书写了农村底层的物质生活的苦难，还向精神层面开掘，向心理层面推进，以此寄托了作家的社会批判意图。
底层的苦难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困顿，更有精神上的受难。一方面，由于物质的匮乏，底层不仅缺吃少穿，面对病痛时更无钱医治，精神的折磨更加刻骨铭心，比物质的困苦更难以承受，《母亲》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母亲含辛茹苦带大了五个儿女，晚年生病反而成了儿女沉重的负担。从停药、逃离医院到想弄死母亲，每一次对母亲的放弃儿女心中都充满了苦痛挣扎。在儿女犹疑时，母亲坚决选择了死亡，死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也是她给儿女的解脱。物质的贫困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儿女们是在精神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母亲送上死路的。在母亲的坟前，儿女们心里充满了苦痛，无疑悔恨将伴随他们的一生。另一方面，物质的贫困也导致精神的扭曲，甚至恶劣品性的滋长，使原本艰难的底层生活带来更多痛苦和磨难，底层也因此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陈应松无意于书写“穷人绝对正确的非理性逻辑”，他在对底层寄予深切同情和关怀的同时，也像鲁迅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平淡的文字背后，涌动的是作家复杂而难以言说的况味。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劣、物质资源的严重匮乏导致精神的扭曲和人性恶的滋长，物质的匮乏激发了人的占有欲望，而这种欲望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宣泄和疏导，进而导致底层的疯狂。至此，陈应松的底层写作已经达到了人性挖掘的深度，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力度使人感到震惊，并能引起强烈的反思。《火烧云》中，麦家父子强行霸占了寒巴猴子的房子，来扶贫的图书馆馆员龙义海出于好心调解无效时，想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寒巴猴子的权益时，却受到麦和尚的威胁。龙义海费尽心思弄来的村里抗旱用的二十袋水泥和塑料水管狂暴的村民哄抢一空，村长儿媳妇也因此而流产。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级理论”。他认为人有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类的需求构成了一个层次体系，即任何一种需求的出现都是以较低层次的需求的满足为前提的。”[4]底层根本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更不会被爱和被尊重，更难以自我实现。在各级正常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底层难免会产生其特有的底层心理。首先表现为自卑，《太平狗》中，城里人怀疑太平是疯狗，程大种竟然用将手塞进太平的嘴里，让它咬破自己的方式证明它不是疯狗。这一举动明显表现出他低人一等的心理，为了让人相信他，居然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他在遭受姑妈冷遇后说：“人到了城里就没个尊严了，就把脸皮取下来让人当茅厕板子踩。”在精神追求被打击得片甲无存时，底层又难免落入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甚至全面崩溃。《望粮山》中的金贵对乡村生活感到失望和厌恶，踏上了到城里寻找亲生母亲的征程。但是在城里，他不但没有寻找到想要的生活，反而被抢劫、被诬陷、被毒打，连亲生母亲也拿5000块钱了断母子关系。在充满欲望的城市里，他迷失了自己，不但没有像以前一样振作，反而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中选择了以杀人的方式复仇，这是他在农村和城市中苦苦追寻的精神目标全面失落后的精神迷惘下的冲动行为。刺伤老树后，他跳下山崖，在失望、痛苦和惶恐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融不进城市，正如孟繁华所说，“走进城市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5]这种拒绝对他们造成精神上的巨大伤害，进一步导致他们心灵上的扭曲，使他们在行为上做出非正常的举动。《马嘶岭血案》中的九财叔是一个仇富的典型。几十年的贫困生活，使得九财叔已经完全麻木了。但是当他看到了踏勘队员的优越待遇和丰富的物质生活时，强烈的对比使他死水一般的心灵产生了极度的不平衡。而踏勘队员们的冷漠和鄙夷，使他的仇恨爆发了。山中遇险丢掉了两块矿石，被祝队长扣了20元钱的事件，则成为他仇恨的导火索，进而导致他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挤压下失去理智，在仇富心理的怂恿下，带领“我”做出了杀害踏勘队员的疯狂行径，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悲剧。
农村底层的苦难，往往是与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陈应松的底层写作对这个主题有深刻的涉及。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带来的并不只是物质贫困，更有因为物质贫困导致的精神、人格心理的裂变。底层在面对其他阶层时难免暴露出特有的自卑、自暴自弃和仇富心理。城市本来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不仅是富足的标志，更是文明的象征。但是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底层的利益为代价的，城乡的巨大差距使得农村底层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处于劣势地位，通过对农村底层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作家的社会理性批判鲜明地表现出来。
三、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主张或文学思潮，更是一种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现实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展开深刻的批判，并用理性的眼光揭露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寄寓作家的人生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现实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时，必须饱含着对人的理解和关爱，尤其是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和同情。陈应松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粗砺的，而不应该是精细的；应该是民间的，而不应该是官方的；应该是野生的，而不应该是庭院的；应该是底层的，而不应该是上流社会的。””[6]
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精神向文学领域回归，作家们带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底层生活。最初，作家们带着批判和启蒙意味俯视底层生活，反映政治的失误造成的底层人民的困顿，他们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中展开宏大的历史叙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开始了写作视点的第一次下移，将关注点放到小人物身上，通过“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展现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现实主义冲击波”关注到了转型期底层物质生活的极度困顿，带有明显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功利目的；陈应松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无法了解边远山村底层的大多数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从而引起人们对城乡二元对立、贫富悬殊、社会分层等严重问题的关注。从新时期前十年到“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陈应松的底层写作，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段，反映着不同的社会现实，但价值取向上是关联的、延续的，是不断超越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不断深化的。
从主体态度看，陈应松在城乡对立、贫富悬殊的时代背景下，将神农架边远山区底层劳动群众作为关注的中心，不仅向底层的精神世界开掘，而且深入到人格心理层面，对底层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的展现，以此来引起全社会对日益庞大的底层整个阶层的关注。与新时期伊始作家们呼唤社会政治经济的百废待举，新写实“零度叙述”下暗含作家们的人文关怀，“现实主义冲击波” 希望干预社会、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目的相比，《母亲》对底层物质极度贫困的反映，《狂犬事件》对农村底层的麻木的描写，《马嘶岭血案》对城乡、贫富、现代文明与乡村生活的尖锐对立的表现，都是对社会的良知、公平与正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情呼唤，彰显了深厚的人文精神。陈应松从底层切实的理想诉求出发，展开了对一个阶层人的人文关怀。
从关注的问题看，陈应松从社会层面向生命层面的推进，设身处地地表达着底层人民的物质贫穷、精神困苦、人生信仰、理想追求、挫折失败、坚韧顽强、高贵品格以及人性劣根，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存在的实在可感的贫困的底层村民真实的生活状况。新时期伊始作家们反映了底层的贫困和底层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程中的奋争；新写实关注底层“一地鸡毛”似的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由此带来的精神困惑；“现实主义冲击波” 主要表现改革给工人和农民阶层带来的物质困顿；而《火烧云》揭露的物质贫困带来的人性蜕变，《吼秋》歌颂的底层的顽强和正直；《松鸦为什么鸣叫》、《云彩擦过悬崖》中的对亲人的爱，对陌路的爱，甚至对大自然的爱，深入到底层内部，真实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厚实的、有血有肉的社会群体的存在。
从接受效果看，陈应松对底层的描写向社会、历史、人生、人性深度开掘，深沉的终极关怀沉重地撞击着每个读者的胸膛。虽然读者的生活经历不同，但都能在了解底层生活时与作品产生共鸣，同情和关注底层，继而引发对理想社会文明的追求。新时期初期或批判文革，或反思“左”倾政策，或呼唤改革，都能在社会变动中引领社会思潮，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投入社会建设；新写实是全社会经过沉痛的反思和现代化的浪漫憧憬后向生存真实的回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因而容易被读者接受；“现实主义冲击波”揭露现实生活中金钱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让读者感到的是艰难和悲苦；而《望粮山》、《太平狗》、《归来·人瑞》、《猎人峰》等，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底层世界，引起读者强烈的感受和思考。
四、结语
陈应松底层写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社会转型发展到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得不集中关注最底层百姓的生活时，为社会最底层写作，为底层鼓与呼，成为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自觉选择。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读者展示神农架边远山区的苦难生活，使人们意识到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陈应松的写作初衷。但是，底层除了苦难外，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欢乐。而且，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底层也从中受益匪浅，国家关注“三农”问题、关注西部问题、关注农民工问题，还开设了打工学校以便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等等，这些在陈应松作品里都没有涉及。事实上，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底层问题，作家应该在作品中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使创造主题更加丰富，也给底层以更多的希望。
[ 参 考 文 献 ]
[1] 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天涯，2004，（2）．
[2] 周新民．灵魂的守望与救赎——陈应松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7，（5）．
[3] 李云雷．陈应松先生访谈[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5）．
[4] [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5] 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7，（6）．
[6] 陈应松．陈应松在武汉城市圈(鄂州)首届文学论坛上的讲话[N]．武汉：长江日报，2007 - 09 –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