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人 婚 恋
王先金 编著
3-2 郭沫若的婚恋 （3）
郭安娜晚年
郭安娜(1894-1994)1916年与郭沫若相识相爱，婚后共同生活了20余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育有四男一女。郭沫若回国抗战时，大儿子和夫20岁，二儿子郭博18岁，三儿子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子郭志鸿6岁。此后，郭沫若没有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但是，五个孩子却在这样的境况下全部都念到了大学毕业，各有所成。安娜曾提出希望郭沫若用一种公开的方式宣布离婚，可这件事一直被压了下来，直到1994年安娜病逝，也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
1937年郭沫若回国抗战后，他和于立群结合，郭安娜与郭沫若的婚姻就名存实亡了。
抗战胜利后，安娜携子女千里寻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
在中国，郭安娜随着季节变化，春夏去大连，秋冬来上海。
安娜平时除了看书读报外，喜欢出去走走，她居住的上海大厦邻近苏州河，她喜欢站在窗前向外眺望。她常感慨地说：“我年轻时就跟随郭沫若来到上海，我住在这里感到温暖，很亲切。”
安娜对上海格外有感情，她知道上海是郭沫若年轻时呆过的地方，曾是创造社及新文化运动的据点。
吴月丽从1958年10月起，受组织委派，长期与郭安娜联系，关心她的生活，相互感情深厚。只是在文革十年期间，她们的联系中断了。1978年12月吴月丽重返统战部后去看望安娜，安娜亲热地让她坐下，倒上一杯茶，便滔滔不绝地说起十年动乱中的情况。安娜用手写了“内乱”两个字，然后说：“毛泽东是伟人，是好人，他是人，不是佛，他有缺点，他晚年犯了了错误，被人利用了。”
安娜谈到自己时说，刚到大连那段时间，她竟感到自己是被遗弃的异国妇女，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 郭安娜在大连与儿子郭和夫住此二楼
1958年，郭沫若曾去大连探望其长子郭和夫，可是未与安娜见面。她得知后很生气。那年10月，她从大连来上海，在船上有人问她：“丈夫呢？”她回答说：“丈夫死掉了。”她曾表示要写信给沈钧儒控告郭沫若。可是并没有写。她认为郭沫若已成为中国政府要人，不能影响他的威信，不能给中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
那段时间，安娜的情绪是矛盾的，她忘不掉与郭沫若在香港见面的情景。在香港与郭沫若谈到经济问题时，她说：“你的钱，我要，国家的钱，我不要。”郭沫若说：“什么国家的钱，我的钱，都是我的钱!”她被吓得一句话也没有再敢讲。
安娜在上海期间，吴月丽每月给她送生活费，安娜总说：“我觉得自己对中国人民无贡献，我的生活总是靠国家，我感到不安。”吴月丽便对她说：“这是北京来的，是郭沫若给的。”她才收下，并轻声说“因为这是夫妻关系”。
1969年“五一”节前，安娜自己拍电报至北京，要求见郭沫若，要求看望刚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幼子郭志鸿。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安排安娜来京，住在和平宾馆。郭沫若去宾馆看了她。这是安娜在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下，与郭沫若的一次特殊相见。
这次见面时，安娜提出：在中日关系允许时，她希望回趟日本。郭沫若回答：“没有问题，只要两国关系允许，一定设法让你回日本探亲。”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郭沫若因有外事活动起身告辞，安娜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上车前两人又紧紧地握手。她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汽车看不见时才回室内。
安娜从日本探亲回来后急于想见郭沫若，并于1975年夏由女儿郭淑瑀陪同到达北京。安娜到京第二天，即到郭沫若病房探望。郭沫若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相迎，安娜快步向前将郭沫若扶回沙发，握着郭沫若的手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两人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不愿打扰病人，安娜便主动站起身来告辞。郭沫若坚持把她送到病房大门口才和她握手告别。
返回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忘记给郭沫若看在市川原住处拍摄的许多照片，于是又返回医院，将照片逐张给郭沫若看，郭沫若看得十分认真，两人都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日子。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了，安娜当时在大连，得知消息后，她特地穿上一身黑色衣服，身披黑纱以示哀悼。她没有去参加追悼会，但孩子们都云了，她的心也去了，她忘不了昔日与郭沫若在一起的生活，默默地为他祈祷。
1983年，安娜老人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原打算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可是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不参加会议。她说：“我希望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我身价高了会影响我丈夫的声誉。我要是去参加会议，人们看到我，就会议论他，我不希望贬低他，不希望把我们的问题表面化。”
郭安娜于1994年去世，享年100岁。
郭沫若和他的“抗战夫人”
郭沫若和于立群结合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1916年5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她和姐姐于立忱都生长在北平。十三岁时于立群离家到上海谋生，当过戏剧演员也拍过电影，艺名黎明健。那时候她经常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演出。她穿着朴素，举止端庄，性格文雅闲静。郭沫若很喜欢于立群，于立群也很崇敬他，二人情投意合，在广州时两人就同居了。1939年元月，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为郭沫若与于立群主持补行了婚礼。听说，当时周恩来就对郭沫说：“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礼了！”
于立群有个姐姐于立忱，生于1912年8月。她聪明好学，有才有貌，从小就爱读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参加北伐，佩戴中将军衔。更使于立忱崇拜得五体投地，视郭沫若这位“戎马书生”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从而产生了爱慕之意。于立忱曾因参加政治活动入狱，获释后为《大公报》社长张季鸾所聘在该报工作。
1934年于立忱得了肺病，靠着《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治了两年的肺病。她住在东京郊区，与当时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相距不远。她常去访问郭沫若，郭沫若当然热情接待，两人情意笃厚。
1936年12月16日晚上，郭沫若邀约到东京短期停留的好友郁达夫一同去探望病中的于立忱。于立忱十分高兴。为郭沫若和郁达夫深夜远道来访，她把自己新作的一首七绝《咏风筝》写在一张纸上给他们看： 于立群
碧落何来五色禽，
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
辜负乘风一片心。
郁达夫笑着称赞道：“好好！”
这首诗是于立忱自家身世、自家心地的写照，透露出微妙而高雅的情愫“半缕轻丝”。郭沫若有感触，那“半缕轻丝”似乎蕴藏着近年来他们维系的情思。郭沫若当场和了一首：
横空欲纵又遭擒，
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嫦娥宫里去，
碧海青天话素心。
郭沫若这首诗，表示了隐藏于心中的苦恋。这首诗与于立忱的诗相对，他与她，心心相印，那缕缕绵绵深情，虽难直言，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一个是多情才子、浪漫诗人，一个是似花女郎，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在异国掀起一阵风风雨雨，令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深感不安。但不久，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很快把两人拆开了。
《大公报》社长张季鸾曾追求于立忱，但于立忱终身不嫁。原因是她痴情于郭沫若。
后来《大公报》表示不再承担她旅日的费用，她只好于1937年初返回上海。于是一躯尚未痊愈的病体，一颗受了伤的心灵，又添了精神忧郁症。1937年春，她听到谣传郭沫若当了“汉奸”，五内俱焚，疑虑不定，加上她痛惑“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竟于当年5月上吊自杀。当时有人说，她是为郭沫若殉情的。郭沫若在日本得悉后十分悲痛，肝肠欲裂，立即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凭吊文章《断线的风筝》，发表在《妇女生活》月刊上，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郭沫若认为这是“又当投笔请缨时”了，决定“别妇抛雏”，潜回祖国，投身抗战洪流。他于7月25日从日本上船，29日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回到上海的第四天，就同林林等人到中国公墓于立忱的墓前致哀。此后，他又写文赋诗抒发自己的情感。 郭沫若、于立群和孩子们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刻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没多久，他在参观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时，由诗人林林等介绍，他认识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于立群。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和乡下姑娘一样。作为一女演员，她在戏剧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她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就是由于有上述原因。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轻微颤抖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24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郭沫若在上海从事抗战的宣传工作，他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的、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圣地。郭沫若劝告她取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1937年底，上海失陷，于立群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
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说：“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淮备长期抗战。”郭沫若笑着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在当天下午也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了。
郭沫若在香港住了六天，12月6日即与于立群等人坐船到达广州。和夏衍一起在广州办《救亡日报》。
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一番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与他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到了郭沫若住处与他同居。
于立群喜爱书法，擅长书法的郭沫若自然就当了她的老师。
“你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
“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说，“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有了这样一位年青漂亮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小妹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何况郭沫若已是结过两次婚的人……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可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因缘一线牵。
1月6日晚，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拖”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搀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脸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于他来说，已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末位太太——“抗战夫人”了。
郭沫若的一生中，曾先后与五位女子有过婚恋关系，于立群是其中的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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