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加息的情况一向是非要让所有人猜不中，但目前时机已经无所谓了；我们来罗列一下利息调整的诸多影响：1、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2、适度回笼货币，对抗通胀；3、对实体经济增速降温，包括企业融资成本；4、调控地产市场的资金供应；当然第二条来说也许还需要央行通过金融市场它项政策与票据调整结合。

需要控制地产市场资金供应的时候没有看到够力度的政策；

需要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时候看到的是美元和美元债券的增持，一揽子外汇储备与货币锚无力无度；

需要扶持实体经济的时候没有看到对企业的税收利好而是税赋增加（我去年的文章一再说过）；

当人民币连续对外升值而对内购买力贬值的时候，当国际热钱这两年几进几出，当出口企业面临疲软，当普遍福利还是滞后，当我又回想起斯蒂格利茨在本世纪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对风险评估的认识，我看到了两样东西：又一个货币政策和又一个土地政策，但是我却无法评价这两者，没有好评、没有差评、没法评价。

比斯蒂格利茨更老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他曾在来华前后接受采访时表达过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创富机制不公是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我们的经济体怕是难脱此项弊端。不评论但是却把货币与土地政策放在一块，因为目前两者存在同一个问题，即几乎完全的政府行为，极度缺乏市场化，因此长期存在政策是一切而市场绝对从属的状况，因此目前的加息也好、土地供应量波动（今年农村合村并居、拆迁挪地）的政策很难单独的来评价，相对于长时间积累的各项政策的累加，其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单独考虑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的经济典型的大国家、大政府捆绑着小市场，国家为何没法减税？因为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拉动经济。为何没法压低通胀率？因为需要保持GDP增长。为何对楼市又打又拉？因为这里是政策之手完全控制的地方，好也罢差也罢，没有自己调节的可能。

我们不妨描述一个“另类的凯恩斯货币供应封闭图“：因为财富分配和创富机制不公，因为福利政策不公，大多数人不敢消费，因此储蓄为主，但是储蓄又面临通胀，缺乏消费就只能国家来扩张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弥补这块消费不足，财政吃紧则要尽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这样加税、更多的依赖和扶持国有企业、更多资源离开本来就不富裕的民间和民营中小企业，然后就是人们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幅远低于通胀和GDP，然后就是消费更不旺，而存钱又通胀，没有选择，然后财政只能继续扩张，这个可不是凯恩斯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