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 PI)同比上涨4.4%，涨幅比9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创下25个月来新高；10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5.0%，涨幅比9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7%。通胀风险越来越大！

　　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主流的看法来自于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给通货膨胀所下的定义：“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今天，我们用价格指数，也即成千上万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量通货膨胀。”简单地说，通货膨胀等于价格总水平的上涨。所谓通货膨胀，从技术上，专家们倾向于关注CPI、PPI等等指标。

　　关于通货膨胀的另一种看法是：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部分地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如今各国都实行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制度，按照这种看法，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得太多了。所谓通货膨胀，从技术意义上说，就是中央银行发行了太多的货币，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太多了，就必然导致严重而广泛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货币贬值。由于货币贬值，所以用货币标示的物价就上涨了。

　　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围绕其成因的讨论也日渐升温。笔者以为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宽松的流动性催生通胀

　　为了最快、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复苏，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向实体经济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如同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一样，宽松货币政策在发挥刺激经济作用的同时，美元出现贬值迹象，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累积的副作用特别是对物价的推升如今开始显现。

　　就我国而言，自2008年应对危机以来，粗略估算我国银行体系已累计发放人民币贷款超过17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已接近70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的国家，货币的泛滥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明显的通货膨胀。从“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到“苹什么”……如今，物价上涨已成不争的现实。而伴随着各种物品的轮番涨价，老百姓的通胀焦虑感日发严重：手中的钱越存越不值钱，该怎么办？投资什么才能抵御通胀？理财周刊指出，“资金放出来，即使不是水也是油，最后一定要在什么地方鼓起来。”，这也正是许多专家对前期各种民生商品轮番上涨的主要原因。

　　通胀本质还是货币过多导致的货币贬值，源头在于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滥发，向中国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中国财富的稀释，使得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日趋沉重。换句话讲，中国当前价格上升明显就是输入型通胀。 自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就在不断地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降息，把大量流动性源源不断地注入世界经济体。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不可避免地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归根结底，通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至理名言。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市场化改革和资源货币化过程中，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GDP增长当然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无疑会带来通胀。这种货币超发与通胀之间的必然联系，已为无数的历史经验所验证。

　　 独特的汇率制度带来的通胀

　　最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人民币汇率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在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之前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不管人民币汇率是低估还是高估，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已经经历并很有可能继续经历一个剧烈的通货膨胀过程。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传递到制成品价格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要素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在中国，冀望利用汇率来改善国际收支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形成之前，很难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均衡点。

　　按照自由主义的诸经济学派共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往往恰恰是导致经济剧烈偏离平衡的根源。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则是典型的藏汇于民的国家，其官方外汇储备与民间相比微不足道，并且其中大部分为黄金。而我国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并不能等同于实际财富存量，而在实质上稀释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不管是利用官方的货币平准基金也罢，发行特别国债也罢，最终会引起利率上升，增加政府筹资的负担。因此，中国特色的结汇制度，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引起的通胀，或许也可以成为“输入型通胀”。

　　双轨体制带来的长期结构性通胀

　　在中国，由于体制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部门，比如大型垄断型国企，和根本就不生产财富的组织，比如政府，某些事业单位，根本就没有参与财富创造，他们也会要求“均贫富”，而且获得了更高额的收入分配，瓜分了财富增长蛋糕的大部分。反倒而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只得到了点辛苦钱。“均贫富”的后果就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就形成了通货膨胀。这就是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

　　在双轨制的体制下，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不应当享受相应福利的人享受了过高福利，这种福利推动了西方国家经历不断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垄断国企，绝大多数是成熟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极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们看到的是，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导致的价格扭曲，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公务员队伍的过分庞大，以及其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构成了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

　　每当经济有发展，这些贡献极少或者毫无贡献部门都会凭借行政权力的干预要求获得远比实际生产率增长高的福利。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部门也会利用行政权力的干预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长期下来，就积累了巨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环境下，这些压力一直在经济体系中不断释放，推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性上的根本因素，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巨大，不仅损害在现今的人民福利，更在长远的将来造成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发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为口号，回避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以经济发展来赢得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诉诸于民族主义，国家自豪感来凝聚民众，另一方面则更直接的这是通过经济利益的畸形分配（特别是对政府公务员，垄断国企员工等）来收买到足够维持稳定的支持。这两者都存在巨大的问题。由此可知，中国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体制性的宿命，已经在既往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逐步积累和释放，而一旦经济停滞，它将更凶猛地爆发出来。我们更应当忧虑是未来，由于现今贫富差距过大，未来可能出现要求“均贫富”的民粹主义浪潮。全民福利脱离实际的扩大，数目庞大的人口享受与其生产率贡献水平不相称的福利增长，这一通胀将不再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缓冲，从而将导致严重的“显式”结构性通货膨胀。

　　城乡差距全世界最大、贫富悬殊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高耗能、资源型、环境压力没有根本改变。产业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汽车、建材、房地产、电解铝、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对外贸易失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项目出现了双盈余，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给人民币升值造成了压力，由此又很容易吸引热钱进入，推高国内的资产价格。

　　2010年三季度以来，伴随全球通胀预期的升温，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代表大宗商品走势的CRB指数上涨4.81%，大宗商品迎来普涨行情，其中涨幅居前的为棉花、白糖和橡胶等软商品，如纽约棉花、原糖期货涨幅为22.92%；其次是农产品，芝加哥玉米、大豆和小麦分别上涨17.67%、10.91%和6.41%，豆油期货上涨9.34%。可以看到的是，与通胀相关的资产价格正节节走高。房价就更加不用说了。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昨日在出席“2010(第八届)中国并购年会”时对于当前的经济热点通货膨胀问题，黄孟复指出，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不是由供求关系所产生的，“我们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型再加上一些投机性的通胀预期，比如能源的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它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黄孟复认为，适度可控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是有利的，而4%左右的通货膨胀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所必须经历的。“在“十二五“时期，希望我们的货币政策能够保持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上，不要走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对于通货膨胀没有根本作用，对整个产业调整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的发行增长，超过产品的增长。这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意味着政府正在对老百姓手里的收入注 水。今后的中国，随着通货高涨，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因为有钱人和赤贫者的权利、信息都不对称，越是有钱就越容易获取有利的投资优势与信息，进而导致其更容易获取利润回报。然而，官方面对如此通货膨胀，仍然遮遮掩掩。这种掩盖不仅是对政府在控制物价方面失职的回避，更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剥夺。因此，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正在不断恢复元气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还隐藏着内外失衡和内忧外患的所带来的通胀不断加剧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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