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中国宪政、选举制度、反就业歧视等制度构建的中国著名宪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因肝癌晚期于11月22日凌晨在北京逝世。(法制网 11月22日上午9时)

蔡定剑是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中心主任；兼北大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等。
去年6月，蔡定剑在回江西南昌探亲期间查出已是肝癌晚期。此后，他一直非常乐观，努力配合治疗。在癌细胞业已扩散至全身之后，他的家人表示，“能够坚持至今日已是奇迹”。
　　
据其家谱记载，1955年11月27日，蔡定剑生于江西新建，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幼聪颖，长辩论。

蔡定剑于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法学学士），1986年于北大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专司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2002年蔡定剑荣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期间完成的《中国人大制度》迄今已再版5次。从1994年至2007年期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瑞典隆德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做过访问学者，并在世界至少20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发表过演讲。2004年1月，他调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迄今。

主要研究领域：宪政理论和实践，法制建设理论，人大制度和选举问题，关注社会问题。出版专著《宪法精解》(2004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92-2005年第四版)、《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1999年)、《国家监督制度》，主编《中国向法治30年》(2008)、《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2003)等著作，评论集《黑白圆方-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2003年)、《夜阑烛火集》(2008年)，是许多重要报刊的评论专栏作者，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除了在学术上建树颇多，蔡定剑教授同时亦全程参与了近年来的中国法治进程。在每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他都会对媒体反复讲解《预算法》。他曾表示，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亦不讳言当前预算工作存在诸多粗放之处，全国预算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近些年来，蔡定剑教授的很多精力用于法治普及与宣传，推进多处地方政改，参与制度设计，包括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11月19日中午，蔡定剑向《财经》记者表示，主政地方改革的官员“个人下场未必好”，但对于中国民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蔡定剑教授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最具代表性的是推进反就业歧视活动。他个人组织团队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女性就业歧视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深入调研，并与媒体广泛联合，推动反就业歧视在中国的开展。
　　
    谈改革：改革开放30年事实是政治改革
　　
    “30年在中国是一个坎，你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不是经济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呢，这个社会是有一个复史，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这一套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邓小平发表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到1982年宪法，这一系列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一个新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发展的，新的政治基础，是从这里出发的，你没有看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说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所以我们很多人以为改革是从经济出发的，是不对的。”蔡定剑说，由经济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的说法并不对，事实上每一次的进步都是由政治改革来推动的。
　　
    蔡定剑举例说，中国清政府时期，小日本之所以强大，既打败了当时经济亚洲第一的清政府，还可以打败沙欧，日俄战争，是因为他有现代的民主制度，有宪法，有议会，有民权，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新的政治改革的纲领，要制宪发，兴民权，张民主，这些知识分子，开明的统治者就意识到这一点。
　　
    蔡定剑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接下来就是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谈民权：民众需要更大的权利去获得利益
　　
    作为《选举法》修订的的学者之一，他强调了民众权利的重要性。
　　
    蔡定剑举例说，城市拆迁中因为资本家、开发商和权利结合，才有强拆，强拆的结果，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开发商的利益极高，老百姓呢，有的得到基本的补助，有的连基本的补充都没得到，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没有权利。
　　
    “拆迁的时候他没有权利，在城市规化的时候他没有权利，如果他有权利跟开发商进行平等的谈判，他也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一部分利益，开发商的利润就没有这样大，所以这个贫富差距的造成是由于普通老百姓权利的缺失造成的。”蔡定剑说。
    对比美国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他论断：罗斯福新政大量的政策是社会保障政策，劳动保护政策，是增加大家的权利，增加大家的财富，包括罢工了，组织工会啊，包括劳动法的出台，法律的出台，这是使罗斯福新政真正的走出困境的关键因素。

佛曰：“生又何尝生？死又何尝死？”死死生生，都是在同一个循环中。蔡定剑先生用有限的生命为推动政改、普及法制而努力，心有大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仍心惦民主。先生虽往生，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