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不停吸烟，而当一直劝我戒烟的人对我投以失望的表情时，我竟然不以为然，并且尴尬及抱歉地笑笑，我的借口是，其实我很希望在烟雾缭绕中把一些自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得很清楚。而实际上我并没有在较短的时间里想清楚这些事，但我似乎感觉到接近真理了，我努力从一口枯井中爬上来，探出头，看到了极光般的亮点，它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时代出版传媒的黄山书社出版了我的作品集《人经》三部曲，这是三本书大概是散文、随笔之类的合集，主题是心灵和情感，它汇集了我这几年的一些零碎的或完整的思想，基本整合了我对“人之为人”的理解和观点，我认为它离真正的信仰只有一线之隔了。《人经》三部曲在明年一月会与读者见面，这是值得我喜悦的一件事。接下来，今年十二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将要出版我的两部杂文作品集，一本叫《揭皮》，另一本叫《画骨》。这两本书几乎是我对自己所在的时代和社会的真实看法，顾名思义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而它们是我迄今为止所有杂文中最满意的两部作品。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有缘读到它，并能从中获益。
最近有个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给我推荐了一本叫做《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辛可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的书，希望我能为此书写点东西。恰逢这段时间我在研究人的精神超越和生存困境，以及人在世界中的终极价值等等问题，这样的邀请似乎来的不是好时候，因为这本书我从头看到尾，想象着并尽力以观音菩萨的姿态读完这36封信，结果令我非常失望。失望的原因是我似乎看到这位署名辛可的作者就如一头被蒙上面的公牛，或者叫做“蒙牛”，那种蛮劲和粗鲁实在令我汗颜，何况是将崇高视为至尊的观音呢？这本书彻头彻尾都是用垃圾文字堆砌而成的，我看到的是，《西游记》里的人物以及这部名著所反映的崇高，先是被作者践踏和嘲笑，后是被损害和凌辱，作者试图用渎圣来展示他的幽默，但结果是一点都不幽默；作者试图告诉我们一些真理，但结果是让人感到凄凉的，非但没有真理可言，反而败坏了崇高的声誉，让我看到的是精神矮化的欲望化写作，作者不顾一切地冒犯和践踏，嘲弄和损害，颠覆和叛逆，都揭示了作者的权力抱怨。虽然他抱怨和讥讽这个世界，似乎看起来像一个愤世嫉俗者，但我只看到的只是他的浅薄而不是深刻。
《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是针对职场现象的一本书，与那本《杜拉拉升职记》属于同类：结构能力的混乱，语言能力的贫乏，叙述能力的低下，如出一辙肤浅和庸俗、恣睢和夸张、迷乱和虚妄无处不在；在冗长、滞涩肤浅、混乱、粗糙的文字中塞满了一地鸡毛的琐屑、胡编乱造的杜撰、无聊游滑的反讽、苍白软弱的喧嚣、自怜自哀的伤感、自得其乐的陶醉、无关宏旨的卖弄、自卖自夸的喊叫，寻章摘句的雕琢。《杜拉拉升职记》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中国，挣扎在打工路上的善良的人们祈望能从这本书里找到一种能改变他们现状的智慧或技巧，以及找到一种能够突破的力量，但事与愿违，他们到头来才发现由于自己的盲目的信仰而被别人掏了腰包，不但没有升职，反而扰乱了他们原本宁静的心态，结果是他们越来越迷惘，甚至是迷失到找不到自己的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但《杜拉拉升职记》至少说了一个故事，花钱消遣至少也有一种收获。而《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则不是这样，这本书吝啬到连消遣的感觉都舍不得给你。
《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这本书，出版社编辑给予的评价是：“一本具有舒胸解闷、润肠通便之功效的书。”乍一眼还以为是张悟本出新书了，细一看原来是一本写给职场人寻求心理安慰的书。如果说“功效”，对那些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人确实有点“自慰”的功效。让我看到了作者的基本价值观的混乱，如若想在这样的作品里找到崇高的东西，就像从铁扇公主的嘴里取出芭蕉扇一样难。事实上这种东西却很受市场的欢迎，而出版方也乐意多出一些这样的东西，至于这样的现象也不难说明白，那就是像这样嘲弄一切的玩主做派，往往是那些内心充满压抑、丧失了价值观的大众的代言，说一些俏皮油魅、尖酸刻薄的话，这种游戏性质的文字虽然看上去十分机智，敢砍敢抡，但也仅止于满足嘴头，略有刺激而已。不是我没有幽默感而感受不到书中的幽默，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是内里严肃的喜剧，是与悲剧有着相同的价值指归和精神语法的。而像《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这样的书，无情地调侃和嘲讽了我们的价值观念中所认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除了以无价值的东西，满足一些人“自慰”和低俗心理的需要，别无任何作用与意义。
作者还不仅止于浅薄，而且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无知和狂妄。《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原本可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抒写爱情、哲学、人性、友情在职场中的话题，完全可以用一些理性、客观、睿智的笔墨批评“愤青”、“砖家”、“叫兽”，但是作者偏偏远离正路大步往邪道上走，无知无耻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丑化神佛，羞辱孔孟，讥讽圣贤。被他开涮的人物有佛祖、菩萨、众神、孔子、孟子、玄奘……甚至连耶稣、圣母他都不放过。针砭时弊固然是好，但大可不必通过亵渎神圣来达到目的。表面上看该书是写给职场的，可实际与职场没有实际关系，无非是一大堆抱怨和牢骚，罗里罗嗦，千篇一律，对身在职场的人毫无帮助，他没有告诉职场的人怎么做才能更好，而是告诉职场的人如何躲在背地里骂娘，如何用唾沫星子在精神上沾点便宜。他把粗鄙的与优雅的，调侃的与严肃的各种语言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厚颜无耻和大胆妄言，竟然自觉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姿态。为了讨好读者，作者有意识地向“平民”或“底层人”弯下腰，甚至屈腿下蹲，企图演一场一个大阿Q带领一帮小阿Q往树皮上吐唾沫的闹剧，来赢得像他一样的权利抱怨者的同情和共鸣，但实际上他的这种“平民意识”是非常滑稽和可笑的。躲避真崇高却暴露了“伪崇高”，回避价值判断却反映出“真小人”——他企图将自己身上奴性的血液输送到他的读者的血管里。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更不是意味着崇高。而真正的崇高意味着自由、人性的尊严和高贵，无论在生活还是职场，崇高都意味着对异己性和异化性力量以及命运的抗争：将力量给虚弱，将信心给苦难，将光明给黑暗。而抱怨无法使人获得自由，抱怨只会将我们性格中的刚强剥去，因而成为它的奴隶，奴隶只会抱怨，而不会反抗，甚至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意识。身上有奴性血液的人不会表现出什么天才，而只有谄媚之才。正如《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的出版人在该书腰封上打出的口号：“最具有颠覆力的文字作品”，确实够有“颠覆力”了，它颠覆的是人的精神，颠覆的是人的崇高感和道德感，结果也正如腰封上所说的那样：“道出了我们开始的叛逆和最后的忧伤”，该书从嘴头上的“开始的叛逆”到躲在角落里“最后的忧伤”，除了这些奴隶状态，即便它是合理的，但也只能比作人人的监狱，心灵的牢笼，那么，它还有什么呢？
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权欲、奢欲、利欲成为普遍的而难以治愈的时代，艺术的堕落和人的灵魂的腐败已经成为“壮观”的景象。作品力量感的丧失以及艺术趣味的倒退都证明了艺术和文学精神上的软弱，而人们对低级趣味的满足恰恰成功地造就了一些为金钱为私欲而奋激的作家。近日有一个榜单出炉了，说的是中国作家富豪，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作品，你就不难发现，其中越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就越低俗、堕落，他们的人格就越猥琐、无耻。这一切的残缺和失败皆归因于普遍的人格的病态，在这个反人格、反道德的病态的社会，无疑会导致一些趣味鄙俗低下的文学痞子的泛滥。
我倾向于把强调人格和道德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当做一种反审美和反艺术的原始欲望。然而上述一些作家似乎受偏颇的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的影响，倾向于认为作家若非黑心黑胆的魔怪或妖魅就写不出不同凡响的优秀作品。在他们看来，文学和艺术可以随随便便拿来玩，身在道德外，不在约束中：玩文字就是玩游戏，甚至用文字作恶和撒野，可以放浪形骸，纵情声色和为所欲为。正如我在一本著作中所说：“在没有道德和人格的地方，尽管有无所顾忌的放纵和粗俗，有语出惊人的戏言和调侃，也有商业化的‘文学’奇观，但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永远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殷谦：《揭皮》、《画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我们的思想被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我们呼吸的空气是如此沉重，而很多人却在这腐败与混浊的气氛中昏迷不醒。我们需要清新的空气，然而社会已在卑下乖巧的自利自私中窒息而死了。
为了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就必须改变“崇高”在我们时代的境遇，必须将掩埋在消极堕落的“艺术”和无耻无畏“文学”废墟之下的信仰和价值抢救出来。也有人说，“文学是多元化的，欢迎不同形式的创作”，但我还是要说，写作需要自由，但自由不等于胡闹，要意识到自由有其边界的存在；文体需要探索，但探索不是游戏，要想写出有意义、思想的作品，而不是似文学而非文学的怪物，就必须服从文学各种体裁之文体规范的制约。
而对于一切缺乏意义感、责任感、使命感的堕落的艺术家、作家、砖家、叫兽们，我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了，就用我新作中的一段话来做个结尾：“他们信持的是否定的哲学，已经完全退缩到了他的自我当中，过的是一种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完全丧失价值系统的生活。他们不再有任何标准，不再有对群体的责任感，不再有义务感和连续感，他们不敢正视社会现象，甚至万事闭眼，他们把自己从普通或底层大众中完全脱离了出来，坐在象牙塔里与需要他们的人筑起一道隔离墙，在墙的那边，他们甚至还嘲笑别人的价值……”（殷谦：《2012·最后一本书》，待出版。）
2010年11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