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中国教育真是一件时髦的事?


今天看了石述思的《谁使中国孩子想象力世界倒数第一?》一文让我深有感触。的确,“现在一件很时髦的事就是批中国教育。”这句话可悲并让人心酸,想想也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人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都痛批中国教育。

 

十多年来,呼吁教育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振聋发聩的文章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冷静下来认真的盘点一下,发现原来我们的许多声嘶力竭的呐喊和挣扎对于教育环境的改变和教育体制的推进仿佛不过是几声不痛不痒的吆喝而已,我们没有看到孩子们真正享受到教育改革的成果,反而看到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重,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

 

于是,我时常反思,问题出在哪里?看过石述思先生的文章,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们一直只是把问题聚焦在了教育改革问题上而没有真正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事实上,首先应下手的是:整个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良,进而带动整个文化系统的彻底嬗变。”这句话道尽了“教改教改,屡教不改”的缘由。原来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之前我们一直看的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总在想大力提高素质教育、减轻学生学习的应试教育比重、改革高考制度等等,但是我们忽视了教育本身的方向性错误。而教育本身的方向性错误又是由于社会公平制度的缺失和行政制度的僵化造成的。这话怎么说呢?且听我一一道来:

 

人们,尤其是中国家长之所以重视教育关键原因在于人物们始终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人们的心目中始终信奉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信仰。因此,人们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为了这个追求多少家长不懈的努力,努力让孩子们能比别人高出那么一点点。于是家长们开始努力地找出能让孩子们成绩提高、优于别人的捷径。从两千多年前的“孟母三迁”开始,到现在居高不下的“择校费”、日益火爆的“学区房”买卖;从以前默默无闻的兴趣班到现在火爆异常的各式各样的培训课;从以前的平民化学习到现在的贵族式教育。

 

而社会公平制度的缺失起到了不光彩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成为了一个“战场”。直接决定成败的不再仅仅是孩子们自身是否努力,孩子们自身是否足够优秀,而是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杂质。包括:是否能承担高昂学费的金钱、家长是否有足够“给力”的关系等等。在所有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教育这个本该是平等纯净的乐土变得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高不可攀。如果说在以前孩子的教育成功与否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机遇的话,那么现在一个孩子的教育除了看孩子自身的努力还要看他的家庭是不是有足够的实力或势力,例如现在流行的“拼爹”。

 

如果有足够公平的制度,孩子们可以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可以享受到均等的机遇。但是在现下的社会状况下,作为平民家长我们很悲哀的发现原本就不宽裕的教育资源因为不公平的分配被“富二代”、“官二代”等瓜分掉了大部分,为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我们怎么能不去玩命的争剩下的那点可怜的资源呢?于是乎,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兴趣班、提高班排满了孩子们的周末时光。

 

  行政制度的僵化制约了教育改革的推进。目前学术腐败现象、学术造假现象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学术研究人员个人道德沦丧,另一方面僵化死板的行政制度也是帮凶。例如,以高校就业为例,当年的高校扩招使很多学子受益。但是,因为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以及其他方面的配合,目前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难点问题。国家目前正在集中精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包括鼓励自主创业、加强就业指导等措施。但是很多院校为了让最终的就业率看起来数据好看一些,竟然让毕业生们想方设法去获得假就业证明来换取毕业证和学位证。

 

高校有这样的做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政绩”。上级部门检验他们工作的标准就是就业证明,他们自然要费尽心思的迎和上级的标准让自己的“政绩”过关。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发现,行政制度的落后与僵化已经完全不适合现行的教育改革发展了。教育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看某个数据就行的,更不是行政上级认可就证明一切的。另外,行政干预也成为教育改革的一大障碍。从刚刚发生的“李刚门”中校长封口令一事上,我们清楚的看到良知屈服于利益、道德屈服于权势,行政对教育施加的压力越来越明显。

 

因此,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否除了教育工作者本身的努力之外更要有行政体系和制度上的改革,否则再强烈的改革呼声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