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世的时候，慕名拜访他的人甚多，他大都坚辞不见。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马悦然也曾来拜访，钱钟书见了他。
马悦然是董仲舒研究专家，钱钟书和马悦然曾经交好过。王元化先生在《1991年的回忆》中记载，1980年，经钱钟书先生介绍，他认识了马悦然，“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院士”，可见，马悦然当时在钱先生心里是有一点小位置的。但是，马悦然当了瑞典文学院院士以后，钱钟书先生就不再理他了，而且还说了句令人忍俊不禁的话：他的董仲舒是研究不下去了。
钱钟书对来造访的马悦然一面以礼相待，一面对其说出了一番言辞十分犀利的话来：“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饭吃的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这有道理吗？”
后来法国人曾在巴黎的《世界报》上力捧钱钟书，说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非钱钟书莫属，只有钱钟书当之无愧。钱钟书对这样的褒扬并不买账，他迅速作出反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历数“诺奖委”的误评、错评与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
《文艺报》也刊文说，钱钟书认为，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为甚。此语之俏皮，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其实，这句妙语的首创者并非钱钟书，而是世界大文豪萧伯纳先生。
1985年冬，出生于泉州的荷兰籍著名华人作家林湄女士通过关系，在北京采访了钱钟书，钱钟书称采访者“瓮中捉鳖”。当林湄问到诺贝尔文学奖时，钱钟书问他们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他以《围城》的诙谐调侃：“萧氏说‘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
采访后，林湄写了一篇《“瓮中捉鳖”记———速写钱钟书》的文章，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不久，《香港文学》摘录了钱钟书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文艺报》又综合几家报刊的说法，于1986年4月5日在报眼编发了新闻稿。
《文艺报》在此报道中将大胡子萧伯纳说过的“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一语，说成是钱钟书的话，其实是移花接木，是不该发生的文字失误。（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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