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9期目录

目录

特集环境法的精神——政府、民间与社会

中国环境立法之必然趋势

林灿铃 为摒弃部门本位主义，提高环境立法的质量和协调性，中国的环境立法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核心地位并使其法典化，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制。同时，我们要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加强中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话语权，确立主导地位。这是中国环境立法的客观要求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环保法》

——兼论《环保法》的修改

杨朝飞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国现行《环保法》的“空心化”问题日益突显，许多理念、制度和措施明显过时，其修订势在必行。修订《环保法》，一定要查明、保留、发展、突出《环保法》为其他法律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能，加强规范和监督各级政府环保履职的制度建设，填补我国环境保护部门法在法律关系主体覆盖面上不平衡的缺陷。

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力促环境法原则根本转变

王灿发 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不只是与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有很大关系，更是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累积的恶果，即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与国家整个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要想真正遏制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必须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考虑问题。为此相应地要求中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要进行根本转变，即将协调发展原则转变为环境优先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转变为风险防范原则，达标合法原则转变为不得恶化原则。

环境法并非是独立的部门法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律体系的“形成”问题

常纪文 环境法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环境法没有自己独特的基础性调整方法。若是独立部门法太多，则不利于规律性的研究。否定环境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只是否定其与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的同类性，并没否定环境法是一个特殊领域或者类别的法，也不否定其作为法学二级学科的合理性。

环境立法，扎根于“立人”

陈华将环境问题与社会和谐联系起来思考，中国自古有之。着眼于人，立足于人，从人出发的环境保护理念，才是人与环境关系理顺之始，这远比视环境保护为人对自然妥协的观念，要先进得多。立法最终为了“立人”，而此过程在诸多利益博弈前，却注定了艰难。

检察机关应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吗？

杨朝霞 从长远来看，让检察机关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不仅会造成司法体制上的混乱和实际运作上的困难，也不利于建构科学理性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积极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作为“替补”性原告而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参与和辅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实现对环境公益的维护。在根本定位上，不是检察机关而是公众才是未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

行政公益诉讼权之争——检察机关的主力位置不能忽视

田凯行政公益诉讼既要充分保护公共利益，又要防止浪费司法资源；既要赋予公民、非政府组织和检察机关诉权，又要以检察机关作为主力。在制度安排上，同时要建立检察机关前置审查，防止滥诉出现。

警惕城市主义——环境法与农民的权利

晋海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除了城乡有别的表面原因外，还有更深层的制度根源：农民与城市居民存在权利“落差”，几乎所有的农村环境问题都与农民权利的“虚置”、“空壳化”有关。只有真正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充分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农村环保事业才会有根基，才能解决我国的城乡环境正义问题。

信息公开依然任重道远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用）》实施两周年回顾

胡元琼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用）》实施两周年，政府履职能力逐年提高，而企业信息公开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提高公众的信息公开参与意识，更需要环保部门、民间组织和社会媒体三者通力合作。信息公开与维持稳定并不冲突，更有效的、更良好的信息公开只会促进社会更加稳定。

环境维权的困境及出路

霍岱珊 环境维权不是与政府作对，首先是维护法律的尊严。环保NGO的环境维权之所以处境艰难，很大程度是由于官员的误解，未等真正开始维权便被扣上了“不安定分子”的大帽子，另一方面还因为地方官员与环境侵权者的微妙关系。在环境维权过程中，我们需要汇集个体的力量，充分发挥环保NGO的组织力量。环境维权也并不单是追求金钱赔偿，维护人的生存环境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举证责任的界限

李彩虹 法律规定，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原告证明损害事实，被告证明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看似原告的举证责任已经大大减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难以拿捏证明“损害事实”与证明“因果关系”之间的“度”，两者的界限并不像法条文本上那么明确，要求原告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前者，在本质上与要求证明后者并无二致。为此，需要降低原告举证责任的标准，并引入原告举证的“可接受性”标准与法官自由心证的原则，以体现公平正义。

污染受害获赔困难，凸现中国环境污染救济制度缺陷

罗丽在司法实践中，当环境污染受害人试图通过民事途径获得救济时，通常会遭遇起诉难、鉴定难、举证难、胜诉难、执行难等障碍而无法如愿。为克服民事救济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就需要国家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以迅速而及时地救济受害人，而由地方政府采取的临时性做法，已不能实现上述功能。应该通过采取进一步完善《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由环境保护部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管理条例》等措施，尽快构建中国环境污染损害行政救济制度。

当前中国NGO环境维权的困境与摸索

宋欣洲 维权在中国始终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制度与意识的加强似乎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权利可以得到尊重和保护，规范与现实往往是一对反目的兄弟。由于付出与回报之间的极端不对等，抗争带来的成功与惨败之间的比率的巨大悬殊，使得是否维权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对于那些正走在维权路上的人们来说，这个选择也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没有退路的决定，成功成仁者皆寥寥。

农村环境建设中NGO与政府的融合

孙君 NGO在工作中需要与政府达成一定的共识并共同合作，NGO是架起公众与政府、企业、市场需求通道的桥梁，是帮助和监督政府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绿十字的五山模式就是政府与NGO合作完成的，在此过程中，绿十字既实现了与政府工作的融合，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绿十字在多年的工作中，渐渐从环保宣传转向专业化的农村规划，不断把把环保、生态、文化和宗教融入到政府规划之中，最终为政府提供更合理的新农村模式。

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的对话需要第三方平台

张长建 “屏南绿色之家”是在屏南县千人环境诉讼中诞生的，在多年的环境维权中经历了很多阻挠，这些阻挠多是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利益纽带。我们现在格外需要包括媒体和环保组织的第三方的力量介入，来提供一个我们与政府对话的平台，以增进二者的互信。

用生态损害综合预防补救机制化解环境违法罚款上限的尴尬

竺效 2007年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看似“顶破天”的最高额罚款却使得法律陷入了“便宜责任企业”、“放纵污染”、“鼓励污染”的尴尬。面对频发的环境污染事故，环境行政罚款机制难以威慑和遏制违法行为。对此，应综合发挥行政处罚责任制度、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制度和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度的作用，令责任人得不偿失。而在罚款行政处罚已经封顶、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可能但尚未被受理的情况下，探讨建立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度以为补充，尤显必要。

环境污染司法诉讼程序的专业化之路

陈巍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人如果得不到满意的补偿，不得不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基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性，环境侵权案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法院在审理环境侵权案件中，如果拘泥于一般诉讼机制，忽视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情况，很容易导致审判结果的不公和司法效率的低下。有必要建立特别的诉讼程序专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