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所谓“民本”思想的剖析与批判

                   左河水  
（一）“ 以民为本”犹如“以牛羊为本”
儒家思想是一种侧重于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它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长期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是为统治阶级（封建王朝）服务的。其目的是想达到自已的世代福贵，而让被统治者甘当顺民。它是在社会阶级、阶层地位差距不能消灭的情况下的一种有利于压迫阶级和阶层的道，是长期对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欺骗性”和“愚弄性”的思想文化。
 儒家宣扬的“仁政德治，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从字面上理解，即是“以民为本”的。但从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来看，这种“君本位”和“官本位”制不过是一种装饰，是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百姓的愚弄及历代儒生的自欺欺人罢了。古代中国的统治集团历来实际强调的是“以君为本，以民为末，以君为尊，以民为卑”思想。这稍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奥妙在于：“民本”是就君主而言的，而“君为本，民为末”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的。前者指的是为君者必须以国民为重，是为统治者所标榜的理想境界，或更准确地说，是为统治者的表面文章，并不是说在整个社会里是以民为本的。孟子所言：民为贵，君为轻，也并不是要求人们把原有的社会等级倒转过来，把国人的地位置于君主之上 。
真正的“民本与民主”，其基本的要求是人格的平等，而儒家的“民本”思想丝毫没有这一要求。它的这种民本思想里，民是羔羊，官是牧人，君则是牧羊主了。没有了羊群，“官者”因无官可做而失俸禄，“君主”则失去了可“驱使”和可作“衣食”的保证了。因此，他的“以民为本”，实质不过是“以羊为本”“以牛为本”罢了。“民”始终处在被保护被统治的地位，始终没有人格的自主，犹如在牛羊圈里的牛羊。他们的境况如何，完全取决于君主和各级官吏的品性和修为。
另外，其“民本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反民主”的，它所强调的只是君王的救世主角色和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不是百姓们自由平等的权利。古代中国儒家封建政治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另一方面则是，君要臣（民）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尽管儒家的民本主张，也有可能会训导出明君与清官来，但它绝对不可能打造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和平等的人格。
儒家思想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推崇，是因为它是统治者可用于愚弄和统治人民的有效工具。
 
（二）在“家天下”里“以民为本”为空中楼阁 
　　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有助于封建社会的仁政德治，可以给百姓们带来某些好处，但它对统治者并不能构成强制的规约。它只要求统治者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必须做什么。而应该与不应该，完全属于道德范畴和基于道德自觉。在人治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道德自觉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有此自觉，老百姓便可得福，无此自觉，老百姓便会遭殃。但是，道德的自觉完全依赖于人的心性与修为，而没有外在的强制性，且容易在非道德动机的驱动下，败下阵来。正因为这样，历史上才会出现昏君多于明君、贪官多于清官的现象。
儒家的“民本”思想不是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位置，而是将君主们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思想里，人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能自己作主。他们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发善心施仁政。正惟如此，他们才会崇拜明君与清官，才会在此崇拜行为中养成一种奴性人格。他们忠君、爱国、尊官，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如同乞丐企求施舍般的心理，以自我人格的泯灭为代价。从而强化着整个社会“君本位、官本位”的意识，使专制主义的政治更为巩固，亦使民本思想很难落实。可以说，儒家的那种所谓“民本思想”只会导致人格的沉沦与昏睡，而不可能唤起人格的觉醒，更不可能有人格的独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百姓们世世代代期求统治者仁政德治，然而事实中的仁政德治却很少能看到。
中国奉行的“家天下”之统治，君主一人不仅是富甲天下，而且是“富有天下”。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动产的和不动产的，就连全国臣民的人身，都被视为君主的私有财产。所以，自古以来，“江山”、“社稷”与“国家”同义，“国家”与“政权”同义，“政权”与“家天下”同义。中国的所谓“家天下”实则君主一人之天下而已。
　  我们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看君主们是怎样的穷奢极欲，看看官史们是怎样搜刮掠夺，再看看小民百姓们是怎样的煎熬与呻吟，我们实在没有勇气承认，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有多少落实，更没有理由认定，这种“以民为本”的空中楼阁式的精神乌托邦思想能给中国的社会带来多少帮助。
 
（三）不铲除孳生贪官与昏君的土壤历史总循环往复
传统的中国教育，不重视科技知识，而重在人与人生意义的结合。中国的古学者，几乎全是教育家。尤其是儒家的孔子，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他们创造了中国社会里‘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处在老百姓之上层的教育者是难以从老百姓的角度说话的。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有德者理当富贵，无德者理当贫贱，因此阶级对立的现象不明显，人们亦很少感到有欠公正的地方。有些儒学家却认为：君主和贵族握有政治大权，自然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亦可增强他们为政、施政的道德意识。比如，人民承认君主权力之无限，并自愿节制自己的权力欲以服从君主，这对那些具有道德意识的君主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压力，他可念其权力之大，念人民对其拥戴之诚，而益增其自尊自信之道德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他们还认为，在民主的政治之下，人民专注于所得的权利，会增强他们对权力的贪恋意识。说，“此政治制度必为人之私欲所利用，而为人之私欲之工具”。真乃胡言乱语。
中国人几千年来所遭遇的压迫之苦是任何民族都不曾有过的。他们惯于逆来顺受，惯于做小民草民，惯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统治者去掌握。只是在无可生存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起来，试图推翻昏君与贪官，并希望他们的暴力行为能够重造明君与清官。所以，他们推翻一个王朝，又原模原样地建立起另一个王朝。或者说，他们砸碎一副枷锁，又原模原样地重新打造一副套在自己身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只是反贪官反昏君，却意识不到怎样去铲除孳生贪官与昏君的土壤。他们也就没有想到，民与官与臣与君都一样的是人，脱了皇袍的皇上与布衣都是一样的身子，本都可以享有人格上的平等权利。所以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尽管有几个胆子大的，反对专制，试图限制君权的膨胀，但却不敢反对君本位和官本位的既定社会秩序。
对于老百姓来说，揭竿而起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如果不是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们是不会铤而走险的。起义虽可打倒贪官，推翻昏君，但小民所付出的代价更大。第一，农民起义并非一定能够成功，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被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第二，起义的直接后果是田园荒芜，饥荒顿至，白骨遍野，而这种打击，受害者首先就是小民们自己，而不是昏君与贪官。如果没有不道德的社会制度和昏君与贪官，就不会给百姓带来循环式的起义灾难与苦痛。
 
（四）物质越丰富，越需要民主化
人类的历史表明，物质生活越丰富，政治越需要大众化和民主化，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显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痛苦，越觉得生活没滋味。特别是其他民族已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或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而自己这一民族却依然是落后的，并处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他们的痛苦还会更甚。
经济的发展既可对专制权力构成威胁，又可导致专制权力的膨胀和吏治的腐败。因为在专制权力的控制下，社会经济不可能按照正常的价值规律运行，而是操纵于政府官员们的手掌之中。他们的意志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轨道，而他们的私欲又决定着他们势必利用发展经济而为填满自己的私囊服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平等的竞争，没有法规的约束，一切由权力摆布。由权力的大小，决定个人财富拥有量的多少。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新文化新思想方面，而是对一些传统的东西未曾很好地对待，使之将新文化新思想弄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古不今。
反民主自由的人，常常会借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专制极权者反对变革时，总以社会稳定和维护传统文化为藉口，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消弥民众的变革要求。 
中国历史上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按牟宗三的解释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权都是通过“打天下”得来的。得天下的君主，势必视权力为私物，视国家为己有。 
一个没有法制和人身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有人格的尊严和人性 ，民众的心性只能长期处在被压抑被撕裂的状态。特别在现代社会，许多人已经开始从以往的麻木状态清醒过来，更觉人身自由之可贵，更感觉到人身的不自由对心性的伤害之痛苦。
我们要根除社会的腐败现象，靠提倡德治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消灭腐败赖以存在的土壤与社会环境。 在极少数明眼的知识分子看来，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反民主的，是在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不平等思想。而却在许多的读书人那里，除了跟着“官家”一道宣扬“民本”主义以外，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限制君权和扼制贪官污吏们的腐败了。权力的集中，使秉权者为谋取私利而损害下层国民的利益，因为贪慕高位和权力的人往往怀着谋取私利之目的。
 
（五）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是因干部清廉，不敢得罪民众
　  对于国家机器，文明人既可用来协调人际关系，保障社会的相对和谐，但同时又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从而转为社会和谐的破坏力量。儒家宣扬的“仁政德治，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从字面上理解，即“以民为本”的思想，而实质上又是封建统治的寄生物，是小农经济的胞兄弟。
　   我们要看清妨碍着今日中国历史的健康发展，仍然有封建的东西，儒家的东西。一方面，官本位作崇，当权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面对官场道德沦丧的严峻现实，有些人不是去考虑如何消除腐败的土壤，和如何在制度建设方面作努力，而是想徒劳地宣扬儒家德治思想，试图用唤起腐败者的良知良心的办法消除腐败。当今，我们的国人不去深思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是一味地怀念50年代的质朴、公正与平等。到了21世纪，仍有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是因为毛泽东处处为了国家和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两袖清风，不贪不沾，加上他的要求与示范，使当时的干部也很清廉。特别是人们的贫富差距极小，民众有权对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进行检举、揭发和批判，群众反对的干部将会倒台等等。
当今的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许多东西虽然早已西化，但在骨子里还滞留着许多儒学中陈旧的东西，如皇权崇拜、官本位意识等等。然而，这只能说明儒学的云雾太厚，对国民的思想禁锢太深，而不能说明没有与其告别的必要，更不能说明我们告别儒学中一些落后的东西就是自断血脉，自绝生命。我们对血脉中不适时的病，唯一的救治办法就是换血。 
 
（六）空喊了两千多年的口号有待实现
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它用这种封建主义的伦理观对封建社会的意识进行最广泛的影响，并作为治理社会群众的思想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效果。
今日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这种“吾家旧物”，若能拿来富国强民当然很好，但是，就“民本思想”而言，就有3个问题必须明白：
一是，儒家说的“民”始终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实际始终没有人格的自主。它所强调的是君王的救世主角色和至上权威，而不是百姓们自由平等的权利。
二是，今日的中国人民本应是国家主人，政府官员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民本”实为虚物。关键是在法制上的体现与实行问题。
三是，既然“以民为本”的口号已空喊了2000多年，在人民共和国里该来“实的”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