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对教育的投资，教育被视为是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标榜“科教兴国”、“教育兴邦”，几乎人人都将教育视为一种生产性投资，因为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与教育文化的发达程度是正相关关系，而教育也有着促使生产关系趋于完善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功效。

　　现代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众所周知，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通过教育，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和生产技能、分配技能、管理技能提高了，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受教育者的人数越多，质量越高，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就越大。舒尔茨等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阐明的就是这个道理。简言之，经济增长速度与受教育者人数和层次呈正相关。这一结论对80年代以前的日本确实是非常适用的。但教育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吗？

　　日本极为重视教育。战后初期，它克服种种困难，加大教育投入，只用几年时间便于1949年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由于日本在1955年经济起飞前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其毕业生人数变化缓慢，且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也很小，因此在探讨日本教育的经济功能时，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定数，不再加以考虑，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高中阶段以后，特别是高等教育上。

　　在80年代前，日本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相当明显的。请看以下数据。

　　1955年至1970年，日本高中在校生从259.2万增至423.2万，增加63.3％，高等学校在校生从60.1万增至168.5万，增加180.4％；1960年至1970年，国民经济实际年增长率高达10.9％。

　　（注：由于50年代末的高中生到60年代才参与经济活动，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故此处统计时将高中生提前到1955年。）

　　1970年至1980年，高中在校生从423.2万增至462.2万，增加9.2％，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68.5万增至222.4万，增长32.0％；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5％。

　　1980年至1990年，高中在校生从462.2万增至562.3万，增长21.6％，高校在校生从222.3万增至263.2万，增长18.4％；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为4.1％。（注：以上经济增长数据取自《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在校生数据取自日本《文部统计要览》，1998年版。）

　　上述统计数据清楚表明，5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国民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日本经济始终呈现出增长的势头，尽管70年代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各国专家学者把上世纪60年代日本所取得成就，视为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典范，有关论著对“日本经济神话”进行了深入的剖析。70年代，西方的一些激进学派的学者，就针对第三世界国家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大发展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大发展和社会地位平等等事实提出了疑问，并指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将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或主要是将人变为社会化人的工具，而与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教育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然而，90年代以后，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不复存在了。高等教育仍继续快速发展，但其经济却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90年代后，日本已普及了高中阶段的教育，其毕业生进入各类高等学校的比例大为增加。1990年至1997年，日本高等学校在校生从263.2万增至310.3万，增长17.9％，平均年增长率为4.34％，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3.03％。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几乎为零，1997年和1998年竟连续两年为负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0.7％和－2.6％。

　　日本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时期的这种“正”“负”关系，各国学者都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做相应的变化，才能使教育的经济功能得以有效发挥。80年代末，日本继美国等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工业化经济不同，知识经济不是建立在大规模使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智力的充分开发和人的创造性知识技能的基础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发展教育，只有改变传统的观念、理论和模式，创建新型教育、培养新型人才，以适应新时代的特点和需要，才有可能承担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器的作用。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必然要掉队。况且，开创性很强的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均实施核心创造和技术的严密封锁。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活动中立足于“仿效”他人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而不是自身的开拓创新，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必然是轻视和贬低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而鼓励、支持墨守成规、始终如一、忠实可靠、稳妥等性格特征的培养。这样的学校教育，难以培养出千百万具有开创精神和开创能力的人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然一败涂地。因此，如果说80年代以前，日本从仿效中尝到了甜头，那么，进入信息时代，由于强大的传统力量、政府的短视和失误，以及教育中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使日本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造成教育与经济的错位，损害了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入学考试都充满了不公，在目前全民素质还没到达一定水准的情况下（包括教育系统的人员），唯利是图，唯利是钱的社会风气下，现在孩子们已经有了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一切的概念，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悲哀，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吗？

　　与日本的教育发展相比，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难题更大、阻力更强。MF Global的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Smith)发表的极具有煽动性的一份报告，叫作《咆哮的血汗工厂》。他告诫我们，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状况远远好于现在的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一点：教育。

　　中国大学每年培养出数百万大学毕业生，这一数字令西方世界的政策制定者触目惊心，但史密斯并不关注数量，而是关注这些毕业生的素质。以工程师为例：中国教育系统培养出的接受过合格培训的工程师数量太少。麦肯锡(McKinsey)在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对中国即将出现的人才短缺进行了调查。该公司采访了在低工资国家负责招聘的83名人力资源专家，而后得出结论：只有10%的大学毕业生应聘者够格在跨国公司工作。难怪在华外企会抱怨人才短缺。

　　新近毕业的大学生，薪资水平甚至不及技能不高的农民工，此外还有100多万毕业生仍未找到工作。这表明，教育系统令人遗憾地辜负了为教育子女辛苦攒钱的家长的期望，也辜负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期望。

　　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和调节应及时合理。政府对教育和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节必须是及时的、切合实际的、合情合理的，否则，后患无穷。8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和教育的干预基本上是成功的，促进了二者的协调发展。然而，80年代以后，政府原有的某些已经过时的法规政策不仅没有及时做出调整，甚至出台了一些有背时代的举措，从而不利于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正如江学勤在《中国式崛起之路》(China Power)中写到的那样：只要共产党还把控大学，它们就会继续沦为政治官僚机构。在那里，教授们更关心的是为某些官僚的议程服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欺诈“不是什么问题”。

　　教育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政府和教育界应该努力创造这些条件，以促使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只有当教育与其所依托和关联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相协调时，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否则，教育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笼统地断言，教育能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不科学的。

　　因此，要使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就必须相适应、相协调，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改革。这种改革一定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适合工业化时期需要的不一定能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当然，知识经济所需的普遍人才特征，也并不完全适用于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这就要求教育界一定要根据相应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阶段制定全面教育改革方案，并加以实施，为经济和社会保驾护航。

　　1、教育：中国经济上行的硬伤

　　2、教育发展的经济价值

　　3、教育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