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非线性哲学分析

 

●用美国次贷的方案解决中国的农村城镇化问题

自从“三农问题”提出后，对“三农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曾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但是由于参与者的立场、动机、思维模式、社会背景、理论水平、掌握的资料等的不同，对“三农问题”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有些甚至是对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各家都有相应的理论和事实作为依据，很难说谁对谁错。久而久之，大家对“三农问题”的探讨热情就下降了，而且因为这些意见的不统一，得出了另外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三农问题”是一个无法统一的难题！

渐渐的，“三农问题”在媒体上似乎消失了，但是现实的“三农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还正在日益成为各级政府最头痛、也难以回避的现实难题！

2006年6月份，我在《中国改革论坛》上转摘了温铁军先生关于《三农问题之证伪》的文章，温铁军先生用经济学理论证明，“三农问题”是个多维的问题，经典经济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失效了。

我用非线性哲学观点来分析“三农问题”，得出的是另一个结论，我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多维的问题，恰恰是个“分数维”的问题！

一、我认为“三农问题”是个非线性的问题，用线性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理论，自然无法分析和解决这个非线性的问题，就像我们用线性的“经典力学”理论，是不可能让宇宙飞船上天的一样。

二、我认为“三农问题”应该用分形理论去研究：“分形”是一种非线性思维方式和理论，它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以“分形”的形式存在着的，分形理论既是非线性科学的前沿和重要分支,又是一门新兴的横断学科。作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其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分形局部与整体内在的相似（标度不变性）,启发人们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从有限中认识无限；

其次是分形理论对有序与无序、规则与不规则、简单与复杂这些矛盾的认识，突破了线性的简单的“对立统一”的观念，具有了“混沌”的概念，认识到矛盾各方是处于一种互相耦合、融和、动态变换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世间万物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普遍联系和统一的；

再次是分形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整数维三维空间概念，提出了分数维度的理论，认为真实世界的空间，是连续结构系统，而不是离散的三维结构。分形等非线性理论极大的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使我们意识到，恰恰是被传统理论因为“不规则”而放弃研究的“特例、拐点、奇点……”等非线性现象之中，蕴含了更为深刻的科学理论，从更高的层面揭示了宇宙的本质。

分形有几个最主要的特征：

1、内在的自相似性——分形的一个最基本特征，简单讲，就是局部内在的相似于整体。

2、标度不变性——分形系统内在的精细复杂结构，与观察的标度无关，分形系统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都与整体一样保持精细复杂的结构。

3、分数维：分形的豪斯道夫维度大于拓扑维度，可以是分数。

三、“三农问题”的分形特征：

1、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从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的。

2、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农业，都是弱质产业。

3、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农业的道路是一样的：用工业化和城镇化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后，用机械化和规模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4、一个地区的一个农村、或一个具体的农业问题，都蕴含和反映了全国性的、整个农业的所有问题（精细结构不随标度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全息照片的一个碎片却包含了整幅照片的信息一样。

“三农问题”典型的分形特征，使得“三农问题”完全可以用分形理论来研究和处理。简单地讲，就是我们在研究中部地区、研究某农业省、研究某地县市、甚至某村镇的农业问题时，都只要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农业国”，然后去研究如何让它逐步成为“工业国”。于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能走的路是一样的，就是用城镇化和工业化减少农业从业人口，用机械化和规模生产提高农业发展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农民收入和素质。

值得注意的是，分形的简单与复杂是对立的统一，用分形理论去看复杂的“三农问题”，可以使我们看到它的内在的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这是简单的一面。但是分形理论所说的内在的相似性，不是外部的、表象的、线性的相似，所以各省、市、县、镇、村的内部情况和外部条件都不同，不要随便搞出一种模式就用“自我复制”及“迭代操作”生成“全部农业”，因为没有两种分形是一样的——这是分形复杂的一面。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难点：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切入点就是农村的城市化，让大量农民成为居民和工人。这就产生了几个难点：

 1、城市建设需要资金，如何解决？

2、房产开发商愿意建房，但是农民买不起。新城市的买房者    一定是投资者，住房潜在的增值农民永远拿不到。

3、如何解决进城农民的居住和就业问题？

4、如何解决农业产业的现代化问题？

5、如何提升农民的素质，使其成为居民？

 

●不要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次贷方案，我们完全应该认同次贷方案的精妙绝伦和合理性，它是将住房潜在的增值量化以后，设计对应这个增值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和相关的运作，来解决建房和买房所需的资金问题；并在住房的增值实现后，偿还资金本息。这个方案的设计理念完全可以用于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城镇建设。

假定某个地方政府愿意来组织实施这个项目，我的思考步骤是这样的：

一、由于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流通已经成为先导产业，批发市场是资源的集散地和节点，所以要先选择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在该城市周边造卫星城(或改造原有小城镇)。项目应该首先启动“农产品批发市场（或其他农业地区有消费需求的批发市场）”和周边的配套住房建设。在认真做好科学的规划后，找个房产开发商来建房，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单位）全部买断，房产开发商因为房产全部买断，没有风险，肯定愿意干；根据风险得益一致的原则，政府可以锁定它的得益——实际上它只能赚建筑利润，以降低住房成本。

二、农村城镇化项目，土地成本很低，相关政策优惠，开发银行可以给予优惠贷款支持，各级政府可以给予贴息。我在长沙市雷锋镇做了50亩地的试验（湖南雷锋农产品批发市场），在没有优惠贷款和政府贴息的情况下，住房的成本在900元左右，5年内住房的价格已经翻一倍，10年后住房的价格可以增值4倍（4500元，当然这些住房的建造要符合市政规划，数量要计算和控制，后面再谈）。

三、然后再找保险公司，向保险公司介绍政府的规划和设定的全部操作过程。由于决定住房是否增值的关键因素不是地理位置，而是人气，批发市场是最容易积聚人气的，所以在批发市场周边的住房，增值是很快的。保险公司会觉得10年后房价增值4倍还不一定有把握，但增值3倍（到3600元）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住房是建在交通枢纽处，又是个批发市场系统，从现存大城市周边批发市场的平均房价统计来看，房价都超过这个价格。事实上我们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只要求保险公司认可住房在十年中，平均每年增值6%就可以了。做这个保险等于送钱给它，所以保险费可以很低。有了保险公司保险，对这个住房增值的估价，信用等级上升到保险公司的信用等级。只要住房10年能有300%增值，不计复利平均年回报30%，计复利年回报在12%左右。这样，就把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结构嵌入结构性金融产品。走到这一步，就是将住房潜在的增值量化，用保险公司的介入提升了对住房增值量化的信用等级，为金融机构发行结构性金融理财产品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然后再找金融机构发行金融理财产品（年回报4-5%）,由于有保险公司保险，没有风险，这个金融产品一定得到老百姓的追捧。这笔资金用来解决买断新开发房产的首期付款（只要占总房价的20-30%就可以），其余房款由银行按揭（7-8成，利率5%左右）；再根据每期付按揭的资金需要，逐次发行金融产品（利率4-5%）解决每次要付的按揭款。开发住房和付按揭所需的资金，就这样得到了解决。由于住房增值的幅度超过了所有金融产品的成本，所以政府（或指定企业）就在解决开发资金的同时，把控了新城市住房潜在的增值部分，不会发生前一轮中国经济发展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农村和农民的资源被低价的利用，住房的增值被拥有资金和社会资源的开发商和投资者占用，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经济不均衡发展，极大的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

五、这样，极端的讲，即使入住的农民付不起首付款和按揭款，也可以入住，政府至少解决了农民入住的“廉租”的问题（前10年可以让农民按能力付部分首付、按揭、租金）；解决了农民进城的稳定居住问题。解决了农民因为没有钱，拿不到住房潜在增值的问题。

六、几年后住房的增值远远超过资金成本，因为没有一期金融产品的资金成本超过6%，所需资金的大部分（70%）是银行按揭，资金成本低、期限长，所以获利很容易计算。将住房变现后所获资金，还清所有资金本金和利息后，政府将剩余部分（也就是住房潜在的增值），反馈给入住的农民作为买商品房的首付款，余款由银行按揭，农民自己付按揭（进城10年的农民还没有付按揭的能力，应该淘汰，详见后面）。由于农民自己居住的住房即使增值，也无法变现，所以实际住房的建造数量要大于入住农民的数量，多出的住房以当时的市场价供应其他入住的居民（来投资饭店、服务业、加工业、物流、教育等城市配套业务的居民），以获取住房增值利润，消化被入住农民居住的那套住房的成本。

七、至于铺面，全部由政府（或指定的单位）买断和掌握，因为铺面的建筑成本只比住房高50%，但是价格和增值幅度远远高于住房，政府（或指定企业）把握这一块，一方面把握了增值部分，可以用来解决建设新城镇配套设施所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商业流通环节掌握在政府手里，利用新建一个城市必然发生的大量投入和消费，建立有序的流通系统，建设建筑材料市场、农产品交易市场、家电市场、小商品市场、服装市场……并在发达城市建立对应的“虚拟市场”，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将当地的产品辐射出去。至于把握门面这块高增值资产所需的资金，也可以用发金融理财产品的办法获得，用门面的租赁收入解决理财产品的资金成本（或在市场的人气起来后，卖掉部分铺面变现还掉资金本息）。我在长沙市雷锋镇做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就是一个试点，底楼为铺面，上面建住房，我的住房开盘价870元（亏本），铺面3000元（利润1600元/平米），300户农民首付不到2万后入住，其余做按揭，在下面租铺面或摆地摊做生意，赚的钱维持生活，付按揭。目前300户农民已经全部变长沙市居民，没有要政府解决就业和住房问题。目前的市场已经很红火，人气很旺，对拉动雷锋镇的经济起了很大作用。5年后，住房和铺面的增值都将达到100%，平均年增值达到15%。

八、这个设想的实施关键是：

1、住房建设要有规划：我提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骨架理论”——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在农业中的作用，等同于道路体系在市政规划中的作用，要有节点和节律式发展的概念。农村城镇化一定要与当地农业的规模和发展结合，各地都按当地的市场规模建设相应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整体形成一个区域的农产品有序流通和集散的系统，形成该区域农业产业的骨架和节点。由于住房的价格取决于人气，批发市场只要做起来了，周边的住房增值很快，如果将铺面的增值考虑进去，由于起始房价是“原始价”，所以平均住房的价格10年翻4倍绝对没有问题。

2、在省会周边的新城市，轨道交通可以同步建设（不是开通）：现在城市轨道交通都是“被动的建设”，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动迁和建设成本高，二是设计不合理（为了避开现有建筑、服从现有道路布局、降低动迁成本），无法将轨道交通用于物流。农村城镇化在规划和设计轨道交通时，一定要让物流的节点和人流的节点重合，利用人流的休止期（晚上11：00以后至凌晨6：00）做物流，以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行效率。（譬如将牛奶、面包、水果、蔬菜运进来、将良好包装的垃圾、经加工的农产品、轻工产品等运出去）。在规划确定的地铁站附近建房，可以大大提高房价和利润（即使地铁要5-8年后再开通也没有问题），将这部分利润用于轨道交通的“壳体建设”——用大型开沟机开沟后，预埋水泥预制件，由于没有动迁成本，明沟加预制件建设，建设成本很低。在城市人口密度够了，再建设地铁，由于物流的利润可冲抵部分运行成本，加上建设成本低，地铁的经营不会有困难（可以请专业人士精算）。

3、美国的次贷发生危机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住房的超量销售（供大于求），二是金融机构获取了太高的利润，把几十年后住房的增值预先卖掉了（就像中国的上市公司，把100年以后的预期利润都卖了），由于信息不透明，造成监管失控、广大投资者盲目追捧，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在建设农村城市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严格控制住房规模，原则上应该按需求的70%建房，造成供不应求，建立门槛，让30%左右农民中素质不好的懒汉进不了城（10年后还没有生存能力的）。另外，一定要控制金融机构的利润，确保住房的预期增值有很大一块回归农民。

九、这个项目一旦启动，前期进入的农民主体一定是两类人，一类是农村中的精英，本身有商业意识，也有一定的积累，有能力支付首付款和按揭款；另一类是农民工中的精英，这些人可以在建设新城市的过程中首先致富。

十、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基建工作，农民工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打工并逐渐成为居民（农民大都愿意在家乡立业）。中国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发展时，大量农民进城打工，没有变成居民，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在危害”！因为他们习惯城市生活环境，已经“回不去”了！他们老了以后，由于没有社会保障，会成为社会极大的负担；他们的下一代，由于“四不管（国家、社会、企业、家长都不管）”，又看到了城市的灯红酒绿，会成为极具破坏力的一代！所以这个项目启动以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农民进城没有变成工人和居民，是一大失误，中国已经永远的失去了利用工业高速发展减少农业从业人口的机会，这次的机会不把握，农民工的问题会成为将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和中国大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在让这些农民工扎根于新城市的同时，尽快组建劳动服务公司，向各地输出有组织有培训的农民工，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让用工企业面对的是公司而不是农民工，此举既可以防止不法企业剥削欺压农民工，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也保证了合法企业不用直接面对农民工，而是面对企业，确保他们雇佣的是有管理、有组织、有培训的工人，既降低他们的管理成本，更能提升劳动密集产品的内在质量。

十一、新城市周边的市政建设一定要与国家的4万亿投入结合，由政府解决外部条件（譬如交通、水电）问题。

十二、解决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1、中国农业的产业化问题已经不可能靠农民来解决，因为社会经济大环境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的素质和拥有的资源都不可能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完成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农业的产业化也不能靠政府来解决，因为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化。

2、我与泰国正大集团的副总裁杨小平先生多次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对我很有启发，就是让农民成为老板，由现代农业企业来打工，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他的方案就是由农民用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入股，由政府和正大集团出资（共30%），贷款70%，建设现代化农业产业（养殖业、种植业、饲料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正大集团负责经营，确保每年12%的回报，当政府出资和贷款还清后，农民就成了“老板”，正大集团是负责经营的股东，公司成了“打工者”，这样能保证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实现。

3、我修正了他的方案：农民用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入股“基金”，该基金由政府负责管理，基金用“优先股”的形式入股公司，确保每年有稳定的收益，基金的收益由政府用于解决农民的长期补贴。我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农民的素质不能达到成为现代企业股东的要求，假定让农民成为股东，可能会影响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正确决策，尤其在公司获利和发展后，公司其他股东直接面对农民，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用我修正后的办法，企业要面对的是政府管理的基金，而不是农民。面对农民的是政府，这正是政府的职能和优势所在。

4、这种生产模式可以保证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可追溯”，能从根本上保证食品的安全，因此可以抢占发达地区的高端消费市场，经济效益可观，不仅能确保12%以上的回报，还能让企业具备持续发展规模的能力。由于这从根本上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可以在政策上公开扶持。

十三、农民素质的提升问题：

1、农民进城住下，在形式上解决了农民的居民化问题，但是只有提高农民内在素质，才能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居民。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用参与现代产业的生产活动来逐步培训和提升他们。

2、基建公司、批发市场和附属的农产品加工、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劳动服务公司等，都是培养和提升农民素质的好途径。

3、政府要引导和支持企业把发达城市的劳动密集产业搬迁进来，这会带来四个好处，一是对企业来讲，降低了该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提升该产品的国际国内竞争力；二是腾出了发达城市的空间，使发达城市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向高端产业转化和发展，调整了城市产业结构；三是可逐步调整新城镇的产业结构，加速新城镇工业化的步伐；四是增加了就业岗位和居民收入，使农民在现代产业中逐步实现内涵的转化。

十四、发达城市的“逆城市化”问题：

1、中国的发达城市大多是以“溢出式”模式发展规模的，因此都有“大城市综合症”；大城市的居民，也普遍出现“老龄化”的问题。以上海为例：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300.57万，占户籍人口的21.61%，他们需要的是“廉价、宁静、回归自然的生活环境”，而不是发达大城市的“繁华、热闹、时尚、高消费”；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自己的住房，但是这个资产不仅不能变现和获利，还要支付相对退休金很昂贵的物业管理费和水电煤费；大多数老人还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子女结婚时买房。所以居住在大城市的老龄化居民，压力很大，心态很不好，也很容易引发各类家庭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的发生，会极大的增加城市的管理成本，牵扯政府的精力。

2、利用新城市的现代市政格局和自然环境优势，按“回归自然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理念做好规划，完善医院等配套设施，建设现代居住小区，让大城市老龄化居民的上述需求（市场）流向农村新城市。他们卖掉自己在大城市的住房后，只要花不到三分之一的钱，就能在新城镇买一套居住环境符合他们需求、远远超过城市居住条件的住房；剩余的钱买理财产品，每年稳定的回报不但极大的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拉动当地消费），更可使他们的心态与居住在大城市时完全不一样！

3、他们的搬迁也给来大城市发展的各地人才腾出了空间（住房），在相当程度上根除了大城市因“溢出式”发展而带来的问题，极大的降低了政府花在“治理大城市综合症”上的成本（人力、物力、资金），加上人口结构调整，使得大城市更有利于尽快向高端产业发展。这种人口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提升该城市的国内外竞争能力，从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领头羊。

4、只要交通方便（车程几个小时），居住环境优越，配套齐全，那些老人们的子女、亲戚、朋友……很愿意在周末或节假日来看望他们，顺便来休闲与放松，走时带点新鲜绿色的农产品回去，这会极大的促进新城市的消费，使旅游、娱乐、餐饮等三产快速发展，增加新城市的就业岗位。

5、在新城市周边有规划的发展回归自然的殡葬区，吸取欧洲公墓的优点，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营造新颖、绿色、有文化内涵的新墓区，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后随即发生的巨大集中的“墓地”市场需求，配合休闲旅游格局，拉动旅游消费；提升中国人生死观的文化内涵。

6、新城镇在成为农业资源集散地、广大农村区域资源集散的“节点”后，在成为大城市经济发展坚实基础的同时，也成为提升大城市老龄化居民生活品质的大后方，从而拓展了大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按这种“节律式”发展区域经济的模式，在发达城市这个领头羊的带动下，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就会有序，社会也会更和谐！

十五、我正在参与的“国际儒商学会”活动，汇聚了不少东南亚侨商，他们都非常赞同我的方案，也愿意投资，为解决农民的疾苦做点贡献。中国金融业中，唯独华侨资源没有用起来，所以我的意见就是组建“中国华侨银行”，该银行不搞存贷款业务，专做农村城市化项目。实际上做这个项目的风险很小，因为这个项目国家会给予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国开发贷款等。住房的成本也很低，开发商赚的是基建利润。整个过程中所有的金融产品成本都低于5%，加上铺面的增值和延伸市场的把控，发展空间极大，利润极高。在模式做成后，可立即推广到东南亚和世界不发达地区，抢占世界市场，集聚世界资金。

十六、解决当前金融危机还是要钱的，国内政府能投入的资金是个定值，被某个城市（或系统）“抢到”多少资金，其他城市（或系统）能拿到的资金就减少。而用“中国华侨银行”可以引进大量境外资金、发行金融产品可以同时吸纳境外和境内大量老百姓资金，减少存款和基础货币的压力，项目的总量很大，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岗位，又是规模极大的基础建设，拉动的投资和消费的总量，其数量级足以抵消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使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这个项目在解决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减少了农业从业人口，为农业规模化打基础；建设了科学的农产品集散和物流体系（骨架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逐步做到农产品“可追溯”；解决了农民工问题，为根本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打好了基础。国际社会对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决心是看到的，对共产党的资源调动能力是佩服的，对中国的消费市场之大是羡慕和认同的，所以只要运作规范、信息透明，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大量外资来买中国的这个金融产品是完全可能的，由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问题可望得到真正解决！

十七、做这个项目的公司或政府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把住房增值的大头反馈给农民和用于新城市的建设。只要抓住了流通的渠道，这个项目可衍生的业务太多了！

十八、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全世界瞩目，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足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人民币已经逐渐走出国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迅速提升中国的金融地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政府集聚资源的绝对能力、操作的透明、监管的严厉，集聚全世界的资金用于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更可以在完成几种试点模式后，迅速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个业务。

 

●根据我自己的“流体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高速有序发展，就是要使“资源有序的流动（这也是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本质所在）”。

 

自然界水往低处流，是因为“引力场”的存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不仅仅指钱和物资，还包括人才、技术、信息、消费、文化艺术等各种资源）总是往高处流（往资源利用效率高的地方汇聚），也是因为市场经济环境就是一个“资源的引力场”。

我们在研究地球上所有物理系统时，都不会忘记产生重力的“引力场”；我们在研究市场经济环境里的经济现象时，也一定不要忘记吸引资源“自发”流动的“资源引力场”。

事实上大家在设计和实施微观经济项目时，都在利用这个引力，以提高效率；问题是从宏观看，这个“资源的引力场”总是让资源高度的向经济发达区域汇聚，会造成经济发展和贫富的极端不平衡，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个现实的例子。

从哲学角度看，这两种“引力场”的作用都是让系统“熵增”，进入无序状态。自然界的水如果没有太阳光的能量使其蒸发循环，就会全部聚集在最低处，进入熵最大的状态。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高度汇聚，也是一种越来越无序的状态，虽然“看不见的手”也会来自然调节（譬如“大城市综合症”，就是“看不见的手”用资源的效率下降来制约和调整城市发展规模），但是这种调整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如同水从四处流入一个湖后，会慢慢溢出，无序的流向四周一样，我们现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就是这种“溢出式”的发展模式。

从上面分析“逆城市化”问题的例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老龄居民的需求与大城市的优势是冲突的；他们一生辛勤劳动积累的资产（住房），由于处于大城市，带来了高成本，这不仅不能给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带来收益，反而造成他们巨大的生活压力，资源没有产生效益，还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负面影响，增加了城市管理的成本。如果这些资产（资源）回流到新城镇，原来所有的负面影响都消除了，还给社会、家庭、个人，都带来了好处——这就是经济发展要符合“循环经济模式”一个极好的例子。

另外，旅游是拉动国内消费的重要产业，也是发达地区反哺内地的重要渠道。但是传统旅游景点对发达地区的居民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人们对旅游环境的需求是不断变化和提升的，但是改变旅游景点的“硬环境”（移山开河）成本很高，回收慢，又需要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存的旅游景点一般都没有这种发展的可能。

我在考察马来西亚时，专门去考察了吉隆坡附近一个五星级宾馆，这里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锑矿，经过常年开采后，地貌“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似乎没有任何发展房地产的商业价值。一个国外公司却根据这个特殊的环境设计了一个五星级宾馆，这个宾馆建成后，大家都极其惊讶——宾馆内有山有水，错落有序，极具观赏性！在大城市里，没有一个宾馆的投资者会花费如此巨大的基建成本去改造地貌——这也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例子，那就是把矿产开发与旅游景点开发结合，在一种资源（矿产）被用完后，就转换成另外一种资源（旅游资源）。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在研究长沙市莲花镇建水泥厂的可行性时，就建议在设计水泥厂的同时，规划好一个旅游景点，然后按此规划开采矿产，并逐步开发景点。这样，用于开采的成本（人力和能耗）实际上同时用于景点的开发，这种景点完全可以随着矿产的被开发，按人们的旅游需求与时俱进式的开发，是目前任何现有的景点无法做到的。

所以我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否做到有序和高效，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通过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提升我们的思维和实践水平，根据现状、用创新的思维，按符合客观规律的方案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