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是在全球化这一全新大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经济协调联合发展的大区域，在全球化的食物链中更容易抢占制高点。如何站在一个全球化的制高点上，从全球宏观高度看中国西部经济和西部命运，成为决胜西部的关键。

　　

　　    西部历史沧桑的再思考

　　    翻开历史画轴，中国西部地区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礼州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相当大，西部文化超过了东部的水平。秦汉三国时期，西部的关中平原作为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被称为“天府”。而汉、唐、元、清几朝政府，均对西部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活动。

　　    西部曾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古代文明。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当商王朝继承了夏的遗产，将中国文化发展成亚洲诸文化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之际，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基础已被动摇。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继承了苏美尔丰富的文学和立法遗产，却被迫臣服于从东北部席卷而来的部落民。克里特岛上，繁荣昌盛的米诺文化被消灭，尽管它的某些光辉在以后希腊城邦的商业和艺术风气中还偶有反射。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自豪精神只苟延了几个世纪，其后的内忧外患便将王国搞得民穷财尽。在最初的几大文明国度当中，唯有中国在混乱骚动之中，携着她无可怀疑的主权和完好无损的传统迈向近现代。

　　    殷商以来，黄河流域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秦汉时代，关中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号称“天府”“陆海”，在全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长安气度开阔，商业发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端就在长安。

　　    尽管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成功地带回结盟的缔约，但是带回了“丝绸之路”的消息。丝绸之路从此成为横穿中国西部和中亚的伟大贸易走廊。中国也通过丝绸之路西端的贸易，知道了罗马或罗马在西亚的领土。在长途跋涉中，张謇还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从四川经缅甸到印度的南方丝绸走廊，其后再从印度经海路把中国丝绸转运到罗马。

　　    如果说丝绸之路使西方与东方第一次真正相遇，那么北宋时期迁移到当时世界最繁华城市汴梁的犹太人，走的依然是这条丝绸之路。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17世纪发现了河南犹太人。他们长期定居在那里，接受中国文化，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纯洁及宗教习俗。这个消息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

　　西望长安，西部曾孕育了怎样光彩夺目的文明，曾成就了多少帝王的伟烈丰功！闻名中外的“汉唐盛世”就以陕西为中心，造就了领先全世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唐代前期，西部地区经济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唐代西北屯田达584屯，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残粮”。作为盛唐文明象征的长安，其博大的气概，壮美的景观，发达的经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即便是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更不用说当时仅是弹丸小城的巴黎、伦敦、威尼斯、佛罗伦萨了。

　　    唐代中国对外开放，长安城总人口的1/3是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今天，褐黄色的干陵古道上，那些当年从四面八方涌入长安的外国人塑像群依然矗立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尽管这些塑像的头部已荡然无存，但我们仍能从他们风格各异的衣饰上，领略到大唐王朝海纳百川的气象和雍容大度的风华。当大量的日本人、新罗人、骠国人（缅甸）、真腊人（柬埔寨）、天竺人（印度）、狮子国人（斯里兰卡）、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帝国）、拂菻人（东罗马帝国）漫步在金碧辉煌的唐长安街头，恐怕要比现代中国人到伦敦和纽约还要惊叹和激动吧？！

　　    汉唐盛世——世界文明的中心梦。其时中国以深厚而持重的文化、宽阔大度的胸怀、开放吸纳的精神，成为令人向往的圣地。汉唐时代以其强盛的国力、包容各民族文化的大气度，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成为亚洲文化的主导。

　　    继汉唐盛世500年之后，中国西部历史上又诞生了被誉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这位骑在马背上的将军，不仅树建了一个坚毅刚强的蒙古民族，而且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曾对他的儿子说：“江河之大，土地之宽，等待我们去占领与扩大。”就是这样的思想激发了纵横四海、震惊世界的征服欲望。骠悍凶猛的蒙古军队灭辽之后又进军中亚，消除花剌子模，直抵地中海，占领奥匈帝国，占领罗马，横扫欧亚大陆，策马英吉利海峡，令欧洲一片惶恐。这种不可阻挡的横扫欧亚的意气、征服世界的雄心，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金戈铁马的征服，毕竟如同大雨行潦，未能真正立

　　足，很快地又折回来了。其原因就在于只有武力征服，而没有给欧洲带去文明的因子。

　　    随着大唐王朝的寿终正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演了3000年主角的长安以及800里秦川，丧失了它不可动摇的文明中心的显赫地位。而蒙古金戈铁马的征服，毕竟如同一夜昙花，转瞬消失了。这种包括气候、山河、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衰退，使西部的辉煌成为飘逝的梦。西部在数千年的深厚传统和久远盛名之下，日益显出僵化保守和停滞不前，渐渐失去进取精神，失去竞争意识，失去那种大气磅礴的创造力。

　　    10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结。过去作为中国通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之通道的西部，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被不断边缘化——西部离世界越来越远，它开始遗忘世界，并被世界遗忘。长江、黄河上游，在以海洋为参照系的时代，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末梢。

　　    400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轰动整个欧洲的书——《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描绘了几近完美的中国形象。然而短短的数百年，这部书的内容只能被重新改写——中华帝国已经成为记忆里的梦。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生发了严复的“强国梦”、容闳的“留洋梦”、康有为的“大同梦”、孙中山的“民主梦”、胡适的“西化梦”，将希望和迷惘一起送到中国人的心上。而最现实的莫过周谷城的“马桶梦”，他认为未来中国首要的事情是——人人都能享受抽水马桶。这些形形色色的从浪漫空想到具体现实的梦，表明中国人对世界中心的倾慕和无奈，也说出了西方中心和现代中国的边缘处境。

　　

　　

　　    西部经济中心迁移的气候政治原因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期困惑历史学家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都要从西部不断东移？其中有什么内在的原因，而且造成了中国国运怎样的变迁？今天，人们谈到西部总有一个“废都”的影子。难道历史上的西部就是这副尊容？

　　    中国国都迁都的历史进程，与气候、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关系极大。唐代中期之前，关中一带气候温和湿润，历史上的800里秦川，水脉纵横，山岭苍翠，长安牡丹闻名天下。而从长安到潼关的各种人工漕运，则是中国西部人的杰作。西部气候生态有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出现过4个气候寒冷期，分别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恰好与北方游牧民族几次大规模南下中原在时间上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北方狄族人的大举南犯，第二次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契丹、女真、蒙古人的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满洲人的入关。骁勇强悍的游牧人入主中原后，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断裂性的影响和打击。

　　    经济中心的转移有着诸多内在原因。由于中原战乱不断，秦汉两晋时就有不少人纷纷迁往江左，促使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唐宋以降，北方战乱，人民纷纷南迁。南方较少战争的破坏，海上贸易也有较大的规模。到了宋代，东部经济逐渐超越了西部，明清江南经济的发达更是超过前代。近代中国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近代工商业、新学、近代政治运动也由东南诸省和海外华侨社会中发轫，逐渐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地向内地推进延伸。

　　    政治中心的东迁导致西部文化氛围进一步萧条。国都从长安迁到洛阳最后迁到了北京。中华民族始祖来自西北，炎帝族原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进入中部，黄帝族原居西北方，后渐移至中部地区定居。周兴起于渭水一带，定都镐京（今西安西北）。而周平王为避犬戎，迁都洛邑，周室从此衰微，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秦自西北统一6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咸阳。汉高祖定都长安，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规模及其制度。此后隋唐均以长安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关中河洛一带，繁荣昌盛。宋将京师移到开封，靠近运河干道。而此时，东北契丹、女真等民族兴起。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交往的重点区域由长城西段转向长城东段，加之运河淤废、黄河泛滥，关中河洛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各方面都丧失了统领天下的地位。长安更名西安，由一国雄都降为一方重镇。元明清3朝，国都均与黄河中下游无缘。而且，由于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逐渐取代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地位。

　　    西部重要的古城——楼兰，昔日的繁荣反衬着今日的消亡和疯狂的挖掘文物丑行。楼兰大量的图腾墓葬，曾长期使用数以千计的参天古木。正是这种对生态的大规模破坏，造成古

　　楼兰的逐渐衰落。罗布泊，一条流动的河流造就的流动湖泊，因为缺水而干枯了。水的匮乏成为中国西部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自然环境的恶化更多的也是人为造成的，今天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曾经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景象之一。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13世纪来到杭州，他觉得中国城市令人惊叹：“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好最华丽的城市。”其规模其数量无不令人惊叹。难怪当马可·波罗回到欧洲把他看到的一切讲出来时，他被惊讶不已的欧洲人看作是一个说谎者。

　　    提到西部，人们的眼前会浮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旖旎风光，会浮现出“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奇景；提到西部，人们会想到博大深沉的敦煌文化，会想到锦绣般迷人的丝绸之路；提到西部，人们更会想到长河史诗般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想到壮丽辉煌的古楼兰。随着文化的衰退，这些当年的西部风情和灿烂文明，如同那曾星罗棋布的古湖泊一样，消失在漫漫黄沙中，令人不禁深深感叹。

　　    今天的西部已看不到汉唐时期那种威慑天下的雄强气势了，文化上已没有了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的光芒。经济上，曾经富甲天下的西部已经同东部有了相当的差距。贫瘠的黄土高原、封闭的地貌、保守的观念、落后的交通，使它无法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当广大的沿海地区正在日新月异地朝着高科技革命浪潮迈进的时候，数目庞大的西部农民却仍被束缚在贫瘠的盐碱地上，使用起自战国时代的犁辛苦地耕耘着。在现代工业文明氛围中，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辉煌历史成为了人们对过去好时光的一种追念。

　　    有人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最终取代并终结了陆上丝绸之路。有人说，在以海洋为参照系的文化氛围中，内陆文明将走向末日。这种海洋文明决定论的思路，在多元文化发展中成为一种武断的声音。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各个民族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文明衰亡不仅成为世纪性而且成为世界性问题的今天，仅仅将黄土文明的命运做宿命的阐释无济于事。在命运的挑战中，有必要超越性地看清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才不会一错再错。

　　    西部文明的衰落使中国文明有了内在撕裂。我们只有改变思路，强调文明的整合而不是取代，才能走向文明新生。西部的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有很多条。汉代的丝绸之路就分为西部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另外，唐代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及其他一些渠道，关中成为了万商云集、世人所朝拜尊仰的经济文化圣地。尽管到了今天，

　　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不妨探索“新丝绸之路”。

　　    著名军事战略分析家麦金莱强调，亚欧大陆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板块，其中亚欧大陆最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巴尔干半岛。谁拥有了这座连接欧、亚、非3洲的“世界岛”，谁就能赢得整个世界。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莱因认为，美国开发西部差不多用了两个世纪，而中国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只需要20-40年。因为处在信息时代的中国是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开始开发西部。

　　    今天面对经济和文化的重新定位，西部的历史需要重写，文化需要重建，精神需要重振。在突破历史所规定的文明命运时，把新世纪的强国梦坚实地融合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

　　

　　

　　    全球化中的中国西部命运

　　    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至今已经500年。然而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码还需要500年才会终结。西方世界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开始了新殖民主义的起源。可以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资产阶级就致力于开发海外新市场，他们在欧洲榨取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也促使他们把眼光转向第三世界，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巨大的工厂，为其生产食物，提供资源。

　　    参与全球化进程，后发国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西部大开发是在全球化这一全新大背景下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一场大竞争、一次大较量。全球化必将伴随着区域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表明一个社会经济协调联合发展的大区域，在全球化的食物链中更容易抢占制高点。全球化也激起了分离的倾向，失败者将遭到无情的排斥和边缘化。面对这种情形，中国问题和中国西部问题不再是一个区域问题，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整体问题。

　　    如何站在一个全球化的制高点上，从全球宏观高度看中国西部经济和西部命运，成为决胜西部的关键。西部作为中国的广大腹地，不能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否则，中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将成为一句空话。西部大开发关系到大中华经济圈能否形成，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一个“零距离时代”持续不断地开疆辟土。

　　    思想家詹姆斯·彼得拉斯说：进入20世纪以来，“进步”运动遇到一个悖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在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另一个方面是少数人空前地发财。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星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只是短暂的抗议。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文化干涉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

　　    当然，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事实上，地缘政治的国际性误读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世界主要冲突归纳为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的抗衡，主张海洋国家应该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把“大陆强权”围困至死，从而确立自己的霸权。在这个思路下，德国、苏联先后成为英美等海洋国家的假想敌，然后成为真正的敌人。

　　    德国两位资深记者在《全球化的陷阱》中，将全球化的未来称作20∶80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需启用20％的人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80％的人则只是“靠喂奶过日子”。市场和民主、强者和弱者失去了传统的平衡。资本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它是全球化的开路先锋。它的出现使民族国家的大门纷纷打开，处置不当的国家陷于破产。

　　    哈维尔在哈佛大学演讲的题目就相当怵目——《全球化的祸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文明里。由于不断进步的现代观念及其固有的扩张主义，以及直接来自于它的迅速演变的科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我们的星球就被一种单一的文明所覆盖，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种文明基本上是技术性的。这个世界传递着一些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模式。这种单一的世界文明表皮仅仅覆盖或掩藏了众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历史传统以及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于是，人们在关注全球化的时候，对新霸权主义问题警惕起来，因为这里面有着深深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应该说，全球化本土化不应该本质主义化地理解，而是应该充分地考虑各国自身的具体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很少有人思考过中国西部开发对全球化进程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是否正成为“西方的西部”？必须承认，全球化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和实际上的不平等。

　　    如今东部有海上运输及与欧洲北美交通的便利，有与港欧日韩台及东南亚相邻的优势，又有经商的传统，很容易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而西部则只能面对全球化游戏规则中先天存在的抑弱扶强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转入知识经济的轨道，而发展中国家和西部地区还没有跨入工业化的门槛。发达国家以现代工业机器生产，而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甚至还只能依靠手工操作。

　　    全球化究竟为中国西部开发提供了怎样的背景和可能性？在全球化中的中国西部怎样才能缩小同东部同世界的差距，进入良性的知识经济发展圈？

　　

　　

　　    开发西部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分析中国东西部问题，将西部开发不再看成是区域性开发，而看成是中国崛起的整体形象的再造，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着力点。近年来，政府对中西部的投资呈大幅增长态势，说明国家加大了向中西部投资的力度。同时，中国西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球众多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

　　    中亚5国经贸合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把同独联体12国自由贸易区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此举有利于中国西部的大量产品进入中亚市场，待这一地区形成有能量的自由贸易区、统一关税区之后，可以更好地参与欧亚乃至国际经济的大循环。这将对中国西部崛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东西部经济带各有侧重，最终达到东西部差距缩小的预期目的。这意味着，西部大开发已经不再单纯是区域开发的问题，而当具有一种制高点式的全球观、中国整体大局观、开放性的决胜观。

　　    大开发必然大开放，中国对西部地区在政策上的重大倾斜，尤其是对外商投资提供的优惠政策，必将为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启动西部大开发进程之前，中国累计批准和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应大大提升。

　　    在未来10年，西部大开发是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一步。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和50年代在西部建设若干大项目不同，和60年代“三线建设”工厂搬家也不同，需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市场为基础促进东部地区和境外的生产要素向西部流动。

　　    新一轮东西合作显出了新兆头——从陕北、塔里木、青海、四川，内蒙等与东部地区合作的项目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菜东供”，表明东西部地区正在优势互补，共同繁荣。东西部地区都在竭力发挥各自优势，按照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共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内蒙古在农畜产品生产和能源、原材料开发等方面具有优势，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煤电转换的良好条件。而北京、上海有着科技、教育、人才、信息、资本运作等方面的优势。这种经济的互补性表明，东西部地区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西部作为中国另一个“门”，通向世界的未来——西部地区向西开放将构筑以铁路、公路和航空为主体的交通运输大通道，从而使西部地区的内外联系变得相对便捷。这其中，对西部经济最有影响的是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和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建设。这是一个大战略大思路。

　　    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西部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也有些不同。当年东部面临的是美国、日本、四小龙、东欧等不同层次上的强劲对手，而今天的西部将主要面对中亚、南亚等一些不同特点的竞争伙伴。这一特点使西部具有了一定的区域优势。

　　

　　

　　    国际战略视野中的西部远景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世界中抢占制高点，对中国西部开发有着重要意义。美国学者认为：“两个营地”的断裂线在中国部分十分特殊：“最有意思的线是穿过中国的，把沿海和内地分为两半”。地区间或洲际越来越宽的裂痕，两边的人们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是21世纪早期压倒其他一切国际事务的问题。中国如果真地从内部分为“两个营地”，其后果可能比沿国境线断裂还要严重。

　　    如果说，中国曾经因为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错估世界形势并饱尝恶果。那么，今日中国应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并获得自己的全新发展理念，不再成为殖民主义棋盘上被随意拨动的“中国棋子”。

　　    西部地区地处中国西北和西南边陲，是多民族的聚居区，陆地边境线长达一万多公里，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等14个国家接壤。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西部地区在国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那横贯新疆的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和分布于其间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将中国农耕文化圈与中亚游牧文化圈截然分隔。不过，西方工业革命后，中国的影响渐渐趋于弱势。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在北约东扩的主要方向上得手后，更感到迂回中亚地区的迫切性，以达到北向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东向遏制中国持续发展势头、南向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的地区战略目的，从而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经济和军事渗透，形成所谓“新中亚战略”。中国西部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形成对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隐性威胁。

　　    从国际战略研究角度看，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国际新秩序中，中国同中亚各国和各民族的关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连接欧亚文明的古代丝绸之路，其主要路线和区段就分布在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3国有着漫长边界，开发西部、促进双方互动和友好关系成为对外安全战略的重点。中国同中亚有30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彼此之间的民族和宗教跨界因素、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都决定了中亚国家积极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并将中国的影响作为地区安全得到多重保障的因素。新世纪以来，中塔俄哈吉5国元首会晤，强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加强地区的经济合作，从而使中亚的稳定走向区域合作的新阶段。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强大的外部力量不可避免地对决定我们的未来起着重大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曾将中国比喻为接通走向世界的大洋。

　　    从地缘政治看，印度与我国曾有中印边境之战，巴基斯坦也因为民族宗教问题而与我国存在某些潜在的矛盾。近年来印巴冲突升级，有可能爆发新的局部冲突和大规模战争。而中俄目前的友好和战略合作方针，并不能保证明天的边界也是安宁的，更不能保证中俄之间永远不会出现紧张或冲突的安全两难。

　　    在中印关系中，西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边境线长达1450公里。如果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现在中国的大后方四川就变成了边疆。而印度可以不费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部署到中国腹地。失去青藏高原如此广阔的天然屏障和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会对国家安全形成很大威胁。应该说，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西部，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亚经济圈，使得中亚安全体制对中国利大于弊，才能实现强国意图。

　　    西部与中亚的安全，成为西部开发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决定西部命运的关键。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以及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当今国家安全，已经不是生存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

　　    中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和新的世界秩序的全球性问题。在开发西部中，使中国西部的总体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消解分离主义的影响，使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部与内地一体化融合，不仅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而且成为西部开发中的强国国策。

　　    作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这片土地将是中国建立与欧亚及欧亚大陆经济圈的中心地带。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将使中国传统加工出口型经济部分转化为内陆型经济，从而极大地汲取资源和向中亚辐射。

　　    探索打通欧亚大陆桥，建立黄金经济带，交叉连接经济走廊，以充分形成对制高点的支撑，将成为长远而务实的重大任务。中国只能在付出“现代化代价”中参与全球化进程，使西部成为中国新世纪战略崛起的新基点，突破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钳制，使西部和东部良性互动整体发展，再现大国形象和文化战略的高迈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