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汇率战风险凸显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外汇市场风声鹤唳。日本央行和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开始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更是宣称一场全球汇率战一触即发。
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两极化趋势显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依旧疲弱，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已经显著复苏。根据IMF的最新预测，发达国家在2010年与2011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2.7%与2.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却高达7.1%与6.4%。
对发达国家而言，尽管实施了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但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位，信贷紧缩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增长乏力。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欧元区与日本央行都在考虑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当基准利率无可再降之时，通过央行直接购买各类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一轮的定量宽松政策自然会压低发达国家货币汇率。
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势头要强劲得多，然而，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实施出口导向增长策略，它们并不愿意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显著升值，因为这会影响出口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因此，今年下半年以来，东亚的韩国与中国台湾、南亚的印度、南美的巴西和智利等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选择了通过央行干预外汇市场来抑制本币升值。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都追求疲弱的本币，这事实上反映了各国对全球范围内总需求的争夺。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与南欧国家总需求旺盛，除了能够消化美国国内的产能外，还帮助消化了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产能。危机爆发后，美国家庭部门储蓄率上升、南欧国家开始实施财政巩固措施，全球范围内总需求骤降。为了保护国内失业，发达国家开始限制进口，即让国内的总需求首先消化国内产能。而由于短期内提振国内消费的困难，新兴市场国家依然依赖于发达国家提供的消费需求，这就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须维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
一方试图让本币贬值以提振净出口，而另一方面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抑制本币的升值。这就使得全球主要货币可能出现“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局面，即重演1920至1930年代的汇率战。
在发达国家不能通过本币贬值来改善净出口的情况下，它们必然会采取更加简单粗暴的方法，即对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商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征收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如果发达国家贸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新兴市场国家也可能采取“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汇率战因此演变成为贸易战。
毫无疑问，无论是汇率战还是贸易战，最终都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1920至1930年代的惨痛教训还历历在目。为避免汇率战与贸易战的爆发，全球各主要国家应加强沟通与协调，避免出现“擦枪走火”事件的发生。各主要失衡国家都应该承担调整的责任与负担，把全球失衡的责任与调整负担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合理与有失公允的。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汇率战
鉴于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依然取得了一枝独秀的增长，而且中国在2010年上半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轮全球汇率战的矛头直指中国，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2970亿美元的峰值。尽管2009年中国贸易顺差显著缩水，但仍然达到1981亿美元。2010年1至8月中国贸易顺差合计为1044亿美元。在发达国家经济仍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均显著复苏，发达国家自然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2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3%。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2008年8月至2010年5月间，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盯住美元，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升值了9%。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启。但在2010年6月至2010年8月这3个月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幅度不到0.5%。
由于对危机后人民币升值的时机选择与升值幅度不满意，美国方面明显加大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财政部长盖特纳相继表示了对人民币汇率的不满。最近美国众议院更是通过一个汇率法案，即如果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美国政府将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尽管该法案距离生效还有参议院与美国总统两关，但这释放了一个美国政府对人民币问题极度不满的信号。更为严重的是，除美国政府外，包括欧元区、日元等发达国家，IMF等国际组织，甚至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政府官员，都纷纷表达了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预计在未来几个月时间内，以美国为代表的上述国家，将在双边与多边渠道上持续向中国施加压力。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呢？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既不能轻视或无视这种国际压力，将这种压力痛斥为外国势力蓄谋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阴谋，从而拒绝合作，最终陷入与美欧国家的贸易战；中国政府也不能让美国在汇率问题上予取予求，屈服于美国压力，最终与美国签署新版本的广场协议，让人民币汇率连续大幅升值。
我们不能否认，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依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这反映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依然在快速增长。这是中国央行持续干预外汇市场，在外汇市场上单方面买入美元、抑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结果。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尽管有助于出口，但却损害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不利于中国政府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加剧了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压力等。因此，即使没有外部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化也将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况且，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中国政府也不能对来自各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部压力置若罔闻。中国政府应向外界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化改革，将是中国政府坚持的政策方向。
然而，人民币对美元的连续大幅升值（例如短期内升值20-30%），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两方面的严重损害。一方面，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显著冲击中国的出口增长，导致大量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企业倒闭，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另一方面，人民币的连续单方向升值将在外汇市场上建立人民币升值的单向预期，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假如为防范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中国央行转为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未来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就难以避免。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中国就可能重蹈日本覆辙，显著长时期的经济衰退。
因此，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积极的谈判与讨价还价，中国政府能够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即双方都应该为国际失衡的纠正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均应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美国应提高国内储蓄率，中国应提高国内消费率。双方也应实施有序的汇率调整，美元应适当贬值，人民币应适当升值。中国政府承诺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但人民币升值的节奏与主动权，仍然应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每年升值3-5%，辅之以双方的结构性改革，直至双方国际收支失衡显著改善（即人民币升值到位），这应该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在2010年9月升值幅度达到1.5%，这或许可以被解读为中国政府释放的一个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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