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

1946年1月出生于江西景德镇。1968年6月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分配至景德镇市黎明制药厂，后到景德镇市委党校工作。1979—198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1988年10月下海创办民办研究机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暨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

1986年，曾作为中国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主持破产法起草工作，并因此被学界称为“曹破产”，被誉为“中国破产法之父”。1997年当选为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1999年被香港《亚洲周刊》杂志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2001年又被《远东经济评论》杂志评为“亚洲风云人物“。与吴敬琏、厉以宁一道被人们称为中国改革的三大智囊，并一同被列为《21世纪你应关注的中国人》的“学界骄子”。此外，他还因提议设立人大旁听制度被采纳，反复提出数十项修宪建议并有5项被采纳，又公开倡导竞争性产业私有化而被称为“曹旁听”、“曹修宪”、“曹私有”。

引言

1986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企业破产法（试行）》，20年后的2006年8月27日，这个“试行”的帽子终于被摘去。

社会和媒体的反应，远远没有20年前那么热烈、热情和热闹。但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与破产和破产法有密切关系的人，他就是人称“曹破产”的曹思源。

“见过曹思源的人都承认，曹思源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更是政治家型的学者，在他的大大咧咧，嘻嘻哈哈，莽莽撞撞，像个快活的大肚弥陀佛的形象后面，是他非常细密的心思，万分警醒的洞达、锐利无比而又经过千锤百炼而凝练成的思想。有人说他既有“三寸不烂之舌”，还有“五寸不败之笔”。

《走进红墙，走出红墙》一书中，作者凌苍这样写道。

一、革命口号激发出的灵感

儿时的曹思源，是在父亲的那台破旧的脚踏缝纫机的吱吱哑哑的声音中长大的，目不识丁的母亲也绝没有料到，他们的儿子以后会成为中国改革大潮中一位声名赫赫的经济思想家。

出身贫寒的父母并没有给曹思源所谓得天独厚的天赋基因，惟一的是刻苦与勤奋。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上大学期间，正逢“文化大革命”。1968年，22岁的曹思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老家江西省景德镇市黎明制药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所干的工作是一些刚从农村招来的半文盲也能胜任的”，他毫不讳言。

药厂内外，造反派天天搞运动，到处“形势一片大好”之声。想着仍在贫困中煎熬的父母，以及周围人们低水平的生活状态，当时的曹思源当然无法理解。无奈之下，他试图从读书中寻找答案。于是，他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通读所有能找到的各类图书，津津有味地研究《马恩全集》、《资本论》，与当时房门外热火朝天的阶级斗争仿佛两重天。当时，有不理解的人讥讽他神经有毛病，也有好心人提醒他千万要慎重。曹思源并不理会地“我行我素”。

1970年代中期，中共全国各级党校陆续恢复，但师资奇缺。许多人因为文革运动的原因，不愿意也不敢再选择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清贫枯燥而又充满政治风险的岗位。曹思源觉得，党校毕竟有比工厂便利得多的研究条件。于是，在1974年，他欣然前往景德镇市委党校当教师。这期间，由于教学和研究积累的不断增多，加上对中国政治与经济状况和发展的深入反思，他在脑海中不断悟出并形成自己的见解和思路。

一次偶然的会议的刺激，引发了他对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前途的强烈忧虑和深刻思考，连曹思源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成了他人生与“破产”结缘的起点和发端。

曹思源有次作为景德镇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列席市委召开的工交干部大会。会上，当时市委书记对一家连年亏损的国有机械厂声色俱厉地批评，并宣布这家工厂限期一年进行整顿扭亏，如到时仍不见起色，就将取消财政补贴。一年过去了，曹思源有幸又参加了工交干部大会，当时他听许多人说，这家机械厂今年仍没有扭亏，将得不到补贴了。可是市委书记来后紧绷着脸，再次严厉地批评了一通这家机械厂的领导，最后又宣布“延长一年整顿”。话音刚落，全场哄堂大笑。

曹思源知道，这位书记是试图用限期整顿的办法来改变这家企业连年亏损局面，然而在没有更有效的手段下，他是无可奈何的。那么，有没有别的出路呢？用什么方法淘汰已失去生存价值的企业呢？如果能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没有大锅饭、没有铁饭碗，那么不就开辟了企业优胜劣汰和生产要素优化重组的现实途径了吗？然而，这就需要进入这条途径的方法，或说是寻找一个能让劣势企业的产权向优势企业转移的有力杠杆。这个方法是什么？这个杠杆又到哪里去找呢？

“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再次破产了！”1970年代满街高音喇叭中那震耳欲聋的宣传口号引发了曹思源理论上的灵感，他心头豁然一亮——对，破产！但如何让一个企业申请破产呢？由谁来宣告呢？让每个地区的领导吗？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仍然是一种人治的手段，是计划经济的延续。曹思源想到了邓小平同志当时所倡导的“要依法治国”的思想。是啊，何不立一部破产法？！既然是法律，就应当由法院对申请破产的企业依法宣告破产。

想到这里，曹思源十分兴奋。于是，他开始找法学专家请教，不料几位德高望重的法学家面对曹思源的提问十分惊讶，几乎众口一词地说，“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存在呢”？一位老先生甚至还训斥他说：“社会主义的企业搞不好，不能宣布破产，而是要派国家代表去接管！”更何况，当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早有言在先：“企业永不破产，也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嘛。”

求师失败后，曹思源只好决定沉下心来，自学与破产有关的知识。然而，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还没有破产法。几乎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才找到一个由四川大学出版社1942年出版的法律教程，上面有几页介绍中华民国时期1935年颁布至今还在台湾适用的破产法。尽管如此，他仍如获至宝，饥不择食，硬是将它“啃”了下来。从此曹思源对破产法的探索和研究，一发不可收拾。

二、批“左”论文助上社科院

1995年8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思源文选》中，第一篇文章题为《左倾领导路线剖析》，其中指出：“中国需要民主化，绝不亚于需要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也可以说，没有政治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其他四个现代化。”这些思想就是今天看来，也依然闪耀出超越历史局限的理论的光辉，更何况这是30多年前他才30岁时就提出来的！

“这是1976年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偷偷写出来的，结果等了20年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原题叫《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为了减轻带有时代特点的火药味，便于出版，编辑改成了现在这个题目。”曹思源回忆起来，感慨万千。

1976年初，“左倾”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当人们还沉浸在“文革”盲目狂热中的时候，冷静的曹思源就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在“文革”中的悲痛命运感到困惑：为什么就连国家主席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怎样才能从长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落后中摆脱出来？左倾路线究竟错在哪里？

趁着被派到农村蹲点半年的机会，他逢单日按规定下田劳动，逢双日便关起门来，夜以继日地写作这篇论文。这篇冒了“现行反革命”甚至“杀头”风险的“评毛”的文章，写完后很长时间找不到安全打印条件。后来在一个当工厂政工组长的好友的帮助下得知，他手下的打字员是个只会照字打字，读不懂文章的小姑娘，绝对不会告密或泄密。就这样，3万多字的原稿才得以打印出来。

令曹思源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两年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左倾错误提法，与他这篇文章中所述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

“左倾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危害？为什么邓小平一直强调，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因为左倾往往貌似革命，所谓维护一元化，主张领袖个人崇拜，实际上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原先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尚未充分反映出来的封建的东西，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策指导中逐渐显露出来。文革可以说是，披着左的革命的外衣，将封建的专制发挥到了极致。在没有宪法和法制，或者一纸空文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连国家主席都难以保障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就不足为怪了。”

“幸运的是，也可以说是这篇论文帮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曹思源胖胖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出当年这篇文章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1979年，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招录研究生。这位当时就以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著名的经济学家招生时，附有一个苛刻的特别条件：凡报名者必须要同时交一篇文章，文章不合格者不发准考证。结果，200多名报考生一下刷掉了一半。

左思右寻中，曹思源将当时还题为《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这篇论文呈寄给了于光远。没想到，独具慧眼的于光远对这篇文章十分赞赏。就这样，在只有100多名的准考生中，曹思源被选为6个候选复试生之一。最后结果，曹思源又幸运地成为两个被录取者之一。“这成为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曹思源从此告别故乡，来到了众人仰慕的北京，成了中国政府智囊库的一名学子，拜在当时已声名显赫的于光远门下。

“于老求实严谨、大胆创新的学风和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人格，使我受益匪浅，我永远无法忘记，至今都感激不尽。”曹思源深有感触。于光远之于曹思源，真可谓是“名师出高徒”。

在中国社科院，曹思源并没有割舍破产法的研究。刚开始，因为自己在党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加上当时对文革的反思成为社会热流，他的关注点放在了政治体制改革上。他在1981年《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尽管不能完全说是他的建议起了作用，但后来发生的决策事实不少与他当年的公开建议不谋而合。这起码说明，他确实是站在中央和全国的高度来思考和研究这些关涉国计民生的宏观战略问题的。

后来他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所有制改革。于是，他又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国企改革上。最后发现，在江西时就研究过的企业破产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有时侯觉得，好象是命运的安排。转来转去，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这时候再研究破产法就与当时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就不是简单地仅仅立足于微观经济层面看待这个问题了，而是把它作为推进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高度了。”

曹思源谈起重与破产法结缘时，仍是满脸的兴奋，“因为文革的教训，我考虑到根源在于旧有的政治体制，所以一直想致力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破产法的立法和实施不妨作为一个突破口，这也是后来那么多年，我竭尽全力倡导推出破产法的根本初衷。”

也就是说，曹思源已经把企业破产问题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课题进行研究了。“换句话说，我不是像一个法学家那样，通常从破产法的直接功能入手，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者，从更宏观的社会需要角度出发，来选定一条鼓吹破产法之路。”

在黎明制药厂当工人的经历，使他对国有企业的基层实际感受颇深。而现在又在内心深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如此大的人生目标。接下来，就是冲刺了。

于是，从1980年12月开始，他就开始在报刊传媒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破产法的文章，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当时的曹思源，被人形容为一个“推销员”，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包，包里全是带有“破产”字样的研究材料，见人就送，逢人就讲。

三、中国出了个“曹破产”

1982年，曹思源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被分配到就是今天仍令人羡慕的培养中国高级党政干部的“黄埔军校”——中共中央党校。曹思源与党校系统已有十年之缘，对其中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也很清楚，留在党校对他的未来前途意味着什么。但为了更便利地从国家决策层推动破产法，他工作了几个月，就调入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的智囊机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由此跨进了中南海的北门，走上了更直接的“劝君之路”。

在这里，借着工作上的便利，曹思源接触并研读了大量有关全国经济真实情况的材料，发现国有企业经营的状况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许多亏损企业年年需要国家补贴，不少盈利企业也逐渐亏损。对此，他更加忧虑：如果再不建立企业破产制度，使企业有生死存亡之忧、职工有工作得失之虑，那么大锅饭铁饭碗这种社会鸦片，将有可能出现经济学上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拖跨整个国民经济。

与此同时，他也不无担心：自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一旦将不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甚至以意识形态标准误解的破产法问题提出，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影响，万一让领导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反感，那可不是简单解释一下就能过关的。在内心他也斗争犹豫了很长时间。但转念一想，如果只抱着独善一身的想法，那么构思多年并为之搜集了许多资料，甚至连应有哪些条款都反复研究的破产法，就很可能永远没有出台之日，更何况是出于公心为国建言，并非为一己之私沽名钓誉呢。因此，曹思源决定冒冒风险，决心要寻找机会将自己对破产法的研究成果传递给高层，以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

机会终于来了。1983年初，国务院有关领导将一个有关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项目交给了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最后中心安排曹思源拿出研究报告。曹思源喜不自禁，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将有关破产法的部分建议顺理成章地写入其中。尽管还是不得不应中心领导的质疑解释了一番，以1980年《财贸经济》丛刊上已有类似提法（实际上就是曹思源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在竞争中发挥保险公司作用的设想》一文）为由，还是庆幸地使有关破产法的内容保留了下来，并最终送到了总理办公室。从而对这份《关于争取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有了这样的批示：“请赵东宛、马洪同志牵头，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有关同志讨论，修改形成一个文件，报国务院审批。”

到1983年夏天，新华社主办的中国第一份新闻周刊《瞭望》杂志向曹思源约一篇有关提高经济效益的稿件，要求有创意，有新角度。于是，他轻车熟路地写就了《试论长期亏损企业的破产处理问题》一文。没想到时任主编的冯健出于慎重，批示“此问题很重要，送马洪同志审阅”。来来回回，费尽周折，经过不少审批手续才得以在一年后的1984年刊发。

“当时为了争取在理论界正争议不休的商品经济的这个提法能够保留，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曹思源至今都觉得哭笑不得，“没有商品经济，哪来的破产制度？既然要提破产，不提商品经济，不就成了无根之木了吗？但在那个时候，人们的观念就是这样。”

有趣而出乎预料的是，当时编辑本来出于谨慎，不希望引起误解，在目录页上首次以“工作研究”专栏注明该文性质。没想到，却产生了“此地无银”的反效果，倒增加了文章的权威色彩，读者也纷纷猜测可能是国务院授意发表的专文。国内外的传媒报道连锁反应跟踪而至。从《参考消息》转载《日本经济新闻》对《瞭望》的摘要，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有关破产法的专题文章，破产法的报道一下子成为媒体关注热点。“曹破产”的绰号从此开始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