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之声】

The Reader’s Voice

《中国管理学》之我见

My Comments on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李京生(香港吉润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

LI, King Sang

当今社会，信息如溶溶流川，各种“主义”流行于车水楼宇之间。但是，“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我们没有很多的理由说明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精神上辉煌的时代。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如果说这一概括是正确的，那么，现代中国人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多少有了一种“中空”的感觉。“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堕落。”我们这个时代的堕落也许不是追求快乐或沉湎感官享受，而是对“传统”没有理由的蔑视。传统遭到粗暴的对待，不少的努力也就偏离了世界观海洋的中心。

适逢其时，《中国管理学》的出版应该是一个重要事件，我作为一个读者，屈服于尹教授那强力，崇高的魔力之下，醉心于他的哲思的深邃，字字珠玑的华彩篇章。其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适切的措意，别致的风格，不得不让人心驰其间。尤其，《中国管理学的理论架构》、《管理学发展趋势展望》等章，如石韫玉，似水怀珠，光照四周。传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既不是傲慢的资本，也不是天生的耻辱。它仅仅表明传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不能希望像摆脱梦魇一样摆脱传统，只能期望认识它，从而健康地转化它。美国的产品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但西风东渐的结果却往往是淮橘为枳。因为在管理实践中，我们忽视了文明间的疆界。西方的理论并没有推荐给我们一条正确的道路。一百多年前，叔本华就曾告诫人们不要把自己的脑袋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对别人的盲从使我们的灵魂变得虚弱 ， 而虚弱的灵魂难以支撑经济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正如哈贝玛斯所说 ：理论支配实践的古典程序并不能阻止正在日益明显地出现的相互依赖。正是在这两个层次上，《中国管理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强烈的合理性——物质的、一种管理世界内容的合理性。

而在以往 ，人们在组织自己的社会劳动的方式上 ，企业家们为了“秩序”和管理的福祉而给人带来压抑和破坏，人和万物一样被贬低成一种机能的角色，丧失了其“本质”和“自主性”，管理也趋于成为另一种“工具理性”。《中国管理学》正是从“人学”发轫,寻找着中国人价值世界中“合理性”的种子, 进一步气势恢弘地构建中国管理学的理论框架。首先，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去“管理丛林”的故弄玄虚和伪装。如是，中国管理学便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成为真实的科学。在此基础上，大量发掘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高屋建瓴地轮廓出理论的庞大建制，其卓尔不群的个性彰显于外。

“道家者流，盖出于吏官，历记成败、祸福、古今之道。”（见《汉书·艺文志》）。道家通过对自然和社会变化的体悟架设了“道”同人生实践相连接的桥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虽然道家在其“得道成仙”的妙想中，充满自我欺骗与陶醉的狡辩，悖逆于人最自然的人性，走向了通往无限的歧途，但是，老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矛盾的，也即唯心论与辩证法的矛盾。道家在生分别法、萌拣择见地觉察世界的辨证思想，则对我们判别利害、识别善恶、消除冲突，具有烛照之明。《中国管理学》以“道”作为决策的文化根据，这是文化探索中“古为今用”的新建设。

一位日本企业家说：“二次大战之后，我一个人，从几万日元一直发展到在这行业中的前五名。我能维持下来，靠得就是中国老子《道德经》里说的‘真、善、美’。我就按着‘真、善、美’的思路来做，一直很成功。”老子《道德经》里有‘真、善’，没有‘美’。但《道德经》里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子墨子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由此可见，墨家善于辩论，长于逻辑。儒家在这一思想方法上的缺陷，可能是民族“精神硬化”的一个根源，进而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侏儒病态。墨家这块沉积的大陆在中国管理学中重又浮出海面。缺少逻辑，我们无法从繁杂的物质内容中获悉理念。逻辑衍生出的动力深植于理论与创造之中，于是，墨家与管理中的“创造”就达成了一种默契。

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罚饬法’，此其所长也。”那么法家之于领导，同样是恰切的，正如书中所言：道家是决策之基（土）、法家是领导之据（金）、兵家是权变之根（水）、墨家是创造之源（木）、儒家是协调之本（火）；经营之道在“禅”，管理之活在“易”，把“七家”之精华溶于企业的“五行”之运作，相生相克，生生相息，既互相促进，又互相排斥，正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律。这极富东方色彩的“企业五行运作论”与西方传统管理的“企业五元职能论”不仅具有思想上的精密一致性，又不失形式上的精巧。

作者在建筑“企业五行运作论”的结构和对西方管理学的批判中，中国式管理的要领和要旨也就自然成为被追求的目标。联系这一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真正接点，是 传统文化烙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尹教授从“执经达权”的国民性，循着“情、理、法”的常道，纵横捭阖，展示出中国式管理的独特色彩。

“技术理性”把西方带上一条效率之路，但西方的“责任伦理”并没有挽救被“工具理性”正在摧毁的西方社会的道德基础；“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便约束着整个文化；它设计了一个历史的整体——一个‘世界’。” 这一世界趋于成为全面管理的材料，这种材料甚至同化了管理者。科学（技术）如此无情地反对自然，与其说造福于人类，不如说把人类推向危险的边缘。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虽然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引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话说：“欧洲价值只是‘欧洲价值’，亚洲价值才是‘普世价值’”。不过这同样是一种危险的“世界中心主义”。

本书在“管理学发展趋势展望”一章中，明确指出：“东西方文化融合之日，正是世界大同之时。”古典传统在历史上创造的和今天留下来的文明成品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重又贴上一枚“中心”的标签。正如书中所论：“我们正面临着西方‘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入侵。这次入侵必将在新的形势下同我们的传统文化全面发生遭遇，从而预示着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又一次东、西方管理文化比较研究的高潮的来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管理现代化问题，是管理文化的现代化，其实质在于寻找东、西方管理文化相交汇的最优‘熔点’或‘相容性’”。

在本书中，作者志不苟俗，瞩目高远，以丰富的资料例证《孙子兵法》花开异地，儒家文化光照东瀛。从“凤凰涅磐”到“蜀犬吠日”；从中国的《鞍钢宪法》到美国的后福特主义，可谓洋洋大观，高标绝俗。而东西管理文化交融过程三段论，则是我们达到管理新境界的可靠指南。

《中国管理学》思想开阔，想象丰富，是一部理性杰作，它将使我们对管理实践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