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是万人坑？

        ——依了刘庆柱先生的依据

   在各界人士对曹操墓真伪提出质疑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指责说：“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

    这话说得确有道理，考古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是外行可以置喙的，更不能以外行理由否定内行的成果。然而“业内话”应该规范所有人，包括刘先生自己。那么，回过头看看先生之前对“曹操墓”做出的“权威性论证”。先生说：“这个墓是从今年10月份开始明朗的。”“依据有几点。第一点是这个墓在安阳县，北边是邺城，曹操的王都。根据中国古代的惯例，帝王死以后就埋在首都附近，这个墓出在那儿是符合他身份的。第二这个墓的规格，相当大，这类墓是高等级的，是王墓或者是高等级贵族墓。第三，出土的东西有它的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举例子，我们现在用塑料，几千年前没有用塑料都用瓷器，那是东汉的道理。曹操时代的东西，就是东汉时期的。”

    先生摆出的三条理由，初看确能吓唬人，娓娓道来，入情入理，不愧是最高学问象牙塔中的史界精英。稍微思考，则令人哑然失笑。原来三个依据中，第一条和第二条自相矛盾——依据第一条，曹操死在洛阳而不是邺城，本着“中国古代的惯例，帝王死以后就埋在首都附近”的理由，曹操墓应在洛阳附近而不是安阳附近。第二第三条依据没有构成完全必要的交叉排除，不具备丝毫排他性，是互不干扰的平行线。，结论中无法作出曹操是唯一墓主的判断，而是用似是而非的依据，完成了随心所欲的结论。

    要依据先生的思维判断，墓主不仅可以确定为曹操，还可以判定为其他人，可以摆出一河滩！这一河滩尸骨墓穴都符合刘先生的第二第三个已知条件，随便说几个，诸如曹操的诸多部下及子侄，诸如死在曹操身前的郭嘉、蓸昂、曹安民、曹冲、夏侯渊、荀彧、荀攸、典韦等。即令是死在曹操身后的公侯贵族，诸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张辽、张郃、曹真等，而且包括已经确定埋在他处的曹植……照样符合先生的这两个条件。再向前向后推一些时间，埋在这里的王侯将相又有多少？依了先生的后两条依据，他们都是确定的墓主，万人坑呀！然而墓坑又过于狭小。再依据刘先生第一条依据，安阳这座墓穴的主人，首先应该排除的  则是曹操。   

    如果有好事之人请先生到现场指认，该排除哪个，肯定哪个？怕是先生会晕厥过去。

    先生列举了三条似是而非的依据，独独不提墓坑中发掘出来，标明“魏武王常所用”的石枕、大戟、大刀等实物。这不是先生的忽略，是理智清醒的回避。先生知道，用魏武王三字判定曹操墓穴是历史笑话。古人在称谓上十分严谨，不能错乱。曹操身前被汉献帝封过魏公、魏王，死后追谥武王。曹丕取代汉献帝建立魏国后，追谥为武帝。武王是一个严谨的概念，而不是随便加减的模糊概念，曹操拥有魏王称号时没有武字，拥有武王时前边已没有魏字；追谥为魏武帝时已经为帝，抛弃了王号。即是说，在曹操身前身后，武王与魏字形同水火，不能兼容，魏武王三字，已经明确了墓穴尸骨不是曹操。唯其不是，故而先生极力回避，只字不提。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以及“魏武王常所用大刀”更被先生回避了，回避的十分巧妙。曹操自起兵讨伐董卓始，从不是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而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没理由、没必要经常使用大刀、大戟类。特别是“常所用格虎大戟”，更显得不伦不类，曹操从没有格虎的记载，更别说经常与老虎搏斗，要证明墓主是功勋猎户倒容易些。

    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的刘庆柱先生，理应具备严密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初中数学的已知、求证、演算、结果全过程早已经烂熟于胸；多年的考古生涯，对确定抑或否定之前的假设亦可以驾轻就熟，目光如炬。然而在河南安阳“曹操墓”上，却如此大失水准，缺乏逻辑到了令人惊诧莫名的程度。

    中国社科院院士早已经为世人诟病，然而还不敢贸然蔑视先生，毕竟产生在不同时代，此一时也彼一时，不可以同日而语。愈是不怀疑先生的学问功底，愈是疑惑先生的动机，为什么要不顾起码的逻辑常识，得出如此荒诞的结论？如果说是被政治绑架，似不应怀疑先生的骨气；如果是拿了红包黑包的，怕是对先生的污蔑；如果没有红包黑包的暗箱，得给世人一个合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解释呀。

    不知先生能之否？

    说几句题外话吧，这些年中，随着吏治腐败、世风日下、谎言充斥、道德沦丧的日甚一日，民众寄予希望的文化人，本应担当起社会脊梁的责任，不承想也以加速度堕落，前有山东作协某公的《江城子》，上海某公的《含泪劝告》和诈捐，后有某院士的征收呼吸税等等，使得整个文化界因之蒙羞。文化人纵令不顾惜自己脸面，也该为文化二字留点尊严，别把文化弄成假话谎言的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