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控制学生每天作业量……精选作业内容，禁止搞题海战术……”这是开学前一天，教育部重申的“减负令”内容。该通知还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每天家庭作业量控制在1小时以内，初中每天家庭作业量控制在1.5小时以内；并提倡和鼓励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周安排1天“无家庭作业日”，使学生自主学习和参与社会实践成为可能，严禁用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学生……
确切地说，只要心智健全的中小学生，大抵无人不拥护教育部门“英明决策”的。因为，用行政强制力硬性规定中小学生在校时间以保证学生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时间，是动真格将属于童年少年自由时光还给中小学生，是名至实归名副其实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但令人颇感可笑的是，从原国家教委到现在的教育部，20多年间一共出台了30多个涉及减负的文件，但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却依然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诟病，根由在哪？谁又是罪魁祸首呢？
有人说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关键在老师，其言之凿凿，似乎颇有一番“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般道破天机的意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昨天由《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主办的“教育发展与传媒的使命” 研讨会上，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却说：“像减负这样的问题，出再多的文件也难以解决问题。其实老师内心里也是不愿这么做的，多布置作业反而增加他的工作量，但又不能不这样，教师有校长盯着，校长有局长盯着，局长有区长和市长盯着，一层盯一层，最后还有家长盯着，升学率跌下来，谁也担不起责任。”——看看，就连人家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都这样说了，你还能把罪责加载在教师的身上吗？
既然教师是被逼的，可见其并非“罪魁祸首”。那么，20多年30多个“减负”的文件为何就没能将这个小小的“负”给减下来呢？尽管郭永福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从其无奈的言语当中，我们其实还是能够分析出一二来的。
其一：20多年30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负”，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不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致。古人云：要言出法随。这就是说，“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允许为之。对公然违抗的，就必须予以严厉的惩处，不仅不能使其占到便宜，而且必须使其付出代价这样才能以儆效尤，禁而方止。”而事实上，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要求，严禁各学校组织学生补课、严禁乱收费，严禁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但是在“雷声大雨点小”的中国特色中，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于是乎，“补课之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便成为了当前教育的最大痛伤；于是乎，只见禁令不见行动的“官僚主义”便导致了“鼠儿就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频频上演！
其二：是升学率高就是一所学校的社会评价误导了学校行为。事实证明，越是重点校的学生补课越多，不但毕业班学生补，非毕业班的学生也在补；不但假期补，平时也在补；不但补主科，还补各种小科。补课的目的，有的是重新学习已经学过的知识，有的是拾遗补漏，有的是为了“拔高”，有的是提前讲新课。原因只有一个：考上国家重点、省重点的学生越多，学校的名气就会越大。中考、高考凭考分定夺命运的现实，又岂能不让一切关于“学生学习成绩不是第一重要”的谎言变得更加的苍白、更加的荒谬？！
其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心理作祟。毫不客气地说，现在一些家长对孩子的做法，颇有些“媳妇熬成婆”的味道。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非人折磨”，现在又如数甚至“变本加厉”地施加在自己孩子身上了。年轻的家长们在学生时代那会儿肯定对“填鸭式”的“应试教育”记忆犹新，对“唯分数论”肯定深恶痛绝；可如今角色变了，自己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唯分数论”和“应试教育”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了。于是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个屡遭批判的观点，不仅生命力丝毫未减，甚至更加顽强更加得磅礴起来了。这又岂能不是对全民叫嚣“素质教育”的一种大大的讽刺？！
其四：市场经济是催化剂，社会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辅导补课班强占教育市场是又一毒瘤。从补课这一现象上可以看到，教育绝对是一个大市场。现在充斥教育市场的各类补习班不计其数，既有营业执照、各种批件齐全的文化补习学校；又有租用几间教室临时组建的“野补班”；还有干脆将自己的住宅改为课堂，招纳师生来此聚集一堂的；更有放学后，直接将自己所教的学生领回家，继续让其“吃小灶”的“私补”。而每每临近学期结束或者开学时，学校的门前都聚集很多补习班的宣传人员，往学生家长手里塞传单，人散后地上一片狼籍。——在这个对教育问题似乎人人都是“评论家”的年代里，社会大众又该如何给教育“减负”问题提供一个健康有益的环境呢？！
其五：都是考试惹的祸。为何“减负”越减越重，为何屡减无效呢？说到底，要改革，改革考试、改革教学才是“减负”的关键所在。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当前已有破冰之举，但是否针对问题的症结、能否奏效还有待验证。其实，素质教育并非排斥考试，素质教育不是不要考试，关键是考什么的问题。有人说，“在目前的考试选拔制度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毕业班‘减负’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 ——或许这才是20多年30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负”的根源所在吧！
针对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20多年30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负”的关键还是在于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试想，教育厅门前的学校补课尚且没有人查没有人问，更何况那些“躲猫猫”的学校和老师呢？设若教育部以及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对于 “强化班”、“补习班”之类的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现象能够做到彻查一批、关闭一批、处分一批、开除一批的话，还会有这种“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闹剧和丑闻吗？设若我们能够做到让学生考试得全面、科学，学习得轻松、有趣、有味的话，还需要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地下发“减负”的文件吗？
不难预言，设若各地各级这厢唱“素质教育”高调，另厢仍“以学分升学率论英雄”，光依仗自上而下之类皮毛不及筋骨的禁令，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学生的“负担”减下来的。——只有在治标的同时治本，解除了应试的镣铐，才能避免重现“越改革负担越重”的尴尬，才能真正还孩子一片蓝天！！！
（李吉明2009年9月7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