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1944:一百天全歼日军 

    《军营文化天地》杂志的副主编余戈近日出版了讲述松山战役的著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松山战役是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中国远征军10次攻打松山，最终全歼死守松山的日军。 

    余戈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一百天的全过程。新书面市几天后，他的邮箱里意外地收到了素不相识的钱文忠教授发来的邮件，称此书“非仅还历史公正而已，实乃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也”。

 到松山：没想到阵地保存那么好

    新书发布会那天，余戈斜挎着一个抗战时期日军的牛皮包。这是当年日军军官装作战地图和命令书的图囊，仍十分结实。余戈现在每天用它来装香烟、手机和军官证。

    余戈研究抗战史就是从收藏日军军品开始的。在发布会现场，他还展示了他收藏的日军“千人针”（一条白布上一千个妇女一人绣一针，缠在日军腰间作为护身符）、日军作战教材，还有一幅堪称“一级文物”的首破南京城的日军将领谷寿夫的书法“踊跃破南京城”。这样的东西他收藏了一屋子，加上各种中外抗战资料，“天天泡在这些东西里面，很难不熟悉这段历史”。

    南方都市报：你从收藏转而研究抗战史，为什么选择研究不出名的松山战役？

    余戈：我是比较晚才注意到1944年中国在云南还有这样一次伟大的反攻。它是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获得全胜的战役，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个“玉碎”战（日军被全歼的战役）。但直到我的书出版前，讲到这场战役的“原始文本”只有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邓贤《大国之魂》的一章，一共万把字。

    2004年9月刚好是松山战役60年，我决定去滇西看看战场遗址。到松山后非常震撼，没想到阵地居然保存那么好。核心阵地18平方公里，日军的战壕、交通坑、堡垒、爆炸留下的大坑，处处都在。

    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是两个细节：一个是我在松山看到的黄昏落日。一个是日本人品野实在《异国的鬼》中的话。松山日落让我想到：让那么骄狂的太阳终于坠落，我们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艰辛！品野实退休后，呆在一个7平米的小屋里“复盘”松山战史，他不忍心让那些异国的鬼埋没荒草，要写书为亡灵招魂。为什么我们竟忍心把我们的7000个英灵遗忘几十年？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一个有良知有良心的民族？我受不了这种自问。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这场战役我们胜利了，今天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余戈：我的总结是，这段历史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之前国民党对这段历史否定和冷落得也很厉害。因为蒋介石跟史迪威闹翻了。就在松山战役结束后十天，蒋介石就要求罗斯福将史迪威召回去。国民党的官方历史一直认为，美国人介入滇缅战场就是在消耗资源，他们要为1944年东线战场的一败涂地负责。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台湾断交之后，对这段历史批得更厉害。加上滇缅战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孙立人，后来在台湾因所谓“兵变案”受到打压，这段历史就更冷了。

    其实，这是给了我机会。我只要把那些未经后人“动手”的史料梳理清楚，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方式讲述出来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但这些年对于中国远征军的关注度日益高涨，包括《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样的影视作品。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余戈：因为会有一个反弹。被冷落和遮蔽得越厉害的历史，以后反弹力就越强。但也因为这段历史的认知度太低了，所以才会有《我的团长我的团》这种搅浑水的剧，它连基本的历史还原都没有，只是一个周星驰式的后现代的东西。

    比如当年松山主攻部队第103师的战斗详报里提到：我军没有钢盔和皮靴，所以死伤很大。《我的团长我的团》给他们弄了一身美式衣服，戴上个钢盔。当时的中国远征军中不少是抓来的壮丁，他会松弛吗？他会说那种机锋四溢的俏皮话吗？军事发烧友称之为“自己意淫了一把”，“过了一把美军瘾”，这背后是一种对我们形象的自卑。

  战争比的就是技术

    松山战役中我方先后投入两万多兵力，花了一百多天才歼灭占据高地的一千多名日军。写作过程中余戈“心堵得慌”，强烈感到总写我方一次一次地输，一死就是一个营一个团。“好像我们拿人肉不断地填进去，取得一点点成绩，又被日军反扑。松山上全是血肉滋养。”有一次编辑部组织去八大处玩，余戈买了一盘《大悲咒》，回来在电脑里放，戴着耳机边听边写，才觉得心情平和一些。

    南方都市报：有论者认为，你的书客观地评价了日军的过人之处。

    余戈：因为我觉得，人总结历史，不是找些对你有利的东西高兴一把。那叫哄自己开心。我们应该看到当初为什么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比如日军在松山的防御工事，用原木、钢板、装满土的汽油桶和土垒成，埋得非常深，相当于一个三层小楼埋在山里，只露出最上面一层。几乎坚不可摧。看了你就不能不惊叹，这个日军真是太不得了了。他做事情的严密性，下工夫和认真程度，超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想象力。中国军队虽然都是农家子弟，恰恰比较懒散，不善于构筑阵地。中国军队经常占领了一个高地，但没有构筑很好的な抡咀〗牛直蝗朔雌恕?lt;/font>

    战争这东西，它比的就是技术，勇气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局限的。物质基础非常关键，包括现代的科技和理念。没有这些，打仗就是去送死。

    南方都市报：这似乎涉及是否现代化的问题。

    余戈：所谓现代化，就是干什么事就有什么物件。日军在战场上使用的灯具有多少种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收集的就有十几种。比如说夜间联络，需要能切闪的灯。另外战场上不好充电，有专门手摇式充电的灯；还有一种灯用手捏几下就能照亮；还有用蜡烛，后面有个凹面聚光镜，光能打得很远。日本人是技术崇拜者。而中国人老喜欢讲“道”，看不起“奇技淫巧”。

    理念也很重要。当时中国军队有美式武器，但人的思维、训练，软系统跟不上。农家子弟换了先进武器，似乎应该很爱惜，但恰好不爱惜，很粗糙地对待。在美方的资料里对此有记录。

    南方都市报：写作中你还借鉴了日方美方资料？

    余戈：不能只看我方记录，一些失败的事情它会一笔带过，但日方肯定会记录。另外还有第三方，美国当时作为盟友和旁观者，他的记录也是客观的。把三方的资料放到一起比对，才能客观全面地看到当时的状况。

    南方都市报：研究这段历史有没遇到困难？

    余戈：相关的资料非常少。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差了。档案很多不开放是一方面，系统的口述史工程根本没有做。日本几乎每个幸存的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而我们的基础文献少得可怜。我能获得的材料，一是文史资料选辑系统；二是全国各地报纸在抗战纪念日对散落各地抗战老兵的寻访报道；三是军事发烧友们的研究成果。我为了把老兵口述史准确“填”进时空经纬，花了很大工夫。

    假如我曾在亲历松山战役的老兵60-70岁的时候，采访过他们中的300个，我敢说，这本书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惜现在他们都已经八九十岁了，很多人已经去世，更多人的记忆已经模糊，已经讲不清楚了。 

   业余研究就是一场“自由恋爱”

    “业余研究者和学院派的区别，就是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区别”。余戈说，业余研究者的热情和投入是那些以此为饭碗的学者无法想象的。

    在书稿快截稿前几天，余戈打听到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一份《陆军第103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余戈立马买火车票去了南京，调动各种关系把这份重要史料复印了出来，光复印费就花掉了1200块钱。之后又花一个月时间修订书稿。而如此珍贵的史料，居然是60多年来由他第一次使用。

    南方都市报：关于远征军历史的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业余研究者才是主力。

    余戈：在中国，一讲到学术都是高高在上的殿堂上的，其实你看美国日本，学术大众化是非常普及的。能把一些小问题做到专业水准，比如美国人可以为钢盔写一部历史；日本曾为二战期间军事生活中诞生的概念和词语做了一个辞典。这就叫学术大众化。它能带动一个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准。

    现在国内随着网络的兴起，出现了各种专业性的论坛。相同爱好的人集中在一起，而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又不是学院里的学术研究者关注的。这些业余研究者能达到很高的水准。比如抗战史研究者这块，戈叔亚、萨苏、王外马甲，全都不是专业学者。目前国内很多做得很漂亮、很精彩的事情，还都是由业余人士在做。

    南方都市报：业余研究和专业研究的区别在哪里？

    余戈：专业的人是把这个当饭碗。谁指着饭碗当感情啊？他写的事情跟他感情上不太发生关系。我不指望玩这些东西吃饭、评职称，完全基于个人化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发烧友的特点。就是想要把这事做到极致，而且不计成本不计投入。发烧友对研究对象的感情是专业学者无法比的。

    现在，随着发烧友的研究和网络写作兴盛，出现了像戈叔亚、萨苏、章东磐、王外马甲等人的新型战史写作。他们的特点就是，把一个个战史细节问题，逼近到真相。甚至可以这么说，有关抗战史的一些细节，而且有些是相当重要的细节，只有戈叔亚、萨苏他们才知道。大众对这些细节非常感兴趣，但那些在大学、研究机构的专业“治史”者，却未必认为重要。我正是戈叔亚、萨苏、王外马甲他们这一路历史写作的坚定粉丝。

    南方都市报：你在这本书中提出“微观战史”，该如何理解？

    余戈：这个概念是我在写到一半的时候自己概括的。我对它的定义是，所谓“微观战史”，就是能对一场战争从微观层面进行描述的文本。聚焦于战役、战斗，描述到营连一级的行动。形象地打比方，就是要在显微镜下考察战争。所以书中我运用战场“日记体”，逐日实录战况；并更钟情一线“战壕真实”，等等。

    这样写就必须重视低端史料，重视那些位置很低的“三亲”者（亲历、亲见、亲闻）的讲述。我必须写到团营连排，往下写到一线的战士。我们的历史书传统总是宏大叙事的。对于这场战争，学者们的论文感兴趣的总是，蒋介石、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何应钦、徐永昌，外交折冲。团长能在他们论文里出现吗？更谈不上一个兵了。但恰好这些人正是事件最直接的亲历者。

    南方都市报：乔良将军在序里评价你的书，“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

    余戈：我自己心里有数，惭愧得很呢！但是具体到国内这个环境，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尽到最大努力了。那天我跟一个媒体朋友说：我写的这本书，就是在一个“瓜菜代”的年月里，尽量以一个巧媳妇的手艺，以榆树叶子、洋槐花、苦苦菜这些东西，搞出了一盘“粗粮细作”，一个蒸得比较好吃一点的野菜团子而已。

    这里面没有自谦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微观战史”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看到的最顶级的作品是美国的《最长的一日》。作者瑞恩不仅是诺曼底登陆的亲历者，而且与3000个战争幸存者取得了联系，并采访了其中700个。瑞恩的笔游走在诺曼底战场的任何一点时，都会有一个亲历者的视角为其展示一个细节场景。我们是永远也不可能做到了。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还会写这场战争吗？

    余戈：我正在做第二本书，《1944：高黎贡、腾冲战记》已经开工。我有为滇缅战场写“三部曲”的打算，第二本是滇西战场右翼第20集团军高黎贡、腾冲战事，第三本是中国驻印军的缅北战事。有这三部书，就对整个滇缅战场做了一个全面的交待。我想这个工程可以干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