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烙印

28年前，《辞海》确定了十年一修订的规则。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词语、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上海、北京报道

2009年9月10日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辞海》2009版。这是《辞海》诞生以来的第五次修订，第六版。十年一轮回，1979年之后，《辞海》修订严格按照“每隔十年修订一次”运转。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江对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同仁们很佩服，“在中国，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辞书能坚持‘十年一修’的只有《辞海》！”

首创“十年一修”

李志江所在的社科院语言所也担任一部国家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这本词典是1956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现在的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生先后担任词典主编。

《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正式出版，之后的1983年、1996年、1999年、2002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了四次。李志江参加了所有的四次修订，修订并没有确切的时间跨度，每次修订所耗费的时间也长短不一。

1957年，《辞源》和《辞海》也受到了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提出修订设想。诞生于1915年的《辞源》是中国最大一部古汉语词典，诞生于1936年的《辞海》则是中国最大一部综合性辞典。毛泽东希望这两部辞书能够在新中国继续领衔起文化建设的重任。

于是，商务印书馆联合广西、广东、湖南、河南四省《辞源》修订组从1958年开始着手对《辞源》进行修订。1983年推出了新修订版。这是《辞源》唯一的一次修订。

情况到了《辞海》就不同了。自1957年9月，毛泽东接见了当时的《辞海》主编舒新城，提出修订建议之后，1958年开始，《辞海》就着手进行第一次修订。1965年，《辞海》推出修订后的第二版，未定稿版。

1984年，1989版《辞海》修订启动，1989年9月份完成；1996年4月， 1999版修订启动，1999年9月完成；2005年11月，2009版修订启动，2009年9月完成。

就像个运转缓慢但精准的大钟，《辞海》修订的运转按部就班。

今年81岁的巢峰经历了《辞海》1979版、1989版、1999版、2009版四次大修。他是《辞海》现任常务副主编，负责2009版修订全局统筹工作。他精神矍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在资历上，由他作为《辞海》现任主编陈至立的副手，再合适不过了。

巢峰记得很清楚，“十年一修”是在1981年1月28日的那次辞海主编扩大会议上定下的。会议由前任主编夏征农主持。

那时，1979版的修订工作结束不久，在这次会议上，这些人用切身感受感悟着同一件事：作为大型工具书的辞书若干年后必须要修订一次，否则就会逐渐失去生命力。1936年版的《辞海》在建国之后基本失去使用价值，1965年未定稿版深受“左”的影响，很多条目在1979年出版也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是错误的。

修订的时间多长合适？巢峰印象中，十年似乎是个大家公认的合适时间间隔——“辞书修订是个累人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后来有人提及《辞海》十年一修是大型辞书修订遵循的国际惯例。“其实不然。”巢峰笑着摇头，辞书出了之后要修订，但并没有哪一部辞书提出“十年一修”。

世界最着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

显然，“十年一修”是《辞海》独家、首创。由于当年1979年版的修订出版本身就是为了向国庆30周年献礼，自此。每隔十年修订出版的《辞海》自然成为新中国逢十华诞的生日礼物。

争议与规则

和1999年版开机印刷都办了个“开机仪式”相比，2009版修订工作显然有些低调。直到今年5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任陈至立担任《辞海》第四任主编的消息传出，人们才了解到，原来《辞海》正在进行修订，新版马上就要推出。

那个时候，《辞海》2009版已经经过了收词、编写、审核阶段，进入了审读和校对的四校样阶段了。接下来再经过一轮的通读、专项审查，两轮校样，就可定稿。从2005年初开始筹备并于当年11月正式启动这项工作，2009版编修工作已完成90%。

虽然工作不广为人知，但辞海编辑委员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修订工作已经是第四次了，对他们来说，一切都驾轻就熟。

如果不是因为“超女”“快男”这些流行词汇的是否收入《辞海》的争论，《辞海》2009版的修订工作很可能悄没声息就完成了，只等发售。

像这样关于流行词汇收入的争论也只可能出现在2009版中。因为，这是《辞海》第一次在语词部分收入现代汉语。

《辞海》内容按照字、词语、百科分类，其中，词语的部分此前收入的都是古汉语，从来没有收录过现代汉语，尤其是“文革”之后的新词。

这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每十年都在更新并不匹配，于是5000条常用的现代汉语词汇被收了进来，增加了20000个义项。此外，这版《辞海》还增收了过去从未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

有新词收入，自然就有条目会被删去，这次词条的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增加一万多条，删去七千多条。总字数比1999年版增加了10%。

收什么词，辞海编辑委员会语词中心非常明确：日常生活中用的基本词、稳定词、高频词，具有知识含量、古今均用、有引申意义的语词、语法词等才会被收入《辞海》。这在辞书界，基本是共识，也是《辞海》从过去收入古汉语语词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辞海》不是新词词典，不负责收入也许只是昙花一现的流行词。

之所以到了2009版才收入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品，《辞海》对稳定性的追求起着关键作用。

《辞海》的编辑讲究内容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通常记录的都算是公认的铁板钉钉儿的事情。比如，2009版就增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增收了科学发展观及其系列条目；“革命”这一词条则删去“通常使用暴力”这种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吻合的说法；“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也删去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以工农为主体”。

像流行语这样看起来前景并不明朗的内容，《辞海》一般不去冒险收入。

最大胆的先行

《辞海》的修订不是没有冒险的时候。1979年版的修订就曾冒着巨大的风险。

1979版是《辞海》的第三版，但它是《辞海》修订版的第一次公开发行，光看时间，1957年开始准备修订，整整跨越了22年，应该是积累非常充分，准备非常长久的。

其实不然，这一版的修订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从1978年10月接到国家出版局传达的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出版，到最后出版成书，只用了“两个一百天”。

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这个速度，所有参加过当年修订出版的人事后提及，都觉得是奇迹。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以往参加过《辞海》编纂和修订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等待平反；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1960年病逝之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在1977年去世；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包括编纂队伍的重新组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必须在不足九个月的时间里全部完成。

那一年，在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上海市临时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的处所，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2米、长约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里，各学科的工作进程按照时间一一列好，完成了就插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来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就在这种氛围中，《辞海》汇集的近两百名专家和一百多名编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少人甚至连春节都加班加点。这两百名专家在一百多个学科中，个个都是学科的拔尖人才。

当时修订《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人民币3元，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5.5元。

不过，人才在最短时间里的组织和召集算不上1979版的冒险，编辑指导思想的确定才是这一版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事情。

在1978年12月25日陕西南路25弄进驻首批编纂大军之时，着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三天。全会以12月13日邓小平在此前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为党思想路线上的指导方针，坚决批判了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但是，别忘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多后的1981年才做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写？领袖人物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一个接一个的具体问题都是疑难杂症，但都必须直面。

主编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二十多天，无功而返。

辞海编辑部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做出了超越当时时代认知的惊人之举——在有关文件下发之前，自行制定《辞海》修订处理稿件的具体意见。

这个由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形成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走资派”等说法。要知道，对于刘少奇的正式平反是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才做出的。

还在巢峰起草的时候，就有好友死命相劝这个“文革”期间靠边站了十二年、十四岁就参加红军的汉子：“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甚至也做好了“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的打算；主编夏征农更是专门用四个小时对 “意见”一条一条逐字逐句地过目认可。

他们已经决定效仿先人，舍得一身剐，也要把《辞海》带入正确的时代发展轨道上来。

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瀚伯看到了这份“意见”，如获至宝，立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核心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陈瀚伯还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通知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

所幸，《辞海》1979版的冒险把握了历史洪流的流向，辞海编辑部 “拨乱反正”的大胆探索有惊无险。

随之而来的局限

1979版的冒险，带来的回报也足够丰厚。读者疯狂追捧，一书难求。有读者甚至以2倍的黑市价抢购，上海干脆出台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的政策。1979版共销售了361.6万套。

就是这样的市场热捧，让辞海人感觉到了不安。进入1980年代，辞海人越来越觉得1979版的局限。改革开放的施行，让时代飞速前进，《辞海》显得不够丰富了。

拿社会学学科来说，编辑部尽管邀请到了社会学家费孝通撰写和审定该学科的条目，但也只收入了18条，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学科。

除此之外，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政治学没有脱离法学而单独成类；法学中，行政法、民法等内容相当单薄，经济法、国际私法等未列入收词范围；新兴学科宗教学、人口学、环境科学、空间电子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出现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亟需在《辞海》中体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左”的残余还在——人民政府还都叫做“革委会”，“大批判式”的语言也不鲜见……这在当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1984年，《辞海》就进入了1989版的修订工作阶段。这是《辞海》迄今为止耗时最长的一次修订，共五年。

当然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84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份。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在这一年里，万科、联想、科龙、长虹、海尔、健力宝等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公司横空出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社会变革，在积蓄了六年的能量后这一年终于磅礴喷发，到处都在上演着“零的突破”。

时代在变，《辞海》的出版者也在变，《辞海》是一本综合性工具书，当然要高度关注读者的使用感受，关注他们日益增长的求知渴望。

1989版的修订《辞海》，增加了250万字，相当于一部大型专科词典的篇幅，达到1600万字，基本趋于合理。之后各版未作大调整，全得益于这次修订。因为足够细致和全面，这一版的《辞海》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荣誉奖。如果用四个字概括这次修订，辞海人会毫不犹豫地说“后出转精”。

1989版《辞海》修订，不仅突破自身的局限，它也见证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突破。

1978年1月，辞海编辑所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之后，出版社就不再是一个单纯修订出版《辞海》的机构，而是成为我国首家编辑出版各种汉语工具书的专业出版社。但修订1979版《辞海》期间，出版社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一家出版社只围着一部十年修订一次的辞书打转，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当时以副社长的身份主持工作的巢峰一上手就说，我们是辞书出版社，不是辞海出版社，《辞海》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但不是唯一产品。

于是，出版社决定利用修订辞海的空档期，集中大批人力投入其他辞书品种的开发。到了1983年底，《辞海》丰富的编纂经验给出版社带来了效益，上海辞书出版社实现了“月出一典”的目标，小型辞典和专科辞典层出不穷。

火山口上

对于职业出版人来说，对于书籍老版本的编修，总会力图求准求新求精。

基于1989版《辞海》体系的基础，1999版的修订，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了。指导思想是现成的，编修队伍是稳定的——新老交替似乎都不用编委会担心，一些年纪大的作者、编审在修不动的时候会自己首先找好接班人，第三次例行修订，似乎还真没什么特色。

最大的特色，还是时代在《辞海》中的反映。这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都前所未有地扩张着。

1999版显然还要扩容。新增加的内容基本围绕着这十年的变化展开，增加“邓小平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等新的条目；大量修订了1989版有关“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释义。

例如：1989版《辞海》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只用了简单的40个字，1999版则增加到了430个字，具体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据和积极意义。

1999版《辞海》还要更美观。于是，1999版推出全新的彩图本。彩图本为国际标准大16开5卷本，全书配图1.6万幅，比1989版整整多了3倍以上。

不过，辞海人的努力和突破并没有就此得到读者一致的赞誉。

自1999年版开始，《辞海》的增删减工作开始备受关注。自然科学和一些学科建立健全的社会科学条目的增删改不会引起多大争议，但一旦涉及到一些政治、思想、历史方面的条目，不同意见就会四起，对《辞海》增删改的内容、动机大加分析。甚至一些参加了《辞海》修订的专家、学者在其他场合所做的独立学术研究，都会被人当做《辞海》编修的指导思想进行质疑。

1999版《辞海》经历了一场“毛泽东思想”之争。1999版按照上次有关单位的意见，结合辞书的修订规则，对毛泽东思想系列词条进行了调整。比如，在介绍毛泽东本人时，不再提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具体说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动，是因为《辞海》过去版本只有在介绍李大钊的时候提到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就是在“毛泽东”词条处提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在《辞海》，全世界只有李大钊、毛泽东两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等都不是。这对于一部讲究科学性的工具书来说，是不恰当的。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世界和中国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认知，《辞海》从科学性出发，将这个说法在毛泽东身上具体化了。

这个在辞海人看来更准确完善的词条，在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可之后印在了1999年版的《辞海》上。但这个词条引起了轩然大波——1999版《辞海》被说成是要抛弃毛泽东思想。

这个指责让辞海人非常无奈。要知道，很多涉及到思想政治层面的词条，并不是辞海编辑部自行决定的，是必须要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反复审核才可最后确定。

但是，为了平衡，最后1999版还是在后来的出版中加以修正，把“毛泽东”词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去。为了平衡，又把“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六个人都加上了“马克思主义者”。

从1979版的新《辞海》正式面世到1999版彩图本面世，30年间，《辞海》共销售了500万多套，加上各学科的分册以千万多册计。也正是从1999版开始，辞海人开始觉得修订的难度越来越大。每个条目的增删改都备受关注，辞海人感觉自己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人会老去，《辞海》不会

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这三人的名字在《辞海》至少会出现两次，正文中，故去的他们成为词条，附录中，他们是《辞海》的历任主编。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2009年5月9日，《辞海》编辑委员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主编扩大会，欢迎新主编陈至立。从2008年10月4日以来，一直虚位以待的《辞海》主编位置迎来了它的新主人。

陈至立是《辞海》史上的第四任主编。担任过国务委员、教育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陈至立也是级别最高的主编。

之前的三任主编，都算是终身制。

舒新城

与时局抗衡的开创者

《辞海》的首任主编是舒新城。从1928年4月26日与中华书局签约开始，一直到1960年11月28日因病去世，这期间，旧《辞海》(1936年版)在他的主持下才诞生；新《辞海》的修订在他的组织下启动。

舒新城生于1893年，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兼老乡，湖南溆浦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员和大学教授。

在担任《辞海》主编之前，舒新城原本是一心一意要从事教育学研究并着述。《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和《专史》成为他1921年后全力以赴想完成的事情。

但他的命运因为1922年秋和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兼总经理陆费逵(伯鸿)的相识而改变。

1912年，陆费逵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华书局，自任局长兼总经理。自学成材的他自幼就嗜书成癖，18岁还立志编一部字典。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的古汉语大辞典《辞源》推出，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他，决心编一部更大更实用的综合性辞典。但因为没有合适的主编，这个工作一直没能系统开展。

陆费逵见了舒新城第一面后，就发出邀请，但被拒绝。此后，舒新城又拒绝了五次。1927年的时候，他完成了《留学史》、《教育思想史》，开始写《简明文艺辞典》、《人名辞典》，计划中的《通史》和《专史》也着手准备。

1928年3月30日，陆费逵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第七次邀请舒新城。

这次，舒新城彻底被陆费逵打动，这一年，舒新城才35岁，成为《辞海》的首任主编，也是《辞海》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编。

在《辞海》1936年诞生之前，这位最年轻的主编经历了《辞海》历史中最动荡最变幻莫测的岁月，做的是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

创业的艰辛一方面体现在编辑队伍的寻找和组织，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一个编辑部怎么和时局相抗衡，坚持自己的出版理念。

由于时局变迁，舒新城带领的辞海编辑队伍，最多时也只有二十余人。从南京到杭州，最后到了上海，经历了两次整体大迁徙。好在编辑队伍都是精兵强将，后来又增加和延请了二十来位编务、编审人员，1934年，全书定稿。

当《辞海》准备印刷的时候，中日关系恶化，大战有一触即发的态势。为了避免日方干涉，有人建议《辞海》化整为零出版，历史上的地名、人名、科学名词也最好一律取消。还有人主张将一些政治性条目删除，尤其是 “一·二八”、“九·一八”、“上海事变”、“塘沽协定”不能收。

但舒新城顶住压力，坚决不肯，还说，即使中国灭亡了，历史上的名词也应存在。正是舒新城的坚持和铁骨，《辞海》才依照原计划开印。1936年上半年推出上册，1937年出版了下册。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舒新城只能赋闲在家看书写作。但不甘于此的他在1944年又开始编制《辞海》合订本。1947年推出。

新中国成立后，舒新城仍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同时代理总经理职务。精神振奋的他意识到《辞海》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需要实行增补修订，他甚至亲手拟定了详细的《辞海增补本编辑计划》，先考虑出增补单行本，然后待修订时再分条插入。

这个计划因为建国初期诸多事情都没理顺，中华书局又是私营性质，方向不明确，直到舒新城60岁退休，都没能实现。

不过，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曾经和他在湖南一师同事过的老乡。1957年9月，他提议由舒新城领衔《辞海》的修订工作。新《辞海》的修订得以开始。

整整二十过去了，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辞海》的修订无异于二次创业。舒新城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辞海》的开创性工作而生。这一次，仍旧是他亲自构思编纂规则，架构编纂机构，物色编写人员。

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身患肠癌去世，终年68岁。他的后半生几乎全交给了《辞海》，以至于他挚爱的教育学研究理想不得不放弃。

陈望道

万般辛苦只留两字

陈望道算是历任《辞海》主编中最不幸的。在他担任主编的岁月里，他没能让辞海人的辛勤工作成果公诸于世。

出生于1890年的陈望道，是在1961年8月浦江的第一次集中结束前夕，接任《辞海》主编，直到1977年10月份去世。

当时，陈望道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当然，他更是中国当代着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等着作至今都被尊崇。他还是中国首位提倡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人，担任过《新青年》的编辑。不过，陈望道最广为人知的是首译了《共产党宣言》。正是他在1920年就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带到了中国。

与他的前任舒新城、后任夏征农相比，陈望道在《辞海》的编修工作更多的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了新《辞海·未定稿》。因为时代的原因，《辞海》编修版在陈望道任上没有公开出版过一版。 1965年出的《辞海》(未定稿)，只在内部发行了两万套，没有面向公众。此后，“文革”来袭，一切工作都停滞。陈望道即使有满腹宏图大志，也只能停滞。

对于正式出版的《辞海》，他的贡献似乎“只有”题写的“辞海”两个字。

1965年未定稿版、1979版、1989版的《辞海》封面题字正是陈望道的手笔。

1936年版的“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着名的汉代石崖摩刻《石门颂》，经过第一次修订后，因为与此前的内容相比，几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沿用以前的题字，似乎有些不妥。

于是，当年在参与修订同仁的鼓励支持下，陈望道为《辞海》题写了书名。他的题字在1999版才被时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字取代。

陈望道对《辞海》的另一大贡献是，无意中为自己物色了下任主编。当年夏征农之所以能成为复旦学子，正是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见过他之后，接纳了他。

夏征农

重提不唯上、只唯实

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受命于危难之机——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那一年，他已经74岁了。

夏征农的经历非常传奇。他曾经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

21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前往金陵大学求学，一年后，他就奔赴南昌，参加了着名的“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复旦学子，从此爱上文学，成为沪上文坛活跃的作家。1933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不过，敢于大胆直言的他，也曾经因为敢于直言，从山东省委书记直接下放担任乡一级的公社党委书记。 “文革”期间说话得罪了江青，又被批斗，一度沦为阶下囚。

担任《辞海》主编时，靠边站十二年的夏征农刚刚恢复职务不到半年，被接连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

既是领导、可以调动资源，又有学识、懂得尊重学者的夏征农，成为《辞海》主编的最佳人选。于是，夏征农以74岁高龄执《辞海》编纂牛耳。这一执就是整整3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严格说起来，他主持了1979版、1989版、1999版、2009版四版《辞海》的编修。

《辞海》人都知道，高龄的夏征农并不是挂个虚名，一些重大问题由他拍板。

夏征农上任做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以哪个版本为基础编纂，是以更客观的“未定稿”为基础，还是以“文革”中极左思维下产生的“修订稿”为基础。

当时，不少人提出要以“修订稿”为基础进行编纂。不过，正是夏征农在副主编罗竹风等人的支持下，一语定乾坤。夏征农说：“要我们负责，我们就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1979版《辞海》，最终以“未定稿”版为基础修订。

此后，但凡《辞海》遇到困难，夏征农都会本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真的精神去处理。这样的精神，也是一直工作在夏征农身边的辞海人倍加珍惜的。

现在担任《辞海》常务副主编的巢峰，已经81岁了，还依旧坚持每天上班，他跟随夏征农，从1979版直到2009版。

前后参与《辞海》编修的人，多达5000多人，稳定的也有1000多人。这批辞海人，就连新老交替都不怎么要人操心。当老的干不动了，他会主动帮辞海编辑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薪火相传。

未公开发行的“未定稿”

《辞海》在新中国的首次修订，历经8年。让《辞海》人愤懑的是，辛苦完成的《辞海》没能正式出版，《辞海批判》倒是正式出版了。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上海报道

400多名顶尖的的学界泰斗，白天黑夜，工作生活集合在一个地方。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时间分别是半年，一个多月，再一个多月。

他们的名字是苏步清、贺绿汀、金性尧、李国豪……促成这样的风云际会是个不堪的原因，而结局也令人沮丧。

《辞海》大跃进

1936年，《辞海》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下册出版。自此，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伯鸿)从1915年以来的梦想——出一本与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相对抗的综合性辞书——实现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一时间，学界竞相追捧，以拥有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为荣。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回忆，1936年版的《辞海》和《辞源》一直都跟随着毛泽东转战南北。

不过，1936年版《辞海》的时代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共匪”和“反革命”相称；国都是南京；国旗则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且，这一版在语词释义上，不少条目的书证都来自第二手资料，未经勘误，导致错误代代相传。

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的修改迫在眉睫。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接见了湖南老乡、与他同龄的《辞海》主编舒新城，希望舒挂帅修订《辞海》。

几乎是从1957年9月18日开始，《辞海》修订工作就展开了。“成果”在1965年出生——一本不能公开发行的未定稿版。

1957年开始的筹备修订，编辑方针被戏称的“二百五方针”——“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五年时间”。

《辞海》的修订，是个非常慎重的事情，参与者要经过必要的过关测试，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的口号正响彻云霄。《辞海》修订工作正规有序的选择组织工作被改变了，一开始确定的“依靠全国学术界，走专家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道路”的方针变了。“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变成了“群众运动”，“人海战术”取代了“专家为主”。

《辞海》修订条目开始由各承担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层层分解到学生，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的编写单位进入了赶进度、比速度的狂热跃进状态。

这些承担着教学、科研和学业的专家和师生们，可以在业余时间以人均每天二十条的惊人速度完成编写任务。而且，即便是这样“高效”，各编写单位还不忘向兄弟编写单位下“挑战书”，看谁完成得快，完成得多。1200多万字的新《辞海》的编写，在2600多人的直接参与下，没用一年，就基本成稿。

编写完之后，审查工作也依旧是群众运动——各学校、企业单位、人民公社；学生、工人、农民、企业员工都参加群众性审查，每个人都有权在审查意见表上画“0”和“×”，很多时候，词条的审定也伴随着扫盲工作。

浦江集中

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人海战术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浦江集中”。1961年2月20日开始，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浦江饭店集中了差不多半年，重新编写《辞海》。

“浦江集中”并不在计划内，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因为《辞海》修订的初稿质量实在太糟糕。大兵团作战的条目很多干脆直接就是大批判文章，十之八九都让人不忍卒读，根本就不能采用，综合统计下来，合格者仅十之一二。而按计划，新版《辞海》要在1962年出版，向党的生日献礼。

这群学界泰斗，都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投入《辞海》编写的。因为毛泽东在会见舒新城时说过，可让他把全国的那些没事干的“右派”组织起来，这群人的组织并不算困难。

在1961年的艰难岁月里，他们甚至在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的年代里，他们这里肉、茅台酒都是敞开供应，烟茶也由商业局特供，甚至在晚上，还有上海电影局提供影片放映，让整日埋头案头工作的学者们能够放松。

这无疑激发起备受摧残、折磨的学者们的强烈的工作热情。在知识被践踏的年月里，他们感受到了知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人格被尊重的温暖。

1961年8月，这支精英荟萃、星光灿烂的专家队伍才解散。

那该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怎样的风云际会呢？数学家苏步青，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金性尧，电子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在一起讨论、编写词条，他们还在一起生活、交流学术、思想……

这样的集中，在1965版时进行了三次。第二次，是第一次集中修订出版的试行本在全国范围征求完意见之后。在经过全国北、南、中、东四路一流教授学者意见征集之后，《辞海》在1963年4月出了试排本，把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不少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到词条里，比“试行本”更加成熟。不过，“试排本”也并未到普通读者手里，属“内部修改使用。”1963年7月20日，那批专家学者们第二次集中在浦江饭店，对“试排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修改。

浦江二次集中结束后一个多月，《辞海》审查本被送到中宣部审定。经过一个半月的审查之后，中宣部向中央报告建议，《辞海》先以“试行版”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隔两三年后再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公开发行。

于是，辞海编委会决定“浦江第三次集中”一个多月。任务是对《辞海》全面复查定稿。但是，真正到了1964年1月至2月底的集中，根据有关指示，《辞海》要对彭德怀、项英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因为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罪人”，于是需要专家们将涉及他们的条目删去……中国现代史中的词条大都被动过。

专家们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笔流出来的不单是智慧的结晶，不单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

大家感觉到非常沮丧。以至于当时主持辞海编辑所副主编杭苇不得不一再地给大家打气：“改归改，虽然《中央》批准在内部发行，作为我们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公开发行的水平。”

但这样的妥协并没有为《辞海》带来好运。修改、校对之后的《辞海》直到1965年4月，才得以出版，还是《辞海》(未定稿)，全书收词98000条，1160万字，仅印行15000千册。从1958年到1965年，历经八年，《辞海》最终不是一部正式的公开的出版物。

批判《辞海》

1965年未定稿出版后，《辞海》人向各方收集意见，准备继续修订，争取尽快正式出版。社会各界对“未定稿”基本上是肯定的。1965年12月底，中宣部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利用《辞海》修订的经验，编纂其他辞典。

1965年6月20日，《辞海》副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在被毛泽东接见时，就询问了毛对《辞海》未定稿的意见。

虽然毛泽东对一些现代词目不满意，但对辞海编辑所的工作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所有的辞海人都等着《辞海》正版的日子。但，“文革”来了。

1967年7月26日中午，上海各界七十多个单位组成了“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同时发表《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成立宣言》(草案)。“宣言”声称：“要彻底批深批透、批臭大毒草《辞海》。”

辞海人可能永远不会忘记，1967年8月10日这天，“批辞联络站”公开出版了《辞海批判》第一期。 半个月后，《辞海批判》第二期出版……

1967年底，张春桥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 “辞海那里好人怕是不多”。在这几天之后，“批辞联络站”就编辑出版了《看，又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辞海文艺部门罪行录》。联络站的人不分昼夜地操劳着，《辞海》很多词条都成了批判对象，辞海编辑所的各个部门也成了批判对象。辞海编辑所的人也迅速分化成两派，要么批判人，要么被人批。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陕西北路457号这个院落一直是冷冷清清。编辑所的人下放的下放，劳改的劳改，批判的批判，一派凄凉。

而整个出版界也如457号院般，冷冷清清，人们无书可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在1971年3月15日专门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指示把《辞海》(未定稿)列为国家出版计划。这个指示直到1972年才有所行动。

1972年初，辞海编辑所经过努力，起草了一份《关于修订<辞海>的请示报告》，但这份报告的初稿和二稿都被否定了。最后，负责这项工作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朱永嘉一口说定：“修订《辞海》要以大批判开路！”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也发表看法，全面否定《辞海》(未定稿)，需要修改。

徐、朱二人关于《辞海》(未定稿)修订的意见概括成一句话成为这次《辞海》修订工作的行动指南：“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上。”

1973年，修订工作开始。《辞海》编辑所把原来参加编写《辞海》(未定稿)的单位及各专家学者都请来，开始工作。

一边批判、推翻自己过去修订的内容，一边进行新的修订——就是这同一批人同时要完成这让人匪夷所思的两件事。

无论是编写，还是批判，都是令人尴尬、为难的事情。好坏都被迫从同一张嘴里说出来，以前修订《辞海》的光荣和自豪感在1973年的这次修订中荡然无存。

在这次修订中，批判的条目都要报上海市委“过关”，所有不符合“四人帮”利益的条目，统统都要批；毛泽东不喜欢宋江、苏东坡，这些人要批；凡属于儒家阵营的古人，批；历史上的改革派商鞅、秦始皇、韩非、王安石是法家，则属正面人物，要褒扬；江青喜欢吕后和武则天，这两人也被戴上“法家代表人物”的桂冠，被大加颂扬。

那时，在辞海编辑所，权力最大的不是主编，而是工宣队和军宣队。整个辞海编辑所被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是三到四人，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解放军，然后一个编辑，工人是组长。每天上班，就是编辑念词条，其他三个人听，念完之后，编辑要以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一番，直到大家都听懂。

从1971年周恩来指示修订《辞海》(未定稿)以来，到1975年，整整四年都是在批判中度过。经过这四年，非但没有完成周总理交付的任务，《辞海》还受到了更多的破坏。提起自己辛苦八年修订出来的《辞海》(未定稿)最终被批得体无完肤，所有的专家都非常愤懑。有些人被批垮了身体，有些人在批判中去世。幸存者事后回顾，都不禁悲从中来。

“文革”期间的这次修订基本算是白费工夫。如果硬要说有成果，那就是1975年底出版的《辞海·生物分册》。这个分册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这是纯自然科学，没有政治条目。

(部分资料参考李春平所着《辞海纪事》)

(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