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峰
12日，广东公开遴选省政府工作部门副厅级干部胜出的38人开始为期7天的公示。38名考察对象均现任处长职务，平均年龄44岁，最小36岁，博士、硕士20人。（广州《新快报》
看到这个新闻，有人欣欣然的得意就写在了脸上，在唯学历论的教唆下，一部分官僚机构和部分媒体人，绝对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并以此作为鼓吹和炫耀的资本，幼稚地以为高学历的官员就必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不起，请让我先给你们浇一瓢凉水吧（且不论这些学历的含金量究竟几何）。事实上，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从八十年代后期腐败高发以来，落马的贪官，在同龄人当中，基本都属高学历层次，鲜有中专以下学历的。尽管这与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本身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学历与腐败并不是必然的反比关系，恰恰相反，尤其近年来频频落
在政治生活与经济领域中，始终有着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密不可分，所以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对于任何一个成功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大部分的官员来说，显赫的政治背景足矣让他们自豪了，但经济上的相对“弱势”显然无法让他们安心于现实。而对大多数有钱人，也就是成功的企业家来说，经济上他们已经是佼佼者。但无论是从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看，还是从其个人的自我实现看，显赫的政治身份也就成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因此学历的高低，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预设的先置条件，更不可能承担起减少乃至杜绝贪腐的重责。恰恰相反，因为博取所谓的高学历，官员必须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因而这种并非建立在学识之上的学历，能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加倍地挽回“损失”，并以此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也因此，高学历官员越多，贪腐现象非但不能减少，却只能越来越多越来越隐蔽，手段越来越高明，也越来越肆无忌惮。
如果仔细观察，不少贪腐现象相对比较少的国家，政治家大多是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后从商人摇身转变为政治家。其中有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即参与选举必须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参与竞选就希望不大。而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当经济上达到一定的高峰以后，经济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了无新意，不过只是数字游戏而已。而成为一个政治家，不但有利于提高个人社会认可度，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且在宏观政策的制定上，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更有利于自身资本的发展和增值。有效的监督让他们鲜有贪腐的机会，而聪明的商人也绝不会蠢到因为一场政治游戏而让自己蒙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乃至人格上的贬值。
有钱人对金钱的欲望低于对权力的渴望，政客们对权力的尊重低于对金钱的追求。即使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企业家，能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资本帝国，就必然有着丰富的经营和管理经验，并且具备不断学习的欲望和快速适应的能力。而一位苦读十年的博士后，也许只有满腹经纶却毫无济世的现实经验。再回归到官员学历本身上，如果仔细调查就不难发现，一向被我们誉为“学历腐败”的高学历，大量的在职学历，一是学历的博取本身是利益的互换，本身带有了贪腐的色彩。二是因为带有交换色彩而并不具有求知的欲望本身，注水的学历，也往往与一张白纸毫无二致，与能力、素质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道理其实很简单，养一只肥猪也许不易，但往往绝对比把一只瘦猪养肥划算。
（王按：虽说是一家之言，但不乏真知灼见。呜呼，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