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我们如何走过公民社会，如何拥抱公民社会，如何锻造真正的公民？对媒体来说，这既是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更是大有可为的时代担当。
——《南方周末》读者 孙存准
《南方周末》二十五年三轮转型路
2009年，《南方周末》诞生25周年。
“1980年代，那个噩梦醒来的早晨，那个我们出发的早晨，北岛曾经有一首诗广为流传，题名《回答》，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巨创。但现在不同了。如果说那时需要怀疑，需要反思，那么现在我们更
图解：我与《南方周末》现任总编辑向熹
需要重建，我们更需要相信，我们更需要重建我们的信仰，即对于人文主义的信仰，即对于人类基本价值的信仰，即对于良知和正义的信仰”。
《南方周末》在25周年纪念文章《生于1984》中如是告白。有人说这是《南方周末》放下“体制叛逆者”的身段却放不下“温情主义”标签的托词；也有人说这是《南方周末》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对未来中国主流媒体发展方向的把握。
对于《南方周末》25年意义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没有人会否认《南方周末》坚守“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的韧性，没有人会否认《南方周末》早已成为中国报业历史上一个无法忽略的标志性符号。《南方周末》的发展不仅浓缩了中国当代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更折射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即便时至今日，它依然不愧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媒体。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历史在赋予《南方周末》标本意义的同时，也将更多的疑问集中在《南方周末》的25年：是什么力量赋予了这份报纸独特的品格和坚持的勇气？“道德的化身”、“媒体的指针”、“政治的评判符号”，是文本的误读还是它的本意？在新闻专业主义与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之间，哪一个才是一张新闻纸追求的终极价值？时移世易，在媒体竞争愈加残酷的今天，它能否又该怎样延续昔日的辉煌？走进《南方周末》，或许可以求得正解。
2009年7月15日，广州大道中289号，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4层大厦的12层，记者翻看着《南方周末》，从5年前到10年前再到20年前甚至更为久远的《南方周末》。如果新闻能够做到自身所承诺的那样记录历史，那么当年的新闻就会以旧闻的形式进入历史，很多年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些故纸堆所散发出来的温度与气场。
第一次转型：突破娱乐小报模式
《南方周末》创刊的1984年，是文革之后和改革之初两种社会状态的交接之时。由于十年文革，人们对新文化、新观念极度渴求，由此在中国报界兴起了一股以娱乐信息为主要特征的“周报”热潮。从1981年《中国青年报》开办首家星期刊，到1991年的10年间，100多家全国性大报中有54家开办了周末版。但此时周报在中国报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乏善可陈，只是作为日报或者是区域性报业集团的补充而存在。《南方周末》当然也不例外。
1984年1月21日，《南方周末》试刊号出版，正式命名为《南方周末》。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号面世，对开4版，每份定价4分。此时的《南方周末》也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周报。据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回忆，当年三人筹办小组的组长左方，北京大学毕业，骨子里浸润着理想主义、启蒙主义情怀。左方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文明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延续“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这个启蒙是双向的，不仅要对老百姓进行启蒙，而且要让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因此，报纸必须伴随着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种精神基调加之适合当时读者口味的版式设计，使得《南方周末》在众多同质的周报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8年9月2日，《南方周末》头版刊登专稿《一位女研究生被拐卖始末》，引起强烈反响，表明《南方周末》在休闲娱乐的内容之外开始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解剖。也是在这一年，编辑部将老报人黄文俞的一句话确定为《南方周末》的基本原则：“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并传承至今。
到90年代初，周报热潮势头更猛，从1991年到1993年短短两年间，全国新增周报15多家。大量休闲、娱乐的周报充斥市场，《南方周末》的优势逐渐消失。1991年，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决定《南方周末》自次年第一期起由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从日报社内部抽调一些年轻人参与扩版，其中包括《南方周末》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记者朱德付。现在身为《中国周刊》总编辑的朱德付回忆，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这时，能够全面、深刻表现历史和社会现状的报告文学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南方周末》完全摆脱休闲娱乐，向大特写转型，用报告文学来关注社会、表现社会。从这时起，《南方周末》一直保持着百万份以上的发行量，也带动了当时报告文学在社上流行一时。
第二次转型：扛起舆论监督大旗
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规则与秩序被打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强势群体对社会生活开始产生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处于无力状态，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各种矛盾纷纷出现。对腐败现象、社会不公的痛恨成为共有情绪，但人们却找不到一个正常的宣泄渠道。这时的《南方周末》恰当地填补了这一空间。
1995年由此成为《南方周末》历史上的第一个分水岭，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主义者陆续在《南方周末》旗下聚集，评点时政、针砭时弊，一时间，《南方周末》声誉雀起，可谓“一纸风行”。而此前《南方周末》提出的“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竞争策略为这次转型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主攻”就是鼓励记者走出广东，放眼全国参与新闻竞争；“副刊主守”就是在原先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的知名文化娱乐类版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在同类全国型报刊中的优势地位，以确保在硬新闻报道出现竞争乏力的情况下，报纸的传统读者不出现大规模流失的后果，即所谓“进可攻，退可守”。
转型后《南方周末》提出“以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点，以正义、爱心、良知为诉求，坚持讲真话，坚持公信力”的办报理念。内容上不遗余力地报道大案要案，并且大多为靠曝猛料取胜的调查性、揭露性报道，如《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1998年1月9日）、《张君案检讨：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2001年4月19日）、《沈阳刘涌案改判调查》（2003年8月28日）等。除了在大量的案件报道中为受到冤屈的弱者奔走呼号，关于其他社会弱势者的报道也属于《南方周末》在这一时期的“常规题材”，如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农民发誓告倒公安局》（1997年10月24日）及大量关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报道。《南方周末》还是我国最早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媒体之一，早在1996年11月19日就刊登了长篇报道《艾滋病在中国》，以后几乎每年12月1日全国艾滋病日前后，编辑部都会策划相关报道。其他例如为圈地运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拆迁户代言，如《谁夺我祖传石库门》（2002年5月16日）；为被拐卖妇女代言《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1999年10月15日）；为城市农民工代言，《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 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1999年11月26日）等。通过这些报道，《南方周末》不但树立起了“新闻界良心”的标杆，迅速提高了公信力，而且由于其在报道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建立在理性调查、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同情弱者的倾向，开始被读者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对于这种报道风格，《南方周末》前主编江艺平在1999年的《新年献辞》中的概括十分精炼：“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同样是在这篇流传至今的《新年献辞》中，《南方周末》宣告：“面对世俗的力量，尽管生命有时也会显得脆弱，尽管我们也不都总是那么坚强，但是，我们决不苟且于虚伪和庸俗，决不。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尊严是人类灵魂中不可糟蹋的东西。”时至今日，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仍会令人热血沸腾。
第三次转型：走向理性建设性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几年内，这种“揭黑勇士”的形象、对弱势者的关注和犀利的报道方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表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弱势关怀不再是《南方周末》的专利；读者要求的提高、现代理念的多元，使得《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旧有的部分问题得到解决与沟通，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也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什么才是社会的共有情绪？《南方周末》现任总编辑向熹认为，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社会、人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中国人变得让人看得不那么清楚了。于是，“中国是什么样”、“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中国将会怎么样”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难题，中国人需要对之解答，中国之外的人也需要对之解答。“就《南方周末》而言，它有中国最好的深度新闻操作能力，用新闻的方式去实现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答无疑是可能的”。
基于这样的判断，2007年4月，新的品牌口号“在这里，读懂中国”正式启用。但早在2001年下半年，《南方周末》就已经开始向“综合性、高品位的严肃周报”转型，着力加强时政报道的策划与经营。与此同时，揭露型报道这一传统《南方周末》并没有丢，但强调要尽量克服过去做大案要案报道时存在的“道德评判”倾向，强调报道的宏观背景解读、前瞻性分析。
但是恰恰是这种内容风格上的转变引起了从前许多曾经关注甚至热爱它的读者的不满。一时之间，“《南方周末》失去了锋芒”、“《南方周末》堕落了”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在《南方周末》内部一度也因为部分编辑、记者对揭露性报道的路径依赖而产生分歧。力主改革的向熹因此承受的压力可想而之。70后的总编辑向熹，曾经因为年轻备受质疑，但向熹坚信，“任何困局都是方法的困局。过去仅有价值观优势就能胜利，现在更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优秀的方法论”。
在向熹的主导下，《南方周末》历史上最艰难的转型终于告一段落。尽管这次转型前后后用了七八年时间，但坚持下来的结果“令人满意”，因为这样的调整和《南方周末》质量的提升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而在这个渐进式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一些新的读者被培育起来，报纸的读者结构发生了变化，由新世纪以前的“抓中间带两头”——以“初中文化水平读者”为中心，连通知识分子与草根民众——逐渐转变为以知识型读者为主体。报纸内部也在做建设性报道上逐渐达成一致。“我们将以一种内涵更成熟、形式更现代的面孔出现。从气质上讲，他好像一个正直而愤怒的青年随着阅历的增长，在向成熟的中年人过渡，他将更具理性、更从容，因此也更具吸引力。”现任副主编伍小峰这样总结转型后的《南方周末》。
（原载于《传媒》杂志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