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近了P还会远吗？

　　                                                 -------我们离通胀还有多远

　　   据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09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9%（6月份同比下降7.8%）；但从这一数据来看，中国显然仍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但在观察这一数据时，我们认为有必要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包括CPI和PPI在内的传统方法所度量的通货膨胀上升得非常缓慢。在正面这个问题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那个著名的方程式：MV＝PQ，这是美国人纽科姆给我们留下的一份丰厚的遗产。在这个公式里，这里的M是货币供给，V是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Q则是商品数量。

　　日本中央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快速扩大货币供给；它当时所稳定化的对象是“P”，而不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及的“MV”。但事实证明，它并没能够稳定资产价格“P”。这里就需要我们来认识以下问题了，如果“MV”上升，其另一个含义是它不仅仅影响消费者价格“P”，还会影响资产价格“P”。事实上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与供给冲击使消费者价格出现上涨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资产价格上涨的环境下，是消费品的供给超过了其需求，然而对于资产的需求则超过了其供给。对于传统产业结构下的产能严重过剩，这或也能够部分的说明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7.0%（6月份增长10.7%）和资产价格飞速上涨的情况下，而CPI和PPI却尤处于下降通道的原因。这种情况在18世纪的北美市场和1990年的印度也都曾出现过。

　　综观历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经济环境能够刺激贸易量与资产价格的上涨。而后又能够导致一个经济过程，在此过程中，资产价格的上涨增加了抵押物的价值，反过来又导致借贷的增长，并且因此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非常美好，但历史经验了显示它倾向于变成一个循环，我们私图做如下描述：为防止避免通货紧缩的要求迫使央行采取刺激性政策；但这种货币刺激又必然导致资产的通货膨胀；资产所有者把这些当做一种货币并用来抵押，这也就必然导致额外的货币刺激，于是产生更高的资产膨胀，何况当前的过度刺激。

　　诚如弗里德曼所说：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我们不能够说弗里德曼所做的观察是构成通货膨胀的绝对要素，但历史经验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它确实是构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当我们细致的沿着纽科姆方程式的逻辑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通货膨胀总是和货币供给的持续、过量增长有关。

　　上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高通胀是较为近期的过度刺激的例子，它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威胁。这个事件是央行在20世纪所犯下最大的、集体性的错误，它造成通胀率在英国超过了25个帕点，日本近达20帕，相对温和的美国也高达10帕。

　　正如罗伯特.希勒的观点，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那次的通胀问题自然也不例外。首先，当时有许多政治家与经济学家都认为，接受稍微增长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其次，包括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在内的人们过高的估计了经济的非通货膨胀增长速度极限。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提醒人们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密相关，也许是因为人性本身的健忘和回避，也许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成功所形成的崇拜，总之起初人们并没有把货币供给与通胀、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人们只是把问题简单的指向了高涨的石油价格、食品的短缺、贪婪的公司，（吊诡吧，今天的人们不知是健忘还是回避，又在复述当时的说辞。）当时当局的办法很有中国特色，那就是采取价格控制，但问题却并未能够控制住，2007年中到2008年中国的实践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是需要澄清的，正如弗里德曼所认为的：在受控的货币供给下所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会令石油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形成直接的通货膨胀刺激，但是这也意味着人们会减少在其他方面的开销，于是通货膨胀又会渐渐停止。但也正如弗里德曼所担心的：如果经济体中充斥了太多的货币时，在短期内通胀与菲利普斯曲线的替换关系是成立的，但长期就不尽然了。1992年，弗里德曼提出了从货币供给扩张到它对通胀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滞公式，他认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提高Q），只是到了后期，过量刺激的负面效应（提高P）才显露出来，而这个时长他给出的间隔为：M1，平均为20个月；而M2，则平均为23个月，具体演化公式如下：

　　MV→Q→P

　　同样的观点也能够在奥地利学派那里找到论据，米塞斯1934年写的《社会主义》一书里，曾指出：信用扩张在起初阶段的确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这一点是真实的，但或迟或早，这种繁荣必然要崩溃，并且带来新的下跌。银行与货币的伎俩仅仅具有表面的、暂时的救济功效。长期来看，这些伎俩一定会把国家置于极深重的灾难之中。这些方法对国民福利造成的全部伤害越重，民众设法用繁荣的幻觉来自我欺骗的时间也就越长，而这种繁荣的幻觉是依靠信用魔法的召唤不断创造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我也曾在我06年的一篇文章中做过论述，在题为《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一文里我私图这样解读：

　　“在美联储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他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中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也正是这种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的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也许是这个古老国家要与世界接轨的决心，也许是东施的心态，在我看来那是确乎的，如是我们的中央银行也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也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商人，于是使他们热中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

　　但可惜的是信贷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比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就是衰退就是失业就是经济的全面危机。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这轮的繁荣买单---格林斯潘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如果以实践检验的角度来看，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大通胀及其演化的经济危机是如此，2007年开始的大通胀及其演化的经济危机亦是如此。而其原因正是以我们前面所描述的：为防止避免通货紧缩的要求迫使央行采取刺激性政策；但这种货币刺激又必然导致资产的通货膨胀；资产所有者把这些当做一种货币并用来抵押，这也就必然导致额外的货币刺激，于是产生更高的资产膨胀这种演进次序造成的。

　　弗里德曼认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同时他更指出：要想控制通货膨胀，只需控制货币供给。虽然弗里德曼的求解方程，我认为并不充分（我始终坚信罗伯特.希勒的那种观点：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调控手段到底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