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作家最好孤单点，最好有点犯嗝
本报记者 侯虹斌 实习生 潘惠文
苏童这次来广州是为了开讲座，谈的是“写作的理由”。虽然他在采访中表示，他的书畅销程度不能与郭敬明等年轻作家相比，但讲座现场却正好证实了他的受欢迎程度。不仅几百人的演讲厅全部坐满，就连增设的三楼远程会场也人满为患，有些听众甚至是站着听完两个小时的。
苏童今年出了部长篇小说《河岸》，这距离他的上一部长篇《碧奴》已有三年。该书呈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残酷青春，故事展现了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命运，展现了生命的卑微与顽强，青春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不过，写出这种荒诞奇崛小说的苏童，在现实中却态度平和，颇有绅士风度。他说，我写的几乎全都是虚构的，我迷恋虚构的力量。
1、孩子没有是非观，以为暴力是世界的组成部分
南方都市报：《河岸》在你的写作当中占据了一个什么位置？
苏童：我不是那种狂妄的人，我只能说它是我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一方面因为它是我的夙愿之作，另外，作为职业写作者来评估，这篇小说的姿态是不一样的。我以前的小说都是任性的性情之作，我多少在躲避一些社会层面、历史层面、政治层面一些有压力的东西，用一种轻盈的方式去绕过。但这部小说不同了，我想把这些东西接住、扛住，至于扛得动、扛不动、扛得怎么样，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一次，我非常郑重其事地去面对这些东西，书写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七十、六十年代的历史。巴尔扎克有一句话：小说最好是写成个人的民族史。这句话给我一个启发，我想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来很多很重要的作家，王安忆、毕飞宇、韩东等作家，他们都很关注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年轻人的那种生活，他们的切入点同你一样，都是从个人的经验来介入这个时代，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作家都开始在关注这个年代呢？
苏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结。我们这一代人同韩少功、王安忆他们又有区别，比如说文革，尽管他们只有十四、五岁，但是他们是直接的参与者，而我们才是一个小孩子，我们是完全的旁观者。我一直很重视旁观者的这个童年经验，因为一个孩子是没有世界观、也没有是非观的。现在有人看我的小说，觉得怎么那么暴力？我说，这些在我的童年时代不叫暴力，而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时候的暴力如此之平常，它变成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因为当时我还是孩子，我会以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我们成人以后，用孩子的视角去看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
南方都市报：你笔下的主人公库文轩、库东亮、慧仙等人，你最偏爱哪个？你会认为书中这对父子都有一点自作孽的感觉吗？
苏童：这几个人物我偏爱库东亮，在整个时代当中，他是一个象征物，被时代的政治、道德、性所挤压的一个产物。我对库东亮的喜爱多半还带有一点同情、怜悯。偶尔，我会想到我们这代少年，一方面我们没有现在少年的学业沉重，但另一方面，人性在一种非正常的环境当中成长是也很艰难的。
在里面，我通过父亲这个形象辐射到了很多那个时代的人。现在看来他是异化了，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呈现的。这个父亲身上有两个纠结之处，一个是关于他的血统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生理上的问题而导致自己命运发生转变的问题。他是被性挤压的一个人。这个人物的获罪与赎罪的方式都是如此特别，又是自阉、又是自我放逐的，形象很强烈。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那么有阴郁的孩子也是正常的，所以库东亮当然不是健康的孩子。库东亮看世界的眼睛永远不是阳光灿烂的。我认为父子关系在中国文化当中是有力量的核心词，父亲是不可违抗的。恰好摊上这样一个父亲，孩子又能怎么样？这是我想写的一个问题。
这种父权的压迫，不光是指船上的父子，还有其他可以辐射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余华在前两年的《兄弟》中，谈到他对“现实生活的正面强攻”，那么。你在这篇小说里，你把现实、时代当作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处理的，应该不仅仅是个背景吧？
苏童：对，不是背景。在我的小说中，《河岸》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以前小说中的历史时间是虚拟的，时间有时候变成一种背景。但这次的小说，则把表现时代也作为目标之一。但我又不愿意像以前写文革小说一样，用很大的篇幅来交代时代、交代时代氛围。比如有几个荒诞的工程，只有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才知道什么是“东风8号”。我很担心现在的孩子看到会不会没有感觉，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只有在我那个年龄的人才知道你在写什么。在我的小说中，即使是人性受到残害的时候，我都没有用悲惨的形式处理，反而用了欢天喜地的氛围。其实，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下进行着很多悲剧，包括当时候的知青下乡，背井离乡，都是热烈欢送，就如同我们今天去哈佛留学一样。
我这个年龄，在回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矛盾，因为人被分为了两半，其中一半是非常感性的。如果我忠实于时代的记忆，那个时代就不是什么悲剧，仅仅是觉得好玩，人和人斗，学生斗老师，那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但写作就是这么一个微妙的过程，理性是一定会代入的，所谓的批判性就在这里。
南方都市报：你这部小说里，没有爱情，只有柏拉图式的单恋；没有真实的性，只有性幻想、性压抑和性惩罚，在你看来，这是否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呈现？
苏童：对，这是我对那个时代的认知。
南方都市报：如果把这种实际上没有发生性、也没有发生爱的长篇的背景，设立在当下，你觉得还能成立吗？
苏童：在当代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比如现在有很多的词都消失了。什么叫“腐化”？我们那个时代一听，腐化分子，男的就是搞女人，女的就是破鞋。那个时代对性是很禁锢的。小时候我家旁边的一个女人，她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双破鞋，因为她是破鞋，那时候除了批斗，还要照常上班，上班的时候总是要挂着这挂破鞋穿过一道长长的街。、人们因为对性的禁锢所遭受的屈辱、摧残，现在看来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可那个时代承受下来的人还挺多的，他们也一样在活着。刚才说的那个老太太，现在仍然活着，仍然很爱美。小时候的印象里那个女的是多么地不洁啊，但是当你成为小说家之后，你会觉得她是多么地文学化！关于一个人的记忆，一段历史的回忆，往往存在着一种矛盾的修补。
2、写长篇犹如斗牛，辛苦而且危险
南方都市报：你的每一部长篇的题材的选择都有较大的区别，跨度比较大。你写小说的出发点，是从某个观念开始的，还是从某个具体的故事开始的？
苏童：我的每篇小说之所以都有巨大的差异性，是我刻意的做法，害怕自己写得疲惫了。写一个长篇故事，有时候需要一年，有时候需要两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写长篇的过程就犹如斗牛，非常辛苦，而且有危险：有时候在写的过程中就会崩溃，崩溃在你感觉到有一个地方你怎么都过不去的地方，这种感觉就如同斗牛斗不死、反而牛的犄角顶到你了。所以在写长篇之前我需要对写的内容深思熟虑。
南方都市报：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一个长篇写了相当的程度又没有完成的？
苏童：还没有。我目前有几个一直在构思的长篇，因为没有把握还没有动笔。现在长篇遇到的问题是，你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前景很黯淡，能否消除不吉祥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河岸》是我小说中推翻重写最厉害的一个。我一开始用第三人称，写到后面我觉得这是在写一个关于技术的东西，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写下去没有前途。所以我就推倒重写。重写时，里面的人称都变了；不光是人称的问题，视角、心态完全都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以往，常有类似这样的评论说“苏童的写作风格充满阴柔之气”，这种说法你会抗拒吗？
苏童：我一直认为文字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用“阴柔”或“阳刚”这样的词不足以描述文字的复杂性。文字就像运动，很多作家迷恋创作，我觉得是迷恋文字的运动，因为文字在不同的小说中有不同的运动状态。文字有时候需要奔跑、跳跃，有时候又如同跨栏一样需要俯冲。文字呈现给读者记忆，有一些厉害的读者，无论你的小说怎么变化，换了什么题材，甚至遮盖作者的名字，看下去还是知道是你写的，文字能够留下一个人的体味。
南方都市报：那在你的作品里，有没有一直想表达的东西？
苏童：我一直相信一种老掉牙的说法，文学是人学，人学是最大的科学课题，最大的科学其实就是人性之难（读去声），因为我的很多小说的宗旨都是在探索人性，我觉得它是一个黑洞。人性是一个复杂的东西，一个作家有人性恶或者人性善的先导思想是可怕的。
南方都市报：但是感觉你的作品写出来都是恶的比较多一些。
苏童：我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我的短篇小说，往往就是关于人性的综合多样的表达。不过其中有一个特例，就是《米》。《米》的语言很传统，但主题上是真正的探索之作。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人性恶的人，这是一个张扬的形象，或者说他是我写的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个坏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人，他能坏到什么程度？我写《米》，像是在做科学实验，一直在推一个最大值，一个关于人性恶的最大值。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米》完全不是我的世界观，我没有对人性绝望到如此程度。
3、思想不是通过交流得来的，而是通过拒绝得来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写作之中会不会有警惕的东西？
苏童：需要警惕的东西太多了，一个作家要警惕自己的写作流畅，我说的流畅就是关于每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太流畅了代表你写的是没有价值之作，我反而接受自己写作时的磕磕巴巴。另外一个就是你写作的状态，如果你一部小说接着一部小说写的话，5年以后，你回头一看，很可能那个时段写的都是垃圾。还要警惕你同外界的关系。我觉得一个作家是需要孤单一点的，他的意识形态、审美、思想最好不是那么正常地被大家所接受的，最好还是有一点犯嗝，别人理解不了的。这种东西不是通过交流得来的，而是通过拒绝得来的。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看过80后的作品？你们那代的年轻作家跟现在的年轻作家的风格似乎差别挺大的，你怎么看呢？
苏童：几乎不看。唯一看的就是《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因为我是新概念的终身评委，三年去一次，集中看一下，每年会看到三、四篇特别好的，拍案叫绝的东西，不多，都是才华横溢的东西，但是文字的风格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孩子开始就在社会上混了，是社会中人，上学的负担是非常小的。到了80后、90后，学校的教育生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他跟社会渐渐远离。我们之间的作品不一样太正常了，因为你所拥有的写作资源不一样，就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你以前写的《我的帝王生涯》，题材是架空历史的一部小说；可现在，网络上架空小说非常之多，都成了一个流派了。
苏童：对，我经常做先驱的。我很高兴我做了很多题材的先驱，而且他们的都比我卖得好，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没有怨言。我也希望卖得好，但是问题是人气是很奇特的东西，比如村上春树就能卖得好，但是大山健三郎就卖得不怎么样，你怎么评价他们？这是没有办法的。
南方都市报：我看了最近公布的全国上半年的书籍销售榜，排前50名的文学作品非常少，惟一进榜的传统文学作品就是《小团圆》，剩下的只有郭敬明的青春文学以及几本网络文学了。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待呢？
苏童：这个不能比的，像郭敬明他们是有粉丝团的，属于偶像级的。
我不是故意装作心态好，我们那一代人确实跟现在的人不一样，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开始写作的，我们是属于对文学有充分的热爱，完全不指望文学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尤其是财政状况。我记得很清楚，我出第一本小说的时候印了三千册，那时候好多书都是一下子印了五万、十万，但是我当时候不出名，出第一本书就印了三千册我非常满意了。我想象一下，有三千个不认识的人在读我的书，这个就让我很满意了。当然现在我不希望自己的书只印三千册，但是有三万册，我就觉得已经够了。
南方都市报：那这样是不是反映了一个纯文学正在慢慢衰落的趋势？
苏童：也不一定，余华的《兄弟》卖得很好啊。这是跟人缘、人气有关。我真心希望市场好，但是市场不好我真没有办法，我不愿意说市场不好我就去跳大神、去裸奔，来吸引注意。还有，我的生活还可以持续，因为市场好坏对我不构成任何压力或暗示，这是我个人的现实选择。
刊于《南方都市报》
本报记者 侯虹斌 实习生 潘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