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08-11-15，在CNKI中有以腐败为题名的文章24692篇，对这些文章（后文的对这24692篇文章统称为“这些文章”）做一个初步的分析，我们就能大致看出我国近20多年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情况。

 

CNKI建有不同的数据库，这些文章大致分布如下表。

 

序号	来源数据库	数量
1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14807
2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5577
3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3401
4	德国SPRINGER公司期刊数据库	342
5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336
6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181
7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4
8	国家科技成果数据库	14
9	中国专利数据库	12
10	国外标准数据库	8
	合计	24692

 

从中可以看出，发表这些文章最多的是学术期刊，其次是报纸，然后是各类年鉴类出版物。CNKI中的这些文章有些是关于食物腐败问题研究的文章，有些是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研究的文章。大致前者占60%，后者占40%。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的最早文章是“腐败不堪的伊朗政权  ”（1960年）[1]，论述我国社会腐败问题的最早文章是吴晓的“清除腐败现象  ”（1986-2-15）。[2]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最早文章是“政府采购上网亮相——阿根廷反腐败新举措 ”^[3]。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最早文章是《中国二十世纪通鉴》中2篇文章“清廷因东三省吏治腐败屡被参劾”和“云南学生上书揭发滇省学务军政腐败废弛”。[4]建国以来最早的年鉴文章最早只有1986年的。[5]

由于CNKI收录的会议论文仅仅限于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而且是主办会议者主动提交的，因此很多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并没有被收录。这样看来，会议论文要远远多于181篇，估计是在5000篇以上。收录的最早会议文章是《学习、坚持、发展——青海省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优秀论文集》（1993年）中的“用毛泽东、邓小平的廉政建设思想指导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以及《中原伟业——鄂豫边区抗日民族根据地建设学术讨论会、湖北省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及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和新四军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的“反腐败斗争的战斗檄文——读李先念《革命军人的特点与远大前途》”等3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指出：“国内国际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以此指导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二篇文章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历来十分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一贯主张从严治党，尤其是对党内产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危险性始终有着高度的警觉。为了有效地反腐防变，毛泽东在理论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在领导全党反腐败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第三篇文章说到：“1943年3月，李先念在鄂豫边区抗大十分校，以《革命军人的特点与远大前途》为题，作了重要讲话，曾反复强调的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所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反腐倡廉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内容。”

近些年来，研究生把研究腐败问题作为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选题越来越多。由于硕士论文不是全部收录，而且只是收录2004年来的论文，所以事实上以腐败为主题的硕士不止336篇，估计要超过1000篇。收录的博士论文大致情况如下：

楚文凯《社会转型期预防腐败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07）说：“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是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途径，也是新世纪新阶段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各项改革当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给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对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葆先进性提出严峻挑战。面对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把预防腐败放在反腐倡廉工作突出重要的位置，找到科学、有效的预防腐败的办法。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腐败行为发生、预防机理，历史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对比分析国（境）外预防腐败的经验做法，论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于预防腐败的重大意义，围绕规范权力的运行提出了思想预防、制度预防、技术预防等一系列对策措施。”

鲁克亮的《政治腐败、认同危机与政府应对——民国广西民众控告县长研究》（四川大学，2007）一文“旨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大量民众控告县长案件的出现、处理过程，通过分析政府与民众对此种案件的不同认读与观感、民众对政府权威认同危机的出现及其官方的应对措施，来揭示民国政府在基层政权树立合法性而至最终丧失其合法性的基本因素。由于民国政府基层政权的建设及国家权力的下延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在此时段内作为政府官吏之一的县长与民众之间，由于政治建设和种种政策措施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权益上的纠纷。政府借助近代行政诉讼制度作为解决矛盾的途径，不失为一种良策，民众控告县长案件的发生正是民国政府力图消解官民冲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举措。”

陈雷的《反腐败国际公约视野下的我国刑法的现状与完善》（华东政法学院，2006）“主要通过比较研究并辅之以历史考察、文义解释、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贿赂、贪污、挪用、影响力交易、资产非法增加、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和洗钱等各类国际腐败犯罪及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相关犯罪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我国现行刑法的不足与缺陷并提出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王明高的《中国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模型与机制研究》（中南大学，2006）说：“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是当前我国乃至世界反腐败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中国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贪官外逃已成为国内职务犯罪活动的新动向。对于贪官外逃，必须着力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机制。本文旨在对中国（特指中国大陆）贪官外逃现象进行分析，借鉴国外打击贪官外逃的经验，力图为党和政府预防与惩治贪官外逃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贪官外逃在政治上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经济上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当今国际社会，为遏制贪官外逃现象，许多国家采取了加强廉政立法和反腐败立法、实施“透明”制度和“阳光法案”、实行财务审计监督制度，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加强国际合作等多种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外逃贪官多为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的主要或重要负责人。通过综合分析我国贪官外逃的现状及特征，特别是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角度，理论推绎贪官外逃成本-收益、贪官外逃委托-代理、非法资金外逃博弈模型，深入剖析了中国贪官外逃的原因及危害。”

李秀娟《〈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说：“当腐败案件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威胁，当腐败已经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一种影响所有社会和经济的跨国现象时，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进展状况确系已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本文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产生及实施之际，选择这一课题进行探索，论述《公约》对腐败犯罪及其程序的规定，重点以我国刑事程序立法现状为比较，突出《公约》所独具的特色，目的在于寻找《公约》的规定与我国现实法律制度的比较差异，选择我国与之相协调并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立法改革的突破口。 全文共十一章，通篇以我国刑事诉讼与《公约》相协调为视角，分专题论述刑事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制度设计，力求使我国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同时，汇入法律国际化的主流。”

孙恒山《腐败犯罪控制论》（吉林大学，2006）“运用包涵比较、历史分析、解释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的复杂性研究方法论对腐败犯罪控制问题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路径在于从对腐败犯罪现象的理性观察到以制度为基本方式的综合性腐败犯罪控制框架的建构。因此，本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腐败犯罪控制本体论，包括对腐败犯罪的全面认识、控制腐败犯罪的法律现状与基本模式、腐败犯罪控制的含义与基本原则等；二是腐败犯罪控制运行论，包括对犯罪人的心理解析、反腐法律框架的完善、反腐机构的设置及反腐国际合作的加强等。腐败犯罪控制本体论侧重于从静态角度对腐败犯罪控制的基础性问题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的运行论则偏好于将反腐工作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力求以制度（尤其是刑事法律制度）来建构综合性的控制框架，从对打击和惩罚的迷恋转向预防与惩治并重，从单纯的控制腐败犯罪回归于法治理念的指引，从一国视角下的反腐变迁为全球视角下的国际合作反腐。”

唐保银《贪污罪论》（吉林大学，2006）“对古今中外涉关贪污罪之立法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对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从中明晰缺陷，完善不足。 主要观点包括：在贪污罪共犯形态中，笔者提出了“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并合型共犯”的构想；对贪污罪行为手段及罪数形态问题，笔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认为：（1）贪污“侵吞”手段为作为而非不作为；（2）贪污罪除连续犯外没有“罪数”问题；（3）贪污罪名不科学，有悖词义和国际通行立法例；（4）贪污罪状欠简洁，难以理解和操作；（5）以所有制性质界定的贪污犯罪对象已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下之独立财产现状，亟待完善等。 在比较、论证、归纳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取消贪污罪，将其吸收合并于职务侵占罪，并提出废除死刑、限制无期徒刑、简化法定刑幅度、扩大财产刑的适用以及强化非刑罚之财产追偿的立法完善构想。”

匡科《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研究》（四川大学，2005）系统研究了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设想，文章以司法能力建设为中心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提出将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作为统一的大系统进行研究的理论模式，有关反腐败的司法改革应在这一系统中综合协调进行，由于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本身具有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因此也可能先行单独改革。不过这种改革仍应注意协调性，可通过调整结构和优化功能实现，调整结构是为增强协调性，为功能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功能优化是在结构既定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职能、创新机制、发挥潜能实现。

龚敏《早期斯图亚特英国贵族官员腐败原因初探》（武汉大学，2005）说：“斯图亚特早期是英国历史上社会腐败现象较为突出的时期，而腐败现象又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海军的经营过程中。 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上层贵族和官员拥有对官职和爵位的提名权，从而导致了上层贵族和官员因增设爵位、任命官员而收受贿赂、结党营私等腐败行为；中下层官员在征收中央和地方的税费的过程中的挪用、贪污行为，地方司法过程中的乱收费和司法不公的行为等，在这一方面，尤以当时英国地方政府最有影响的治安法官为甚。 在经济领域，王室政府大量地出售包税权以及专利和专营垄断权，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这些权力大都是由大贵族和高级官员所控制，通过拍卖、招标、出售和转让等方式，最终到达相应的经营实体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贵族和高级官员或直接转卖，或受贿和变相受贿，或敲诈勒索等腐败行径。 在经营海军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极为普遍。海军大臣及下属官员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其行为表现为以下各方面：军备物质的采买过程中的收受回扣或在自己或亲属的公司中采买并以次充好；虚报官兵数目及日常开支；私分战利品；勾结、保护走私；收取航线保护费等。”。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4）说：“贪污犯罪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机体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国家不反腐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贪污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趋势。许多国家都日益感到。必须把全球各国的力量普遍调动起来，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的预防和打击腐败。因此。在联合国框架下制订一部全球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已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我国政府已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随着《公约》的签署，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是，必须抓紧时间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积极做好法律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应对性研究。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将在反腐败立法上与国际社会的立法价值接轨，同时也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目前，我国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贪污犯罪的立法与国际社会和国外一些先进国家的立法相比，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一现状与我国的反腐败的战略需要和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强烈期盼以及开展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都是不相适应的。”

刘鹏《结构性腐败论纲》（东北师范大学，2002）说：“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腐败问题在传统意识形态及制度结构的路径依赖下呈现出转型期的独特特征，其危害之严重已经引起政界、学界和民间的高度关注。”该文“由引言、正文、余论三部分组成。 引言扼要地介绍了本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内容。正文分为五章，即：腐败问题及其背景的一般性分析（第3—37页）；我国现时期结构性腐败行为的表征及危害（第38—60页）；形成结构性腐败的因素分析（第61—76页）；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反腐思想与新时期的实践，在反腐败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及设置的多样化控制形式（第77—108页）；用常识理性系统地嬗蜕结构以遏制腐败（第109—166页）。 ”

在《国家科技成果数据库》收录中只有1篇是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研究，其它是关于实物腐败问题的研究科研成果。即：李春荣、张放陶等《科技行政管理系统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研究》（山西省科学技术厅等，2007）“分析了在科技管理部门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现实意义，提出了科技行政管理系统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若干对策建议。科技行政管理系统通过完善宣教格局，构建制度体系，加强全面监督，完善惩处机制，建立健全廉政激励机制和测评预警机制，建立和完善廉政责任机制，充分发挥派驻机构的组织协调作用，逐步建立起五个机制，即不愿腐败的教育自律机制、不能腐败的制度防范机制、不易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不敢腐败的惩处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激励机制。”

《中国专利数据库》没有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研究的专利。《国外标准数据库》也只有2篇（相同内容，不仅载体）是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的标准，即英国标准学会（BSI）颁布的“伦理观和反贪污”（Ethics and anti-corruption video set，2004-05-01），但已经作废。《德国SPRINGER公司期刊数据库》收录的是腐败一词的英文扩展检索的文献。

 

这些文章发表的年度分布如下表。

2008～2000

1999～1991

1989～1965

 

从上表看出，关于腐败问题的文章逐年增多。其中1965、1978、1980、1983、1984这几年的文章都是关于实物腐败问题的，没有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的文章。1988、1987、1986、1985、1981这几年中也只有少数是关于社会腐败的的文章。事实上1981、1985年文章不是论述现实社会腐败问题的文章，而是历史文章^[6]，而1986年的几篇才是论述当代社会腐败问题的最早文章。其中“清除一切腐败现象 ”^[7]对腐败作了界定：“党政机关滥用外汇争相购五更换豪华汽车、滥派人员出国、挥霍公款到处旅游、铺张浪费、请客送礼、接受贿赂、以权经商等，都是腐败现象。除了这些以外，那种严重的官僚主义、渎职职行为；那种任人唯亲、排斥异己；那种对犯罪亲属、部下的包庇，把一己的私情私利呈于党纪国法之上；那种背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等，也都是腐败现象。”1988年的文章“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对策”[8]是收录最早的直接论述腐败治理的学术论文。该文论述到：“腐败，意指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现象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内都可能存在，但在不同的国家及社会里其规模和程度不尽相同；在同一社会的历史中一些时期和另一些时期也有所不同。”该文还论述道：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有三：首先，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基础。其次，新旧体制并存是目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温床。再次，现代化的推进，冲破了原有的价值观念，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人们的社会行为缺少规范化的价值标准；腐败现象的危害也有三：第一，腐败现象严重地削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第二，阻碍改革的进行，不利于经济、政治发展。第三，不利于价值观念更新和价值观念重建；治理腐败现象的对策是：第一，进一步改变权力过份集中的现象，实现权力的制约；第二，改革政洽体制结构，拓宽大众与政治生活的渠道；第三，改善并加强监督机制；第四，建设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事实上这些论述，现在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些文章中有136篇得到28类科研基金的资助，是科研立项项目的成果。具体分布如下表。

 

在这些成果中，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科技攻关计划、天津市科技攻关计划、广东省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基金、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山西省科技攻关计划、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国防科技技术预先研究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农业部“948”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资助的项目成果都是关于实物腐败问题的，与社会腐败问题没有关系。

在59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成果中，都是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的研究。这些项目名称有：完善执政党反腐败动力机制研究》(07BDJ30)、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07BFX076)、构建警示训诫防线与提高执政能力治党水平研究(06BDJ036)、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及制度问题研究(06&ZD040)等。收录的最早年限是1998年。^[9]

16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成果中有11篇是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研究的。[10]项目名称包括：政府决策的机会成本问题实证研究(70573054)、转型时期民营企业组织形式与治理结构的研究(70272017、政府管理活动中的风险成本问题实证研究(70373057)等。

可见，我国不论社会科学界还是科学技术界都关注社会腐败问题的研究。

 

我国有一些报刊主要长期关注或发表有关腐败问题研究的文章，这些报刊主要包括在下表中。

序号	出版期刊	数量
1	中国监察	486
2	中国纪检监察报	360
3	检察日报	286
4	人民日报	264
5	党风通讯	213
6	正气	194
7	党风与廉政	173
8	新华每日电讯	165
9	法制日报	156
10	检察风云	152
11	先锋队	137
12	四川监察	137
13	廉政瞭望	120
14	政府法制	116
15	瞭望	106
16	中国改革报	100
17	领导科学	89
18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85
19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	82
20	肇庆年鉴	82
21	理论前沿	81
22	党政干部学刊	80
23	党的建设	78
24	求实	74
25	党建	73
26	领导决策信息	67
27	人民论坛	66
28	前线	65
29	社科信息文荟	65
30	党政论坛	63
（合计）		4215

以上报刊所发表的文章都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的。这些报刊中《中国监察》是中央纪委、监察部主管的唯一一份中央级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机关刊，是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综合指导性期刊；《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机关报，是全国唯一一份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中心报道内容的党报，是反腐败舆论宣传的主渠道。这30种报刊发表的文章占了CNKI收录的所有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研究文章的30%多。

 

近些年，在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形成了研究社会腐败问题的研究团体，这些团体成员集中针对我国当前社会腐败问题展开了长期、系统而深入的关注，排名前30位的单位如下表，发表的文章达1682篇，几乎占所有这些论文7%，占了CNKI收录的所有关于社会腐败问题研究文章的15%。

 

我国有些长期研究社会腐败问题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下表中。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表最多文章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王传利副教授。王传利，1967年8月生，山东济宁人，1990年毕业于山东聊城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高校理论战线》等报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给腐败号脉——新中国腐败频度与控制强度相关性分析》、《文明帝国的罪恶》。

其次是何增科教授。何增科，1965年出生，河南灵宝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子课题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腐败与反腐败、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主要著作就包括《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3月）、《反腐新路——中国转型期的腐败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等。

再次是邵道生教授和任建明教授。邵道生，江苏无锡人，1942年5月8日生。我国著名反腐败研究专家。男，1942年出生，研究员. 1965年9月至1981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1981年12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后并入社会学所至今.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心理研究室副主任，专攻国民心态和社会问题.兼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专著，合著，译著60余部，代表作有：《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思考》《中国青少年犯罪学》《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儿童的心理与教育》《中国社会的困惑》《学会生存》《中国青年社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新状态：当代城市青年报告》《中国青年社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九十九种中国人的性格》《国患——当代中国腐败现象反思录》，《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等。任建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曾就读于清华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和工学硕士学位，公共管理研究生班结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方向博士在读。

 

 

这些高被引文章中，胡鞍钢教授是最活跃的作者，他的文章在上表中就有9篇^[11]。他的一个谈话[12]被引达232次。在这一篇文章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引用 81次，北京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引用109 条，被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引用40 条，北京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引用 2次。

他在该讲话中说道：

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全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所谓腐败，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若是利用“公权”谋公利，那是理所应当的，公权本身就是为了公利而设计出来的；若是以“私权”谋私利，不说是天经地义，也是合理合法的；若是以私权谋公利，通常称为“大公无私”，经济学上称为“利他主义”，需要提倡，但没有也不成大的问题；只有以公权谋私利这件事，是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是属于要加以反对、“严打”的行为。………反腐败也是有收益的，直接的收益是收回了“赃款赃物”，间接的收益首先是有利于消除“民愤”，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并因此而使经济得以更快地增长。不过就个别案例而言，反腐败斗争的成本与收益往往不成比例；受贿100元的案子与受贿100万元的案子，可能要花同样的调查费用，要动用同样多的监察人员。这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腐败现象很普遍的情况下，人们一般只是先抓“大案要案”，或者，只能“够级别”的事才能“立案侦察”。反腐败行为的另一间接收益是它的“杀一傲百”效应。给定一个社会、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腐败的“普遍程度”，多惩治一个腐败，便增大了一点人们预期的“被抓住的可能性”，从而使一些人“不敢”去腐败。这是因为，对于搞腐败的人来说，也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搞腐败的收益自然就是贪污、受贿、收“好处费”等等以公权谋私利行为中所占的各种便宜，而“腐败的成本”则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第一，是被抓住后所受的处罚。…第二，就是防腐败、反腐败制度的严肃程度。…可见，在防腐败的问肠上，腐败行为被抓住的可能性是十分，要的一个因素。…要想把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的“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低程度，更三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清除腐败，根本的办法不是“严打”，也不是宣传教育(不是说这些完全不起作用)，而是改一改体制。在多数人还“有私心”的现实条件下，消除“以公权谋私利”现象的根本办法，不是否定那个“私利”，也不是费劲巴拉地不使人们去“谋”私利，而是尽可能地减少那个“公权”，以此来达到减少以至消除种种“以公权谋私利”行为的目的。一个经济社会中以私权谋私利(前提是“私权”起作用的事情多些)构成问题的不在于以公权谋私利，而从逻辑上说，以私权谋私利的事越多，以公权谋私利的事儿就会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

 

 

关于腐败产生根源，理论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1）剥削根源论：腐败现象根源于社会上所存在的残缺的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剥削思想；（2）体制转型根源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社会失序导致腐败泛滥；（3）权力异化根源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的公共权力所有权与行使权相分离状况使权力异化仍不可免；（4）思想观念根源论：腐败根源于思想蜕化变质；（4）需求驱动根源论：腐败是掌权者利益需求与利益实现手段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5）综合根源论：权力失控，利益关系混乱，转型时期社会震荡，消极的文化诱导，主体价值观念偏误。[13]

如何治理腐败，有很多理论与方法，我国比较注重从源头治理腐败，这一方面的论述不少^[14]。事实上，我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治理腐败的理论主要是主张从源头来预防、控制和根治腐败，提出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揭示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抓基础，进行思想教育，筑起反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抓保障，实行依法治国，建立可靠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抓关键，强化制约监督，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抓改革，立足体制创新，开辟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这四个方面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形成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上面说到的胡鞍钢教授等。

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腐败问题的论述也很多[15]，其中“关于腐败的文化分析”影响较大，该文论述道：在制度和道德视角之外再通过文化视角来探究中国的权力腐败现象是相当有用的一种方法。相对于国家法规等正式规则而言被称为“潜规则”的中国人情传统，对于权力腐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它生长于中国宗法族制的悠久历史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亲情重于理法是其基本价值定位；以情谋私是其主要功利目的；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个圈子是其畅行其道的基本依托；人情开道、旁门左道是其基本交往方式；由腐败走向制度失灵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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