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金融管制思想

一

斯密作为经济学家的巨大影响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有关。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为批判凯恩斯主义并借以兜售自己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纷纷祭出了斯密“自由放任”和“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大旗。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宣扬中，斯密不仅是经济学的鼻祖，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就等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等于“自由放任”和“一只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的历史就是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不断斗争又相互交替的历史。当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走过其巅峰，当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私有化市场化等等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时，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那个“斯密”产生怀疑。斯密似乎不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宣扬的那样简单那样纯洁，人们发现，斯密在主张自利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的同时，也主张在道德的世界里同情心对于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人们发现，自由主义的斯密并不是国家干预的简单的反对者，比如在《国富论》中，他就规定了国家在国防、社会治安及基础设施及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职能。

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泛滥并误导全球经济政策的结果。由于新自由主义一直将斯密作为自己的宗师并宣称自己一直秉承斯密的观念和路线，于是斯密被迫背上了“放纵市场”的黑锅。严肃认真而负责任地对待斯密，对斯密不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而是深入全面地把握，我们可以理解，斯密复杂的思想体系，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可以解释和囊括的。斯密不仅提出过自由竞争背景下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针对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的问题，斯密甚至提出过金融管制的思想。

二

在《国富论》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储蓄和用途”之第二章“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中，斯密探讨了纸币流通背景下货币超量发行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应对策略问题。

在斯密的观念里，货币是方便流通的工具，但是，货币的发行势必占用部分社会财货，从而减少社会福利。如果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可以节省货币流通费用。在斯密的时代，纸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由于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因此纸币发行量应以流通所需金属货币量为限。银行的纸币发行需要金银准备，过量发行的纸币要求银行兑现，这可能带来挤兑问题，从而带来银行经营风险。[i]

斯密发现，银行超量发行纸币往往是企业扩张信用的强烈要求下的被动举措。一旦经济形势乐观，“英国大胆的计划家，往往不度量自己的资力，经营过分的营业。”[ii]如果银行拒绝企业信用扩张的要求，企业可能采取具有欺诈性质的循环划汇的方法谋求更多银行贷款，这可能使银行经营陷入困境。比如，甲向乙开出汇票，期限2月，乙承兑之后甲向银行贴现。到期乙无力向银行清偿，于是向甲开出汇票，贴现后清偿前期的债务。这样不断循环划汇，企业要承担很高的费用，这意味着这样获得的资金，只适用于那些高风险的经营项目。在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的背景下，循环划汇主要在那些面临倒闭的企业中被采用。对于银行来说，贴现这些票据而发行的纸币，大部分是超过社会需求的;这些过剩的纸币，马上会回到银行，要求兑换金银。因此，企业利用循环划汇可以暂时逃避破产，但风险却被银行承担了。为此，斯密对商业银行提出了谨慎经营的原则，尤其是对票据贴现，要严肃资信审查，制定和实施严格的贴现条件。

在斯密眼里，纸币的发行“简直有点像驾空为轨”。纸币毕竟没有价值，“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然吊这半空，是危险得多的。”[iii]从劳氏货币体系的崩溃中，斯密已经看到了纸币发行和管理不善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因此他将纸币管理看成是国家的重要职能。斯密的纸币管理是对纸币流通量的控制，而控制纸币流通量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控制纸币面值。

斯密以为，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易以及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对纸币的面值要求是不一样的。商人之间，交易量很大，适用大面值纸币；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交易量小，适用于面值较小的纸币。“纸币可加统制，或使其单在商人之间流通，或推广其流通范围，使商人与消费者间的交易，亦有大部分使用纸币。”[iv]斯密最终主张压缩纸币流通量。如果扩大纸币面值，则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就不易使用纸币，纸币的市场需要减少，相应地，纸币过量发行的风险也就降低。

三

在《国富论》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之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资财”中，斯密讨论了利率控制的问题。

在传统基督教观念里，借贷取息是一种恶；在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欧洲，不少国家对借贷取息持否定态度。斯密的观念是，由于出借货币资本意味着承担一定风险，出借者以利息的形式取得风险补偿属于正常。禁止借贷利息，或者是禁止借贷，或者是增加借贷者成本，使其承担更高代价。于是，出于善意的帮助穷人的法律可能恰恰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货币的利息。……这种法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盘剥的罪恶，反而会使它加甚，因为，债务人不但要支付使用货币的报酬，而且要对出借人冒险接受这种报酬支付一笔费用。”[v]

斯密主张借贷自由，自然也主张借贷利息的合法性。但是，在货币借贷中，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明显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出借者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者利用贷款者的不利处境要求过高的利息率。在资金供求双方已然处于不平等的背景下，斯密看到了国家干预以适当救济弱者的作用。对国家规定借贷利息最高限额的做法，斯密持支持的态度。“在放债取利不被禁止的国家，为了禁止重利盘剥，法律往往规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这个最高利息率，总应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即那些能够提供绝对可靠担保品的借款人借用货币时通常所付的价格。”[vi]

斯密对于法定利率水平确定，还进行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分析。“必须注意，法定利息率，虽应略高于市场利息率，但亦不应高得过多。比方说，如果英国法定利息率，规定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末，就有大部分待借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和投机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这一类人，愿意出这么高的利息。……这样，一国资本，将有大部分会离开诚实的人，而转到浪费者手里，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却用在浪费资本和破坏资本的用途上。”[vii]在这段分析中，斯密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经济学所说的逆向选择问题。借贷者对于借贷利息的承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风险承受能力或者风险偏好。对于强风险承受者，可以承担承担较大风险，其借贷资金，也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对于出借者来说，并不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如果其制定的利息率过高，实际上就将那些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排除借贷行列，借贷需求者就只剩下愿意接受高利率的高风险者。而这可能意味着银行经营风险的极大提高。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密主张金融市场管制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四

在斯密所处的时代，金融市场还不发达，金融工具比较单一，金融交易比较简单，市场风险相对较小。但是，即使在较早的从而不完善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的特点已经初步显现出来，如交易对象的高度流动性，交易各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借贷关系的委托代理特点，等等。这些特点，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依然存在，不过其表现形式会有所变化且其影响可能更加迅速而深远而已。金融市场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市场的高风险，从而决定这个市场是一个需要监管的市场。尽管斯密关于金融监管的主张如控制纸币面额及控制借贷利息还比较幼稚，但他对金融市场内在风险的认识及监管必要性的分析，仍显示出其卓越的洞察力。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斯密相信“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运行的基本指导作用；作为一个现实的观察者，斯密发现了市场自发运行可能存在的破坏“自然”的倾向。“干预”与“自由”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比如，就斯密的利率管制思想，边沁就写了一封长信对他提出批评——如果作为借贷资本价格的利率可以干预，一般商品价格自然也可以进行干预，那么市场的作用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斯密的解答可以很简单，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基于金融市场的特殊性，相应的策略不需要延展到不具备相应特点的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特殊性和一般性的问题，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而政府干预则是特殊手段。

斯密似乎不同于今天极端的“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者。在“原教旨”那里，自由主义在相当意义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主张之下，人们的政策观念就失去了灵活性。而在斯密那里，自由放任虽然具有自然的性质，但人们对它的遵循归根到底是因为它能促进分工和交易，促进国民福利的增进。如果自由在某些领域妨碍了国民福利的增进，干预就有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就内含着高度风险的金融市场而言，斯密认为，如果自由放任意味着将借贷者暴露在风险之下，意味着将银行体系投入激流漩涡，那么适当的干预有其必要性。就像一片易于发生火灾的住宅区，尽管设立防火墙会妨碍人们日常活动，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的屏障。针对国家控制纸币面值可能面临的批评，斯密说：“也许有人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受，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是法律应有的。因为法律不应妨害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从某观点说，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以预防火灾蔓延，其侵犯天然的自由，无异于我们这里主张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viii]

五

斯密上述关于金融管制的思想，对于理解今天的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价值。

众所周知，1929年大危机的深化，有着银行业“混业经营”的重要背景。可以想见，银行本身较高的负债水平意味着其较大的经营风险，当银行将资金投入风险更高的股票市场时，风险被累加并以几何级数放大了。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意图在金融市场建立起一道防火墙，隔离货币业务和资本业务。自此，美国银行体系走上“分业经营”的道路：商业银行专门经营货币业务，而投资银行专门进行资本业务。

市场是天生不稳定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市场风险无处不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无论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动，无论是企业决策还是国家政策，都面临程度不同的风险。但是，在二战后经济顺利增长的背景下，自由主义者相信自己可以战胜市场，管制市场的那些措施被看成是多余和累赘。关键的原因在于，二战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股票市场急剧增长，股票投资收益率前所未有的提高。资本总是趋于高盈利的环节，自由流动及高速流动是其盈利的法宝。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成为资本自由流动和高速流动的障碍，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关于该法案对于防范风险保障安全的作用，人们提出的理由是，由于计算机系统的应用，信息传递更加充分而快速，市场本身化解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增强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经过时，它的存在只会阻碍资本流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在强烈的利润动机推动下，人们的眼光变得更加狭隘和短浅。在自由主义者聒噪之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废除了。其实，该法案的废除更多具有的是象征意义，它象征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政策领域的胜利。事实上，在此之前，金融监管就已经大大放松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金融监管的放松，就不会有不成熟的蕴含巨大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上市交易；如果没有金融监管放松导致的人们机会主义动机的强化及有效约束的缺失，就不会有金融机构投资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疯狂及金融产品评级机构的弄虚作假及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披露；如果没有金融管制的放松导致的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的防火墙的拆除，次贷危机也许就不会波及整个金融市场乃至将整个世界经济拖入深渊……

金融市场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适当监管存在的必要性。200多年前的斯密懂得的道理，今天的经济学应该懂得更多。号称斯密的徒子徒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斯密不同的是，他们更加自负，更加相信自己战胜市场的力量。当然，市场是无法战胜的。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9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