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焦虑和越南的幸福 

    《奋斗》中有一句台词：“焦虑，我很焦虑。”这话套用到日本一些媒体，再合适不过。而事件的起因，则是一条有关“中国GDP超越日本”的消息，《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酸溜溜地说，今年是中国超越日本的关键期，中、日经济地位将会对换，对日本而言是一股冲击，这不仅与世界经济局势的变化有关，也由于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若在今年超越日本，就可藉此发扬国威。

    对此，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在《日本新华侨报》发表《中日两国应有“超GDP发展观”》一文，奉劝两国勿需为GDP过多计较、伤神。因为，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就已经引进“超GDP发展观”，开始采纳参考预期寿命、教育及人均GDP值等指标，加权平均计算出人类发展指数（HDI），以此反映人类的生活质量。仅限于GDP等传统视角的评价体系已经成为过去，特别是仅强调GDP“增长率”更有失偏颇。更何况，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的“次强”，不会脆弱到因为GDP总量的一个变化就丧失自信的程度。

    GDP焦虑也许只是表征，更大的动作是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判向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部署自卫队。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专任研究员张望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专栏文章，解读了日本驻军与那国岛的战略意图。作者认为，防卫省考虑在与那国岛部署自卫队，可视为日本战略南移防范中国的一环。近十年来，中日两国的军事平衡出现质和量的变化，已经形成了所谓“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日本加强军事自助，和近期日美同盟的变化也分不开。对美国来说，日本只是其全球权力布局中的一个据点，但对日本来说，美国已是其国家安全保障的全部。如今，奥巴马政府专注整顿国内经济乱局和阿富汗反恐，日本只能以自助方式保障国家安全。

    对外焦虑，对内则是一片混沌。日本《选择》月刊一篇评论解析了日本政坛议员世袭的怪象。文章认为，人们要求彻底废除“世袭”，是因为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这几位世袭首相已把日本政治引向绝路。只要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就能看出日本政治的特异性和日本政治家的结构性缺陷。在美国，每次选举都要进行严格的预选。无论你有如何显赫的家庭背景，只要缺乏相应的政治资质，都不可能成为候选人。而日本的世袭议员一开始就得到“后援会”这个组织的多层保护，世袭议员只需坐在轿子里，由“后援会”抬着走就行了，根本得不到作为政治家的历练。这是造成日本政治家极其脆弱的结构性原因，因而其素质和能力根本无法与美国政治家相比。

    GDP焦虑也罢，与那国岛驻军也罢，不过是一种策略和伎俩，这一点，正如《奋斗》中的场景，剧中人抒发焦虑时，通常都有肉麻麻和甜腻腻的撒娇，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养尊处优的“娇溺”。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越南，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日前公布了快乐星球指数(HPI)报告，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越南成为排名最高的亚洲国家，名列世界第五。对此，新西兰《中文先驱报》日前刊文说，以常规眼光看，越南似乎根本没什么“幸福、快乐”可言。然而，其实大可不必去怀疑越南人的快乐幸福指数，也不必去指责指标是否恰当。工业文明给人们带来金钱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竞争和生存的压力。越南上世纪80年代推行革新开放后，现代的工业文明也逐步渗透到越南的社会中。人们在享受着农耕生活的宁静，又渐渐融入工业发展带来的收益，生活水平较以往有所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就与日俱增。就如一个长期吃苦的人，在社会发展中，生活逐步有所提高和改变，其幸福感肯定远远高于经常过着好日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