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表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30年来已从0.29上升到近年的0.48,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有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公共产品供应不均、财税再分配调节落后、以及腐败等等。除了这些一系列原由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跟私人资本财富积累暴富演进的过程，应当说,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时,要从多方面入手。人们往往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开始这样做了。但是仅仅依靠财税再分配是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应当看到，今后我国的GDP的劳动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

　　实际上，一国失业率高低，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劳动推动和参与程度，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程度高，劳动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大，劳动要素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就高；否则，劳动分配的比率就低。而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几乎没有创业型的中等收入人群，而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人口过多而绝对贫困的人口又很多，将会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二是GDP的新增部分，由于资本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外商分配的较多，特大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和高中层管理者分配较多，垄断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分配较多，国家收税收费后给政府公务员分配较多。这种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未来基尼系数数值将会越来越大。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到了2005年已逼近0.47，2008年已超过0.48。

　　对基尼系数扩大和控制对策，应当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是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造成的。这是大错而特错的逻辑。拉美等国曾经搞国有化，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特大和大型企业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较高，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中等收入人口很少，因特大和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失业的人口较多，因此其基尼系数相当高；而个体和微型及中小企业较多，国有企业很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却与之相反，基尼系数特别低。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不到位。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创业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太少，中等人口相对少和失业人口相对多导致的。如果不从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仅仅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角度去考虑公平，会形成重税抑制创业和就业，失业和贫困人口更多，财政赤字和外债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有一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低、后高、再低，呈倒U形，因此，中国发展的一个较长时期，基尼系数扩大是必然的。实际上将拉美各国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情况相比较，后者在结构转型时期，基尼系数低得多。

　　控制基尼系数过大，最重要的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户的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因此，不但要从财税再分配和其他途径来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直面这一问题。应当从国际对比的视野去认识问题，并且以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积极方面去扩大中等人口，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人口，再配合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从而能够并且切实有力地控制住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和对策，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和对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级分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