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这个谈话来看，他对腐败深恶痛绝。所以他把治国归结为“治吏”，就是管好干部（官吏）。他所以这样说，是总结了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翻开历史，因官吏好坏而兴衰的例子比比皆是。凡是盛世，大都是君王开明，官吏廉洁清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君仁臣忠”。历史上的尧舜之治，汉武、文景之兴，贞观之盛，无一不君王有作为，属下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官吏。刘邦所以兴国，他说因为有“三杰”，即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一个管战略上的运筹帏幄，一个管治理国家，供应军需，一个指挥作战，结果就夺得了天下，创立了汉朝，凡是国家衰败，无一不是君昏臣庸，腐败丛生，乱臣贼子作崇！要治理好国家，不把官吏（干部）管好就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从历史上看，所谓治吏，归其大端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是选贤任能。两千多年前成书的的《礼记》就有这样的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古代有的部落领袖也知道这一点，皋陶（传说中东时期的首领）就说过：治国“在知人，在安民”。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所以有为的君主或领袖都重视选好接班人和亲君子远小人。《尚书》、《尧典》中记载尧年老以后要选择接班人的情景。有人建议他选他的儿子丹朱，尧说自己的儿子顽钝凶险，不足以托付后事，让左右推荐贤才，于是舜被推荐上来。结果，尧觉得舜不错，就把大位让给他，天下大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唐太宗有了魏征这面“镜子”。太宗即位后，魏征多次上谏太宗，要以隋亡为警戒，汲取取教训，《谏太宗十思疏》中就有一思：“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就是说你太宗要想治天下吗？那你就得畏惧谗邪的人，正心修身，驱除恶类。太宗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基本上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不过，皇帝总是有皇帝的自尊和臭架子，魏征唠叨多了他也烦，有时退朝以后也发脾气：“会须杀此田舍翁！”但总体上还是听取魏征的意见，因此政治清明，成就一代盛世。可见用人是很重要的。

二是严格管理。对官吏要严格管理，我国从远古时代就有了认识。周朝初期，太师吕尚就说过：管理官吏要“赏罚必信，如天如地”，对那些“反者”、“横者”，要坚持予以“废之”、“挫之”。意思是说，凡是敢谋反不法和瓷意横行之徒，不论爵位多高，都应该坚决除掉和制栽。而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功于国的好人，不论处境如何，都要给予关心和爱护：“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卑者，贵之”，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参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从政史鉴》）。战国时期的法家韩非，对以法治国和治吏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在《韩非子》“有度篇中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以法治国和治吏的重要，结论是“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国治“。他认为对那些奸邪之人要用重刑。在”六反“篇中说：“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如果不这样，就会加速国家的灭亡，即“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

 毛主席熟读史书，深知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规律。他深恐共产党执政以后产生腐败，重蹈历史覆辙。所以早在40年代中期，即我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他就特别重视党风党纪的建设。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对毛主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区、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先生的这个谈话，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重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把此文列为整风文件。文艺部门排演了《闯王进京》，警告全党全军不做李闯王、牛金星、刘忠敏。1949年3月进京前夕，在我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出要防止“糖衣炮弹”打中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他在这次会议总结时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逐步形成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进城不久，在他看到的一些党员、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和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亲自批准枪毙了地位显赫的天津地委领导干部张子善、刘青山。此举朝野震惊，使我党、我军的干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保持了良好的思想作风，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都有了长足进步，经济加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近20多年来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瞩目和敬佩，许多国家表示要学习中国的经验。这些成就值得骄傲。但也必须看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况下，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金钱美女、“酒绿灯红”的考验，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管好干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要整党，他说：“我们现在的状况还不是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关系的人，长期以来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在小平同志的建议和推动下，全党进行了新时期的第一次整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抓干部的管理工作，江泽民同志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复强调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今年以来又部暑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中心的“三讲”教育，以整风精神整顿党的纪律和作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许多经过“三讲”教育的干部，在思想和作风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这一学习目前正在逐步深入，希望广大干部都能在这次教育中得到提高和锻炼，加强党性，提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