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補編》出版感言
復旦大學 陳尚君
本書從一九八六年開始編纂，一九九一年完成初稿，經過三次增訂，到最近得與讀者見面，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確實太長了一些，但也不全是出版方面的原因。具體說來，全書篇幅比較大，排印和閱校都很費時間，而1996年出校時，我困於系務和《全唐五代詩》文稿，耽擱了一年多。這一耽擱，又正巧碰上了排版技術轉型的最後階段，已經排好校好的鉛樣因此報廢，重新電腦排版又頗廢周章。2002年排出第二次校樣，又碰上我出國訪學，再次耽擱了一兩年。同時，在1993年退改和兩次閱校過程中，我又不斷檢查群書，增補資料，大量校改和補遺，更在全書後面附錄了近五十萬字的《全唐文再補》和《全唐文又再補》，就是閱校時無法補入正編的新見文章。在我覺得在廣搜文獻時，應該負責任地爲學者提供盡可能豐備的文獻，但因此給出版社帶來巨大的麻煩，並造成出版的延滯。我在本書《校後記》中寫到：“本書從初稿交出，到正式出版，經過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校訂，雖然出版時間大爲延後，但也因此得以利用了大量最新發表的珍稀文獻，利用了大量當代傑出學者的研究成績，避免和糾正了因所見文本未能盡善、個人學識局限可能造成的錯誤。”是實際情況，並非虛泛的表述。另外，漫長的等待也有意外的喜悅。本書因此而得以在今年復旦大學百年校慶前夕，與我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另一部書《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同時出版，引起了媒體對於古文獻研究此類冷學問的特殊關注，爲校慶增添了一點花絮，也算對業師朱東潤先生期待我爲學校帶來光榮的願望作了合適的回答。
我是在做完《全唐詩補編》後，即著手本書的編纂工作。唐詩的補遺常是翻了幾十本書，所得不過幾首或幾句，常有大海撈針的感覺。在撿尋唐詩過程中，發現唐人逸文的豐富遺存，因而有信心繼續進行。最初的發現和積累確實令人興奮愉快，每天常都有幾萬字遺文的發現。但隨著工作的深入，越來越感到艱難，越來越感到難以勝任。唐文和唐詩比較起來，內容已經遠遠超過了文學的範圍，大凡唐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其中有所反映，即要求編纂者的學術素養必須涵蓋中古學術的幾乎所有方面，這就遠遠超出了我的學識範圍。按照我的工作習慣，既然確定了選題，劃定了體例，就應該在此範圍內作竭澤而漁式的網羅收錄。要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比方用書，我在1993年所作引用書目列出了1000多種書，實際翻檢過的書，大約五到十倍於此。其後十多年，凡所到之處，無不廣事搜羅。在境外訪問期間，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校圖書館都曾作過充分的查撿。其中在早稻田大學幾乎查遍了書庫中的所有相關圖書和刊物。這些所獲都得以體現在本書中。正編中凡出校之書而在引用書目中未作反映者，都是以後補充的。涉及到如此衆多的典籍，又希望盡可能利用較好的文本，盡可能追求遍徵善本，雖然有此願望，但要做到談何容易。比方敦煌遺書，八十年代中後期只能依靠影印得不太清晰的《敦煌寶藏》鈔錄，雖然後來又用縮微膠捲作了部分的核對，錯誤仍復不少。雖然後來先後依據巴蜀書社影印的英藏非佛教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法藏和俄藏敦煌文獻作了補校，又參考了大量敦煌學者的研究成績，但漏校誤錄自知仍難以避免。再如佛教文獻，八十年代只能看到《大正藏》，而且利用很不方便，所幸當時見到周振鶴教授從澳大利亞複印回來的部分資料，又從本校哲學系宗教研究室見到《續藏經》，才得以粗具輪廓。雖然努力將佛藏中的唐人遺文大致全部錄出，但因爲工作時手邊始終沒有全套藏經可以翻檢，必然還會有一些疏漏。近年在日本和香港見到十多種佛藏，盡可能地作了補充。至於石刻文獻，本書盡可能地利用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就，利用了各類已經影印的拓本，並在此基礎上爲文本寫定作了非常艱苦而自信尚屬仔細的校訂，但距離每一種石刻都能徵求善拓、每一篇碑文逐字寫定出校的要求，當然還相去甚遠。
本書在錄文限斷和寫定體例方面，基本沿用《全唐文》的舊例，所作只是局部的調整。就錄文範圍來說，當然應該嚴格限定《全唐文》系列所收以唐五代人的文章爲限，不收專著，不收談話，不收敕目，不收無文意的造像刻經題名，這些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不收以契約戶籍等爲主的各類敦煌吐魯番文書，則考慮到其自成系列，且爲實際應用之記錄，雖亦包含文章的成分，既然無法全錄，不妨一般不收。再如書儀，是提供社會各階層人士社會應酬中使用的範文文式，如果沒有具體應用的內容，也以不收爲妥。至於唐人文章全篇已逸而僅存殘句者，我則依據有無原文文句保存作爲收錄與否的原則。雖然《全唐文》已經標舉殘篇斷句收錄無遺，收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以致陳鴻墀只能在《全唐文紀事》中補出。最初考慮本書還有一個附錄《唐文待訪目》，記錄已經失傳的唐文情況，已經有二三十萬字的積稿，得已逸文章篇名超過三千篇，因未能全部完成而放棄，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做完。
本書標點採用點斷而不是新式標點，校勘則採用會校多本、寫定一本、不出校記的方式，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同看法。2004年8月到南京大學參加古文獻學術會議時，即有學者提出異議。我在《校後記》中於此已經作了申說。僅用句讀，是與當時中華書局文學室主任許逸民先生商定的體例，一是考慮到與中華書局僅作點斷的影印本《全唐文》配套，二是考慮到唐代遺文，特別是錄自石刻和敦煌文獻中的文章，殘缺斷損非常嚴重，用新式標點雖然較便閱讀，但必然會增加許多不必要的錯誤。何況本書的讀者主要是專業研究者，這方面應該不會造成什麽困難。至於會校而不出校記的體例，實在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以昭陵碑刻來說，傳世拓本很多，從清中葉開始，每一種碑都有多種以至十多種錄文，每一種錄文都有其獨到之處，但又必不可免地存在種種錯誤。在多數情況下，《全唐文》的錄文都極其糟糕，但偶而也有極珍貴而獨見的存文，因爲所據爲內府拓本，仍不乏善拓，只是館臣在校錄時的工作態度和學術水平所限。前人錄文以羅振玉《昭陵碑錄》錄文最精當，但出入仍多。近年的昭陵考古有不少新發現，善拓也屢有揭示，《昭陵碑石》頗多新意，但似乎不太會充分吸取前代工作的成績，錄文難以臻善。本書編纂之初，也曾考慮過逐一出校的體例，但試做之後發現，這樣不僅工作量增加，篇幅上要擴充許多倍，實際意義則值得斟酌。比方昭陵某碑，《全唐文》的殘缺和誤錄如何記錄，其他各家的出入是否備載，各種拓本的存字多少如何表達，都似乎有加以記錄的必要。將這些是非得失羅列出來，當然還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工作，就如同近年中、日、韓學者對《好太王碑》的校錄，用逐字排列十多家不同錄文的差異。但一件或幾件文獻可以這樣，面對幾千篇遺文，就難以達到了。本書有鑒於此而有所變通，從而確保了以個人的力量可以達到完成，而全書的規模也讓出版社和讀者能夠承受。雖然一般不出校記，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本書在文本的寫定比讀方面，作出了極其艱巨的努力，凡篇末注明出處的文獻，都曾仔細作過逐字的推敲和棄取，凡所注兩種以上出處的文章，文本已與任何一種文本都有所不同，可以說是新寫定的文本，請學者有所注意。如昭陵諸碑，本書的錄文采據極其豐富，可以說是至今爲止錄文最全備的文本。雖然沒有逐字交待來源和差異，基本取捨都有充分的依憑，足爲學者所信據。
從本書始纂到正式出版，經歷了十九年時間，其間有關唐代文章的收集和整理取得了充分的成績。舉其大端，一是《全唐文》有了兩種新的標點本，筆者也做過《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的校補；二是唐代墓誌和敦煌遺書研究的空前成績，除了石刻墓誌有了大量影印本，最值得稱道的是《唐代墓誌彙編》及其《續集》的出版；三是吳剛主編的《全唐文補遺》繼1994年到2000年間出版七冊後，前不久又出版了第八冊；四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號稱補錄唐文13000篇的《全唐文新編》。在這些書相繼出版後，本書的價值又何在呢？這是近期不少朋友和學生常問我的問題，以下擬稍作一些說明。
當我開始着手編寫本書不久，就聽聞《唐代墓誌彙編》的書稿已經交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爲此我專門訪問了該社歷史室主任陳稼禾先生（已故），雖然沒有見到書稿，但承他介紹了此書的基本情況，即僅錄墓誌一體，斷限於唐末，主要利用《匋齋》、《千唐》、《曲石》、《芒洛》等石刻彙編和存世拓本，其他文獻采據較少。爲此曾考慮墓誌一體完全不收，但在接觸一部分文獻後，就覺得這樣非常可惜。在傳世的四部書、佛藏和敦煌文獻中，也有一些稀見的碑誌，而地方文獻中，保存尤爲可觀。在對存世文獻和新見文獻大規模全面地網羅過程中，同時搜集較容易，僅錄墓誌的學者未必同時做這樣的工作。有慮於此，最初收錄原則改爲不取大宗的墓誌彙編，僅錄其他文獻來源，特別是地方文獻來源的墓誌。1991年交給出版社的第一稿中，收錄墓誌約六七百方。《唐代墓誌彙編》1992年出版，該書收唐墓誌3676方，其中十九爲《全唐文》所未收，字數超過300萬字。顯然，重復收錄這部分墓誌，對於出版社和讀者來說，都是沒有必要的額外負擔。1993年本書遵照中華書局編輯部意見修訂時，即將初稿中與《唐代墓誌彙編》重見篇目悉數刪除。同時，又以該書與《北京圖書館藏厯代石刻拓本彙編》所收墓誌逐一對核，發現漏收100多篇，即予補出（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多也作了補錄）。《全唐文補遺》出版稍晚，因而沒有予以考慮規避。現在看來，此書幾乎全部錄自石刻，其中墓誌約占十之九五，與本書並不重疊。其中重復部分，一是墓誌以外的各體石刻，大約有一二百篇，二是五代墓誌，也有數十篇重復。《全唐文補遺》大多錄自石刻拓本，不注文獻來源，本書則采據群書，於石刻部分也作過大量會校的工作，同一文的錄文也多有不同，即使重復，也別具價值。本書所收墓誌，大約有三五百方，僅占全書十分之一弱，一部分與前述諸書有重疊，但在前述諸書以外也有數量可觀的保存，也具一定意義。
至於《全唐文新編》所補諸文，雖稱數量巨大，但所補的文章來源，一是把陸心源所補3000多篇都計入了自己的成績；二是把《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和《全唐文補遺》三書的內容全部采入，總數大約爲5500到6000篇；三是從敦煌遺書、《永樂大典》和兩《唐書》等書中，採錄了大量所謂文章，其中包括了許多史書引錄的君臣談話、敦煌遺書中的籍帳文書、《永樂大典》中引錄的存世或者不存世著作的片斷引文等。除了利用已經發表的上述成果外，由於編者倉促成書，沒有仔細調查典籍，搜尋文獻，因而采輯了數量可觀的一批似是實非的所謂逸文來頂冒。可以說，此書追求的目標不在學術方面，即便最表面的前人對唐代一些重要文集的補遺成果也沒有吸取，更遑論其他了。
還必須說明的是，唐代墓誌的編錄大多以時間爲序，與《全唐文》系列以作者爲目編錄唐人文章，在表達方式上有所不同。有鑒於此，我在1993年編了《唐人墓誌存目》，以存作者情況。但最近十多年唐代墓誌的出土和發表數量實在太多，到2004年處理本書最後一校時，不可能再爲後見諸書作這樣的存目工作，請讀者見諒。在此想順便推薦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教授的《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2004年3月汲古書院出版）。此書初版於1997年，編錄了十種書的墓誌目錄，收墓誌約5482方。新版采書增至24種，收錄墓誌達6459方，編次也極其精密。新版出版後的一年多裏，又有《全唐文補遺》第八冊、《邙洛碑誌三百種》、《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卷》等書出版，加上《偃師杏園唐墓》、《榆林碑石》、《咸陽碑刻》等書所收，加上散見群書所見，估計還有1000多方。我在本書《校後記》中提出：“唐代石刻，主要是墓誌，今後應有更完備的著作，即應包括拓本、錄文、校勘、考訂爲一編的集大成的著作，也應該編出包括志主、作者、書者、出土時地及收錄、研究內容的索引。”期待有人做這樣的工作。
最後還想說明的是，輯逸與校勘一樣，大約都可用清掃落葉永無盡期來設喻。多年來爲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有困惑也有驚喜，而最後所獲能達到現在的規模，即存錄唐文在6700篇以上，則是我輯錄之初完全沒有想到的。本書中有爲數極其可觀的稀見文獻，有的作者經過文獻梳理後得到上百篇的文章，而全書涉及作者近2000人，其對於唐代各方面研究的意義，在此就不再多作說明了。雖然殫盡心力，但仍不免有一些遺憾。在我處理完全部校樣的歸途中，買到周叔迦先生的《釋家藝文提要》，見有數篇他見到的文章我仍爲得到，隨即在《校後記》中記下了遺憾。在最後一校交出一周後，門人金程宇博士又給我提供了日本東洋文庫藏虞世南《帝王略論》的序和進表、韓國古籍《釋苑詞林》中的梁肅與和凝的遺文等，所幸還有機會請責編代爲補入。最近一年多，有幸到臺灣逢甲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任教訪問各一個學期，得以購買了大批臺灣學者的著作，有機會充分調查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的藏書，所得極其豐富。此外，見到許多最新的出版物和學術著作，如龍顯昭主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就有十多篇文章爲本書所未收，其中龍多山石刻尤爲重要。此外，也有一些失諸眉睫的遺漏。如唐玄度書《六譯金剛經》拓本，早就出版了，但最近才注意到其中有楊某的序和鄭覃等人的讃，都應該補錄的。大約一年多來，所見又有一二百篇，以後有機會再求刊出吧！
2005年12月15日於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