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的旋涡中，世界各国都纷纷出台刺激经济计划。不知不觉中，刺激经济几乎和鼓励花钱成了同义辞。比如，不久前广东人大代表拒绝住五星饭店开会，称经济危机时期这样太奢侈，于是马上有其他代表反对：正是因为经济危机，许多五星饭店有大量空房，大家住一下也是刺激内需呀。不久前我写了篇文章，讲到中国的富人不在本国“刺激内需”，而是跑到香港买钻石，跑到美国赌博、买房，于是跳出一位有高级经济师头衔的高管怒斥：“从表面上看，富人到外国去消费是把钱花在了外国，这是刺激了外国的需求，因而有益于外国。但是，这种行为的好处绝不仅仅止于外国，中国的普通百姓或者说穷人也能因此受益，甚至可以说不去国外消费才是真正地害了穷人。”
难道一花钱就对经济有好处吗？难道一切政策都要以鼓励花钱为中心吗？经济学家也许对花钱的好处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点刺激经济的小技巧实在是鸡毛蒜皮。韦伯当年写《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分析的历史现象，是要回答一个许多人都在问的问题：为什么清教徒聚居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这最后要归结到清教徒的某些行为模式：克勤克俭，多工作少消费，自觉贡献于社区建设。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即“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最近几十年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使世界的眼光投入到东亚的工作伦理上来。有论者指出，中国传统的稻米经济，精耕细作，要求严格的纪律，生存之前提是省吃俭用、起早贪黑。这样培养的文化传统，才创造了今日的经济奇迹。如果按当今某些经济学家的立场，富兰克林是在那里扼杀内需。中国人那套勤俭的习惯也只能带来经济萧条。但是，放眼历史就看得很清楚，有长久繁荣的，多是这种克勤克俭的工作伦理占优势的地区。
片面鼓励消费的政策，如果短期内刺激了经济、长期败坏了经济的伦理，那么我们宁愿忍受一下短期的阵痛。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出台前后，美国到处都在讨论怎么花钱的问题。奥巴马的交通部长跑到电视上，主持人问：“你们的计划消耗了纳税人大量的金钱，你们将怎么有效地使用？”他竟没头没脑地答道：“这个计划肯定有效果，这是很大一笔钱呀！”主持人说：“先生，我们理解这是很多钱。我的问题是：你计划怎么花这笔钱？”“你要想想这个数字，这是很大很大一笔钱呀！我们当然会很快花掉。很多人都想花呀！”当你听了这样的话后，对经济会有信心吗？
《华尔街日报》不久前刊载一篇文章，分析去年布什用退税来刺激经济为什么“失败”。这本是一笔152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一般美国人收到了300-1200美元不等的退税。决策者最初指望的是，大家拿了钱马上去花，这样需求就有了，经济就有救了。可惜，人们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只把这笔钱花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全存了起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也因此从去年四月时的零上升到了五月的4.8%。另有数字表明，去年十二月美国人的储蓄率，已经从一年前的0.4%上升到3.6%。刺激经济因此“失败”。
且慢。这真是失败吗？我看这倒象是成功。美国现在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本质不就是由次贷所鼓动的超前消费所引起的吗？试想：一个年薪五万的人，一下子买了五十万的房子，零首付。他的每月的工资单就三千多块（扣除各种税和社会保障费用），几年后利率跳高，一个月的分期付款就要四千多块。这当然要破产了。他一破产，贷款就不还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这么破产，收不回贷款的银行当然要倒闭。再想想，一个家庭存款是零，稍微经受些生活上的挑战就会破产、就会寻求国家的帮助。这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对于这些“家无隔夜粮”的人，难道应该劝他们继续不停地花钱吗？所幸的是，在这样的时刻，老百姓比决策者要有理性得多。他们一拿到退税，马上存起来。等钱存多了，他们就可以重建几乎破产了的生活。
有人说，与不存钱的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储蓄太多，平均储蓄率达收入的25%。这到底是中国人思想不够现代，应该通过政策促其改造呢？还是中国人有着“省一分前就是赚一分钱”那种富兰克林式的品德？我看还是跟后者更接近些。要知道，美国人超前消费，虽然有繁荣大国的心理膨胀因素，也和其社会制度有关。一般地说，在美国有工作的人全家从单位自动获得医疗保险（没有医疗保险的仅占总人口的16%），另外，还有失业保险，丢了工作还能领半年相当不错的失业补贴。有些工会成员，失业后照拿一年的工资。子女读书，低收入者有各种奖学金、低息贷款。退休后也有由社会安全等一系列制度支持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花起钱来自然心里有底儿。反观中国，抛开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不说，有时开个简单的证明、办个病退，也要送礼。不尽可能地把钱存下来，万一出了点事可怎么办？
所以，拉动内需，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绝对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建立一套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让老百姓花起钱来心里有底儿。百经患难的老百姓很聪明。你发钱刺激消费，“天上掉馅饼”，他们就会把“馅饼”小心地存起来，作为家中的隔夜之粮。他们知道，“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一辈子只能撞上一两次，但他们生活中的危机和挑战，则永远在那里。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对付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时，比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首先，从“内需”的角度讲，中国老百姓没有满足的需求实在太多了。第二，中国有高储蓄，政府手里有钱。关键的问题是，怎么用政府手里的钱来满足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求。第三，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就象一个刚刚创业的人一样，仍然需要多投入少消费，不能盲目鼓励大家花钱。
举例而言，中国文化中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老百姓在这方面特别舍得在子女身上投资。这种愿意为未来投资的美德，使教育成为民生的最大需求之一。但是，对大致一半左右的人口而言，连义务教育都几乎名存实亡。政府巨大的财政盈余，正好应该在这个时刻拿出来解决这一问题。另外，医疗保健、退休金制度等等，也应该乘机建立。而这些花费，和单纯的消费不同，是投资性的开支。比如，加大教育投资，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比如有坚固的校舍、每班在二十五个学生以内等等），仅此一举恐怕就会提供上百万的教师职位，需要数不胜数的建筑工人。这不仅解决了眼前的就业危机，而且提高了未来的人口质量。
象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属于“社会开支”。我们不妨看看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开支”在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瑞典为32%，法国29%，丹麦、德国28%以上，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在26-27%左右，芬兰、意大利在23-25%之间，瑞士、荷兰、英国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18%左右，福利最低的发达国家美国，也将近17%。而据三月二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的“社会开支”2004年仅占ＧＤＰ的5%，2007年上升到5.8%。如果把中国的ＧＤＰ粗算为25万亿，那么6%的社会开支仅为1.5万亿。如果把社会开支提高到15%，那就是3.75万亿。两者相差2.25万亿。可见，中国在这方面对自己的公民有巨大的债务要还。现在不是鼓励消费的时候，而是要省钱把自己的社会服务健全。有了这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老百姓才能在稳定的生活环境中计划自己的未来。比如，中国人勤俭，喜欢把钱省下来用于下一代的教育，这是塑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文化价值之一。我们刺激经济，也应该强化这样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