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月，东西哲学，终极目标是快乐 正月十四，元宵之前夜，无心出门看月，想必是渐渐的饱满，让人惦记着的圆了。近日为申报课题劳神费力，今晚实在想远离一些。便在书柜里翻找闲书，捞着一本梯利著的西方哲学史，商务出的增补本，搁在那里好久，一直不曾让我读完，大约是本人做了好龙之叶公，买来便不读哉。 西方哲学史不讲东方哲学，好像是顺理成章的活儿，其实原因让人伤神。书中绪论中有这样一句很突兀的话：“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甚至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同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 引文之大意是说东方民族典型如国人的祖先缺乏独立的思想体系，零敲碎打的思想大约只嵌在诗词歌赋这样的文学典籍里，如《道德经》、《庄子》等。自己审视，大概不无道理，儒、释、道三教并立，但“释”显然是舶来品，绵延最长的“儒教”最初的思想也只是保存在《论语》中，而本人一直是把《论语》当作文学作品或如卡耐基类型的书来读的。“道教”从老子以降，到晋武帝时的葛洪，南朝梁代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和司马承祯，中间还有王弼和郭象的玄学发挥，总体上看大多是给《老子》作注，我开始读老子，也是为其语言着迷。因为其思想太过玄妙，没有演绎严谨的体系，是以博大浩瀚的幽深浪漫语言取胜，也正因为如此，才给后人如此多的解读和发挥空间。 从我本人浅陋的专业经历来看，发现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其实本质上是哲学家，如大卫.休谟，约翰.穆勒，圣西门，边沁，斯宾塞，甚至哈耶克等，而在中国的哲学家里和经济学家里，要找到思想的交集非常困难，主要是零星的不成体系，这种挖掘使得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非常艰辛，要去故纸堆里掇菁撷华，煞是费力。要解释这种东西方的人文思想差距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凭直觉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可能有伟大的思想家，却没有宏大严谨的思想体系，想象一下庙里供奉有衣着光鲜，五彩斑斓的神像，但庙本身不够宏伟，很多人只能远远的望着，对神像的描绘与解释权只能让渡给最接近它的人（统治阶级和核心上层集团）。而在西方宏伟的哲学神殿里，有排列整齐，传承有序的众仙，老百姓可以就近挑剔，批判，这种自由的选择最终使思想变成信仰，而国人缺乏信仰，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种政治考量和利益角逐的投机，而中国为何在近现代选择了非西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这更是一个值得绞尽脑汁的问题，非我所能。 问题恼人，作罢作罢！ 斗室蜗居，没有月光偷窥，却有蚊子骚扰，广州热得太快了，让人好生烦恼！ 幸好看到这样的一句：“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实现德性和幸福；国家体制和法的目的在于为使尽量多的人为善而创造条件，即保证社会福利。” 和黄有光说的“政策的终极目标是让人们快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黄有光院士抄袭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思想，就算是抄袭，这种抄袭也让人眼睛一亮，好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