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对解放思想本身作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但对我们来说，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新一轮的科学发展。实现科学发展需要体制机制的规范和支持，解放思想的成果首先要体现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

例如，为了从根本上纠正长期以来形成并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GDP、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广东几经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出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体系和考核办法”，就是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创新成果，对于推动广东新一轮的科学发展必将发挥重要的“指挥捧”作用。当然，这里还有需要许多配合的改进措施，如许多单项的考核要减少，或者大多数要取消，必须杜绝各部门各地方为了加强本地区本部门的再简单增加其他考核的现象。否则，各种各样的考核仍然是越来越多，不是互相冲突，就是冲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考核，也使被考核者疲于应付，难以将精力集中于整体规划并做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工作。

再如，针对财政专项资金分配中存在的“跑部前进”、“暗箱操作”现象引发的无效率和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实行竞争性分配改革。即针对资金分配结果具有可选择性、不固定使用对象的专项资金，在分配环节引入竞争性机制，在明确扶持范围及预期绩效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招投标或专家评审等方法，在众多备选项目中选择最能实现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使用效益最高或实施成本最低的项目。首批15亿产业转移竞争性扶持资金已被梅州、肇庆、河源的产业转移工业园竞得，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奋；1500万民办技工教育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结果也已公示。这种竞争性分配机制以往只见于科研项目资助资金的分配，现在扩大到经济、教育投入等方面的大额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必将大大提高我省财政专项资金的投入效益，推动经济更好地遵循客观存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依市场法则运作，并减少可能出现的腐败机会。

这些体制机制创新，都是广东思想解决的重大成果，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招。这些实招，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又激活了各地区、部门和单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良好的开局既已形成，后面必然更加精彩。比如，财政资金分配的两大块中，除专项转移支付外，还有更主要的一块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一块的分配如何创新就是值得研究的。这一块的作用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就是解决民生问题，显然不适应竞争性分配方式。直接地看，这一块的分配是一个公平问题，即确保各地区、特别是基层政府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块的公平问题解决得好，就能与专项转移支付的效率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经济不平衡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是，从本质上看，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公平分配也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效率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设想一种理想的市场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口和劳动力完全按照经济不平衡状态分布，不存在人口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即人均经济水平是相同的，这时也不需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再分配。然而，现实情况是，经济发展总处在变动过程中，既在一些区位条件适合的地方兴起，而又在另一些条件较差的地方相对衰落。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引起生产两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从而也有了劳动力供给地（或培育地）与需求地（或使用地）的区分。正是伴随这种劳动力从经济相对衰落地区向经济新兴地区的流动，也相应地将供给地花在劳动力再生产上的方方面面的投入资源——直接的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医疗卫生等投入，间接的有社会管理投入等——都带到输入地供免费使用；与此同时，如果这些劳动力的家庭人口并未随其迁入流入地的话，则其工作年限内所交各种社会保险金也留在输入地而不能对输出地有所贡献，从而加重输出地的社会保险负担。所有这一切，都是市场推动追求效率的结果，需要政府的转移支付对提供劳动力的经济落后地区进行补偿。简单地说，广东选择了珠三角这块区位条件好的地方有效推动了广东经济发展，是全广东人共同投入的结果，其成果也应由其分享，这就是省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原因。（当然，也有外省人的贡献，这属于中央级财政转移支付考虑的）也就是说，这种转移支付并不是单方面的恩惠，而是一种补偿。如果不进行这种补偿，则经济发达地区就会低估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市场的市场价格就被扭曲，必然造成效率损失，这种损失当然是更高层次上的。具体来说，这种损失就表现为劳动力输出地社会管理和教育投入不足，从而向人口和劳动力输入地提供素质不高甚至更多不良素质的劳动力和人口，从而阻碍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和提升。

长期以来，我们对一般性转移支付采用的是“基数+增长”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机制存在“讨价还价”等随意性，而且会产生循环累积效应，时间一长，就会严重脱离分配的实际需要，造成分配不公。今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面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以辖区服务人口（主要是常住人口）数作为基本依据确定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基本标准，再考虑辖区面积、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这一标准作一些修正，即可按标准差确定各地一般性转移支付数。例如，设某县标准人口50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所需财力的标准为人均600元，而该县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人均480元，则标准差120元与该县人口数的50万乘积，即6000万元就是该县应分配的一般转移支付数。类似这样的分配机制能保证一般性转移支付能随着各地经济、人口、区划等方面情况的变化而自动作出相应调整，落后地区经济和财力增加了，转移支付就会相应减少；相反，发达地区发展快，也有更多的财力用于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这种分配机制能确保基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需要，而且也为我们按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选择条件好区域重点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因为，对整个国家或全省来说，只要有地方经济得到好的发展，要么可减少转移支付压力，要么可增加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各地不必为了生存、为了地方财力违背经济不均衡规律展开过分的、也是无效的竞争。所以，建立了类似这样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后，我们就可以将更多的专项支出纳入竞争性分配体系，这时的竞争是超越生存水平的有效竞争。此外，因为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及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财力由地方政府统一使用，既有利于其从各地实际出发统筹运用财力和提高支出效率，也有利于我们对一般财政支出效果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整体评估。

总之，解放思想没有止境，体制机制创新的空间还很广阔，推动科学发展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我们相信广东将以排头兵的姿态，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勇气，不断突破阻碍科学发展的既得利益格局，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越来越多的新成果，争当体制创新、特别是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