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老家忙于出台、坐台和跑台，几年未回，见到众老友场面皆如艺术人生，少小情怀依然在，只是朱颜改。
下午和永昌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说起闽西的新旧文化自当从今日始，他说起了一个在近现代史上几近遗忘的人：傅柏翠，把我激动坏了。那是我在18年前住在上杭蛟洋许攀同学傅雁梅家中养病时每天都要听当地乡党说起的大人物，也是我本人认为闽西众多历史人物中最有美学价值和普世关怀的才俊，他的命运比起那些被本土党史学究们天天念叨的昔日中共显要们要丰富、有趣多了，我当时就梦想着拍一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如今终遇知已，我心欣然处有如风吹稻浪。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福建省上杭县人。1914年赴日本留学，加入中华革命党，他在青年时代参加过同盟会。1917年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毕业后，返回上杭县当律师。1926年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代理常务委员，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上杭北四区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6月参与领导闽西上杭蛟洋农民武装起义。不久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参与领导成立红军闽西第七军第十九师，任第五十五团团长。1929年春率部配合红四军入闽作战，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6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组成红四军第四纵队，担任司令员、政治委员。7月任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0月改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兼上杭县赤卫总队总队长，并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率部参加巩固发展闽西根据地的作战。1930年3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同年12月因与中共闽西特委领导有不同意见，拒绝工作。后被指控组织“社会民主党”，开除中共党籍。1931年3月率部分地方武装脱离革命队伍。此后组织地方保安队，自任总队长，实行地方自治。1933年冬曾任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委员会处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党政府永定县县长、福建省保安第十一团代理团长、宁化县县长，福建省参议员等职，曾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西游击队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斗争。1948年冬参与组织国民党闽西地方军政人员武装的反蒋起义准备。1949年5月率领地方武装起义，任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闽西。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院长、省政府委员，福建省文史馆副馆长、馆长，福建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三、四、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福建分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顾问。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他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平反，1986年1月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1月30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革命是许多人参加的集体性的事业，它常常要求参加者摒弃自己的思想、性格乃至良心。在上个世纪中共革命中不少人中途退出，其中固然不乏因理想破灭或操守不佳而变节者，但也有那种因坚持自我而不为革命所容的人，傅柏翠就是这样的人。
1896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蛟洋村的傅柏翠可以说是当年有理想的革命青年的典范。傅柏翠家是当时蛟洋第一大地主，家庭条件之优裕自不待言。古语说“衣食足而知礼节”，但对当年的许多富家子弟来说则是“衣食足而欲革命”，傅柏翠这位大地主的公子刚刚15岁就在福建高等预科学校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在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又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毕业后返回家乡，在军阀混战中组织民团（后改农民自卫军）保卫地方。1927年初北伐军到达上杭，傅柏翠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核心人物。他在家乡积极领导农民运动，说服父兄在自家实行“二五”减租，从而推动了蛟洋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由于他在农民运动中的贡献和在当地巨大的影响力，1927年国共对立后中共福建省委特别批准他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傅柏翠就全身心投入中共革命，还把自己的民团改为农民自卫军，并捐款购置、制造枪支、弹药。1928年6月，傅柏翠领导蛟洋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暴动，失败后退入深山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次由赣入闽，傅柏翠积极配合，为红四军顺利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傅柏翠和毛泽东等13人当选为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七大”之后他更与朱德、林彪成为“前委”常委，共同协商处理红四军一应事务。至此，大地主的儿子傅柏翠成为闽西地区中共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傅柏翠为人个性爽真，桀傲不驯，这使他在家乡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但也使他成为革命者中的“异类”。1930年红四军离开闽西前往江西时毛泽东曾亲自力邀傅柏翠随军行动，但他坚持要留在家乡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试验。傅柏翠主张在他家乡的上杭北四区按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做法搞“农村共产团”，不赞成中共“六大”确定的分配土地政策，因而与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人邓发、林一株等产生了意见分歧。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代表会议召开，傅柏翠因对邓发等人不满而未到会，当选为执委和财经部长后也不去任职。不久，邓发派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林一株到蛟洋找到傅柏翠，要傅抽出一部份枪枝交特委使用，包括傅本人使用的勃朗宁手枪，傅柏翠勃然大怒，将林轰走，并给特委写信反对“党霸”，双方的矛盾公开激化了。12月初，邓发与林一株在闽粤赣省党代会上指责傅柏翠“对抗党的路线、违反组织纪律”，操纵大会开除了傅的党籍，并采取一系列削弱傅柏翠势力的措施。这引发了其家乡民众的不满，以至于特委派的干部进入时遭到了抵制，特委就认为那个地方的人随傅柏翠“反水”了。正在这时，1931年1月闽西在“肃反”中打出了“闽西社会民主党”，有许多人结伙逃到傅柏翠处避难，邓发和林一株就以残酷的刑罚逼迫“社会民主党罪犯”指控傅柏翠是闽西“社党首领”。罪名既定，当时兼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林一株就带领红12军前去“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傅柏翠毫不示弱，动员北四区的民众加上自己所掌握的部队严阵以待，两支原本同属于红军的武装力量紧张地对峙了10余天，最后以林一株率队退走而告终。从此，傅柏翠就被逼脱离了中共。
脱离中共的傅柏翠把家乡变成了一个“不共不国”的独立王国。他组织成立农民联合会，打起农民自卫军的旗号，按地区把当过红军赤卫队及有战斗力的青壮年编成不脱产的军队，既抵御国军的进犯，又防范红军的讨伐。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在家乡进行“农业社会主义”的试验，他的辖区虽取消了苏维埃旗号，但却一直保留农民在“土地革命”中的成果，不许豪绅“反攻倒算”，自己家的土地也全交给农民分配，使当地多数老百姓对他竭诚拥戴。国民党方面曾多方拉拢他，他也曾短期接受过一些委任，但他始终是若即若离，主要还是在家乡搞自己的农村试验。而他对红军也并未反目成仇，竭力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并尽其所能予以物资上的帮助。1933年冬，国军十九路军发动联共、反蒋的“福建事变”，傅柏翠积极参与，为红军与十九路军之间的沟通提供帮助，当时双方所有来往人员都由他的辖区派人接送，所有接济苏区的物资都由他的辖区转送进去。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闽西红军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与傅柏翠达成了口头协议：红军部队不到傅柏翠的辖区活动，傅柏翠的辖区不对红军禁运物资，当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傅柏翠部敷衍参加。这样，傅柏翠的辖区实际上就成了红军游击队与外界往来的重要通道，解决了游击队药品等物资匮乏的问题。由此可见，傅柏翠“独立”后对红军的贡献某种程度上比他在红军中还要大，他在国、共的两面夹击中仍不失自我。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对傅柏翠也并没有过于逼迫，基本上是听之任之，可见当年国民党控制的宽松或者说是疏漏、无力。
1949年5月，傅柏翠“带头率领2400多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脱离国民党”，并“率领起义队伍配合解放军解放闽西”。以前的老战友似乎还念着他的情，让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就任全国政协委员，并让他担任过福建省法院院长、民革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毫无实权，基本上可以说是退出了政治的舞台，但他总算得安享晚年，历次政治运动中似乎也没遭过多大的罪。比起以前一同参加革命但在内部清洗中丧生的战友来说，傅柏翠是幸运的。
1986年，被开除中共党籍56年之后，90岁高龄的傅柏翠又“重新回到党组织”。我相信有关资料所说这是他自己“多次”要求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傅柏翠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甚至可以说在当年的革命者中像他这样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并不占多数。理想主义者容易投身革命，但在革命中保持自我则难乎其难，傅柏翠就曾为了保持自我而备受坎坷。据说傅柏翠“重新回到党组织”后曾赋诗一首云：“丹心不随双鬓灰，谁说青春去不回？九十生辰重入伍，长征路上从头追。”我以为其“不灰”的“丹心”自是他青年时代就信奉的理想，而其要“从头追”的当不是对过去坚持自我的“悔”，而是人到晚年对理想未达的某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