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艺谋的官司一审判决结果很雷人

上午十点，我的代理人王莹女士发来短信：判决结果出来了，判决45万。

对于这则短信，我非常不解。45万？谁赔45万？第一被告？第二被告？还是两被告共同赔付45万？而且，45万怎样分割？肖像权占多少，姓名权占多少，名誉权又占多少？

我当即给王莹女士打去电话，问判决书就三权两被告具体是怎样分割的。她回答说，判决书并未对此分割，仅仅是极其笼统地判决我和华夏出版社输了官司，总共赔偿张艺谋45万。

对于这样一个判决结果，我确实被雷住了，当即有些不知所措，犹豫了几分钟，接着打电话给我的律师陆刚先生。他显然也被雷住了，一再说：怎么是这样的？不应该呀。

为什么不应该？原因很简单，原告张艺谋就三项权利起诉我和第一被告华夏出版社。所涉及的三项权利中，姓名权大概指封面的签名，肖像权指该书所用图片。这两项，均是出版社操作的结果，与文字作者无关。即使是图片的使用，虽然牵涉张艺谋的肖像权问题，但同时，照片属于艺术作品，还有一个作者版权问题（据我所知，所用图片，均是从摄影师处购买的，是否侵权，当有争议。而封面用原告签名一事，因需要证据商业用途和宣传用途的区别，是否侵权，或者侵权但是否造成损害需要赔偿，均可争议）。如果法庭不进行分割，责任怎么划分？是三项均侵权，还是某一项侵权？这个判决怎么执行？

坦率地说，涉及这起案件之初便冲天而起的预感，再一次被证实：这是一起早在起诉之初，便已经内定了结果的案件。法官甚至不屑于在判决书中玩一点文字程序。或许，他们也早已经知道，一个总额仅45万的小案子，再上诉，便已经到达高级人民法院了。高级人民法院拿到这桩小案子之时，一定会哭笑不得，自然也不会当一回事。最终上诉被驳回，大概也是可以预知的。

需要说一说，我一开始为什么便预感了这样的结果。

第一，我的部分公民权被无情且毫不犹豫地剥夺

案件起诉之初，原告方制造了很多言论，说我躲了起来，找不到人等等。事实上，原告的起诉书中，有我在广州的准确通讯地址。且出版社方早便知会我，已经将我的手机号码告诉原告，原告律师可能会通电话和我联络。事实上，我至今未接到过原告律师的电话。

果然，就是因为我“躲起来”这个“理由”，我在接收法院送达的起诉书时出了问题。据说是没有人接收，被退回了。事实上，现在的双职工，平常肯定要上班，只有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家里才有人。而我家在我所说的这个时间段，肯定是有人的。但这份极其重要的法律文件，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收到。后来虽然经我要求，法院方面补寄了一些相关文件，可从未补全该送的文件。

若说，我永远收不到相关文件，那我只能认为上天与我作对，让我的那个地址收不到邮件。奇特的是，五月底，法院给我寄出了第二份法律文件，我竟然“神奇”地收到了。这一事实不可争论地说明，我的通讯地址并没有丝毫问题。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张艺谋起诉我和出版社的总案值仅150万元，根本不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接案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是250万元）。这起案件，一开始便存在一个巨大的管辖权疑问。也就是说，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越级授理案件之嫌。为什么要越级授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闲着没事干，要充分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己争点事干找点事干？显然不是。

作为公司，法院越级授理案件这种明显的越权行为，我是有权质疑的。这是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所应该享受的正当合法权利。据此，我反复向法官提出这一问题，可法院方面却坚定地回答说，已经过了时效，你无权提出管辖权疑义了。接下来，我说，你们电话答复，显得不正规，我需要一个书面答复。但是，我这一要求，被拒绝。

就这么一个离奇的邮路错误，我的部分公民权被剥夺了。

第二，原告根本没将这件官司当一回事

案件正式进入审理程序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双方交换证据。

我拿到原告方的证据之后，觉得奇怪，这些证据太简单了，完全像一个马虎的小学生敷衍老师的家庭作业（案件审理后，有关媒体已经提到了那些证据。在此不一一列举）。所涉及的证据，也没有半点污辱歪曲之词的东西。我当时就此和我的律师以及出版社的律师交换意见。他们也觉得对此不可理解。按说，法律是严肃的，提交法庭的证据，也应该严肃。据此，他们提出两种判断，第一，原告根本没有将这件官司当一回事，只是随意地弄一下了事。第二，很可能将所有的背后环节已经做通了，根本不屑于在证据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他们对判决结果早已成竹在胸。

庭审的时候，原告方仍然坚持“是否授权”这一立点。

这是一个十分缺乏法律常识的立点，用来作为宣传噱头可以，但在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我因此举了一个例子，假若要写孔子，是否需要到坟墓中取得他的授权？原告方显然无法驳斥这一点，因此在日后召开记者会时，不得不改口说：“法律确实没有这样的规定，但……”

在一个严格执行法律程序的法官面前，这样的说词，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地宣示了案件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实，案件未宣判之前，结果已经内定了。

有鉴于此，几次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问到我对结果的预判时，我都说，我一点都不乐观。因为背后我不便言说的东西，实在太多。

今天，果然一切如我所料地发生了。

最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判决书甚至都不屑于往脸上搽一点法律的脂粉，就那么赤裸裸地雷人。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律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