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下山谈判叶挺被扣
蜜蜂洞里项英遇难 (7)
皖南事变时的蒋介石和周恩来
周恩来从苏联疗伤归来后，1940年的圣诞节，蒋介石特意请周恩来吃晚饭，算是感谢周恩来在四年前的西安救了他一命。他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异常激动地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5日来电，说道：“项英说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又有国军暗中包围之象，这样一来，新四军须有两个月时间，才能分批渡江；皖南军队不能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尤其是李品仙的袭击，还有弹药和开拔费，也请委员长从速发下。”
蒋介石放下杯子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搞大了，现在谁听都了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你要发饷我发了，军政部也要发的。我弄得没有办法，天天向他们解释。”
周恩来听了很生气地说：“这些人抗日抗日，大吹小打，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果白崇禧再软下来，整个军队非自己转弯不可。”
蒋介石接着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打，一面也很难过。”
蒋介石越说越动情，掏出手绢擦起眼睛。
周恩来说：“中共诚意拥护抗战，也拥护委员长。但是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只能帮助敌伪。如果新四军调防河北......”
不容周恩来说完，蒋介石便抢着说：“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为你们着想，开到河北去，按照划定的区域，多么大！在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发展，可以实现你们的抱负。现在你们分兵四出，指挥训练不好，河北也没弄好。如果集中起来，对内对外都可做得好。现在你们这种做法，简直连军阀都不如了。”
“你这种说法太不符合实际。我是希望你能有所发展......”
蒋介石竟露出威协口吻：“我是发展，可你们低落了！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果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他又放低声音，“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过，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
“我们已经顾全大局，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还是拟请免调。”周恩来说。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到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
“问题不会那么简单。”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都好解决。只要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纪律，一切都好讲。一切待遇如有丝毫不公，你可找我。”
“我总不能事事都找你吧，你的那些下级根本调不动。”
“这可不是事实。我看主要是你们中央还没下决心。你应该把我的话全部告诉你们的中央，不然你们不失败，也会弄得大家反对你们，你们自己队伍里也会有不同意见。”
“你这是指张国焘喽？”周恩来眉毛一挑，一股寒光似地射过去，“你们把他弄过去，又反过来研究我们，打击我们，使人不得不怀疑你们究竟是抗战还是反共。”
“张国焘的事好解决，他不是已经公开发表了文告吗。过些时候，我再想办法解决。我现在处的环境与你们一样，困难是一定有的，不过你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你们中央。否则，我们见面也说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你这样未免太不民主了吧？”
蒋介石目瞪口呆，他最怕别人说他不民主：“我不是民主派？难道你认为我不民主？”
周恩来很清楚，蒋介石策略的变化，直接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分析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现在处在三个阵营争夺之中，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宋美龄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宴会之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电告了蒋介石的态度：“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阀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不复电），不断骂人，在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我将毛主席24日意旨告蒋。蒋所谈的要点如下......我对蒋的挑拔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蒋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当时苏北的形势是：
1940年10月4日至6日，新四军在苏北黄桥打败了韩德崇。五天后，蒋介石则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强令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命令驻河南的汤恩伯和覃连芳两军东进。
汤恩伯率十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率五万人向皖东进攻。为了自卫，刘少奇和陈毅经毛泽东批准，于11月29日发起曹甸之战，先收拾了韩德勤，然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汤恩伯，以摆脱被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
为了缓和形势，争取局面好转，毛泽东电周恩来，“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剿共则亡党亡国。”周恩来积极活动后，复电说：“国民党元老派、各党派都已见过，虽然他们同意反对投降反对内战，但他们同时都建议我们也要让一步。”
至于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这个问题，周恩来着重反映李济深和冯玉祥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李济深认为，中共固然要作些让步，但蒋介石目前还不敢采取大的反共军事行动；而冯玉祥则认为，把蒋介石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
毛泽东对此两种不同的意见作了分析，认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协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李济深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他们）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不敢动手，最多是“大吹小打”，因此迟迟不愿放弃皖南。甚至于把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讨价还价的法码：汤恩伯如果东进，皖南部队就不北移；皖南部队北移，汤恩伯就不能东进。当时，新四军皖南部队力量太小，作为讨价还价的法码不够份量。
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估计出了偏差，还是蒋介石的换帖“兄弟”冯玉祥了解他的这位“盟兄”。
圣诞宴会过了几天以后，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余人，从皖南云岭等地，按蒋介石的限令开始向北转移，6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七个师八万人的袭击。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几乎一日一电，向周恩来通告新四军情况。1月13日，他们又发来了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希夷（叶挺）军部率六个团仍在泾县以南茂林地区围困中，并没有出来，现粮尽弹绝，处境极危，有全军覆没之可能。虽有傅秋涛两个团突围至宁国山地，亦未突出大包围线外。请严重向重庆提出交涉，并向全国呼吁求援等语，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则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
周恩来接电后，当天就打电话找顾祝同交涉。军委会次长刘为章在何应钦家里，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周恩来将电话内容急转延安。
毛泽东接到电报，发火了，回电说：“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没，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叶、项主力尚在茂林，被数万大军围攻，现已血战八天，十分危险！”
1941年1月11日晚，重庆万家灯火，周恩来正在参加《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南方局机要科突然收到一封标志为“AAA”的十万火急的电报，发报者为新四军军部，译出后立即送到周恩来手中，原来这是受国民党顽固派围攻的新四军在弹尽粮绝时发出的告别电，说明他们已遭不测。
周恩来看过电报满腔悲愤，当即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他正在讲话，附近有人捣鬼，电灯突然熄灭了，他不仅没有中断讲话，反而用更加洪亮的声音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的这番讲话，使到会的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
被迫还击的新四军，血战七昼夜，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六千多人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颠倒黑白。
就在当晚，南方领导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各种应急措施，其中最紧急的是部署二、三线电台，万一国民党查封公开电台，后备的即可接替，此后又联系香港密台，指示廖承志在港公布“皖南事变”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原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酝酿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 危局。
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当天夜里，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开会。他表情凝重地说：“我们不希望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但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如果顽固派搞袭击，我们抵抗一下，把密码和文件毁了，就准备坐牢......我们要争取全师而回，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
当时局势紧张，中共中央来电指出，“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并要求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为防止国民党当局袭击，南方局命令机要科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全体员工名单电告延安，以便有人被捕时，中共方面能据此交涉。
南方局在重庆所设8部电台，其中3部是公开的，已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另有5部为秘密的，其中2部设在红岩村办事处三楼，联络对象为延安、雅安；1部设在红岩村俱乐部楼上，与延安试通后备用。其余2部为流动性质，先后分设在市郊黄沙溪、市内中国工矿银行办公楼上，联络对象为延安。时局最严峻时，仍有4名报务员在红岩村坚持收发报，片刻不停地向中共中央通报重庆的情况。
当“皖南事变”最后的消息通过延安电台传给周恩来后，《新华日报》以开天窗表示沉默抗议。其中一处填上了周恩来愤笔疾书的：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他抓起电话，直接打给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红岩。
一些知名人士如侯外庐、剪伯赞等心急如火僚，登门来看周恩来，担心地问：“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而夭折？”
周恩来气愤地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的！”
周恩来很清楚，英、美本来赞同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但又怕由此引起中国的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所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急匆匆把周恩来请至自己家里面谈后，又去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不要操之过急。英国政府接到卡尔的报告，也向蒋施加压力：内战只会引起日军的攻击。此事也惊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急派代表居里访华。居里一到重庆，就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知道美国的意图，便把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材料都提供给居里，并说：“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至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
“周先生，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予以援助。”居里说。
居里送走周恩来，他马上去见蒋介石，劈头就是一句：“我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蒋介石像突然挨了一闷棍，半天没有应声。他不明白美国为什么会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周恩来施了什么障眼法，使得老美转晕了头！他的不满是对着下属大发雷霆，是对着日记长吁短叹：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罗斯福在当选总统后，就把他对中国的特有感情贯穿到他的对华政策上。
原来，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于1829年到过中国，并在对华贸易中赚到100万美元，回国后投资铁路亏蚀净尽；1856年他又去了中国，并在南北战争期间成为联邦政府在中国的代理人。罗斯福的母亲曾经在香港度过一段少女时光。
罗斯福在他长达12年的总统任期内，调停国共冲突、使中国避免内战和建立各党联合政府，曾是罗斯福苦心设计的对华外交的基石。罗斯福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抗日战争期间罗斯福经内政部长伊克斯推荐，阅读了《西行漫记》，他曾几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曾任罗斯福侍卫的卡尔逊上尉是受美国政府派遣访问中共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1937年春他被派到中国时，罗斯福总统专门接见了他，要他不时写信，直接寄往白宫，告诉自己那里发生的事情。1937年至1938年，卡尔逊在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两次旅行访问，与毛泽东做过两次长谈，了解了八路军的军事组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罗斯福一直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
皖南事变后，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表示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共之争。
在二战期间，罗斯福竭尽全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制约苏联。此举遭到了英国与苏联的强烈反对。但罗斯福一直致力于使英、苏接受他关于中国大国地位的提高，这其实也就是接受他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后来在开罗会议中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哈里．杜鲁门上台，这才开始了全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